三国时期诸葛亮为什么死心塌地跟着刘备？

关羽被东吴杀害以后,刘备报仇心切,竟不听诸葛亮劝告,亲自率军出征,攻打东吴.结果大败,自己也病倒在白帝城的永安宫.刘备知道自己病难以治好,便派人日夜兼程赶到成都,请诸葛亮来嘱托后事.

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那翻“嗣子不才君可取”的话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因为这样的托孤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史上仅此一例。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刘备临终时的激将法——将诸葛亮一军，让他死心塌地辅佐刘禅，不敢造次。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少。毛宗岗曾在此评点说：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话乎?曰：以为真则真，以为假则假也。言下之意他是不信的。明朝的李贽就更直接了，干脆大呼：玄德真奸雄也!

而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中却表示：先主之宏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一起看看两人的感情就知道是真是假的。

东汉之末，纲纪崩摧，黄巾蜂起，州郡割据，自桓、灵、献三帝七十余年间，中原大地成了盗贼横行，权霸凌烈，有奶便是娘，有枪便为王的暴力搏杀之场。曹操占了天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他奸诈酷烈，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尽失人臣之义，终不入百姓法眼。孙权承嗣父兄，霸业江东，虽有地利之极便，然而，偏隅一方，自封自闭，终一时难为泱泱华夏之正统。三雄之中唯刘备志在除汉贼，扶汉室，匡正王道于九州，符合天下百姓求安定、盼一统的大方向。刘备得的是民心，虽囿于历史大势而终其一生未能实现他的宏图大业，但他的信念至死未移，他的言行至死未变，他的事业也因为后继得人而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他用自己对大汉王朝竭诚无二的忠义，以虽为一蜀而独耀西天的汉王国，为刘汉帝国四百余年的长编续结了一个小而灿然的光环。

白帝城刘备托孤于诸葛亮，说出“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话，除了尽现他们君臣之间志同道合、情比股肱的肝胆本怀之外，最能体现刘备对志向、对事业、对国家百姓至死不逾的忠义之心。对此，后世评家说辞多异。不少人评刘备是伪言，就是今天所说的作秀。其实，说轻一点这是曲解了刘备，说重一点是以小人之心度英雄肺腑。评说历史人物，定要设身处地，深研当年，再现客观才能说话。绝不能扑风捉影，妄加揣测，离题万里。

想当年，军阀混战，群雄逐鹿，志在天下身体力行者，何人不知创业之艰危?何人不明继者之重要?对刘备来说，偏隅西蜀一角，三分天下而其势最弱，前狼后虎，鹰视耽耽，秋风四面，稍懈即灭，面对残半金瓯，匡扶汉室以正天下从何说起?凋山敝水有何可资传嗣?诚然，父继子业是帝王正统，但刘备直至将死之际，仍是一个置身于零乱的旧正统之中，奋力拼凑新正统而未获成功之人。他还未能实现宏图大略，偏狭蜀地离他心中的帝系天统还远得远呢，作为一个出生入死为一统的实干家，刘备还有什么事情不明白不清楚吗?

正统的建立需要英才而摒弃庸人，而他的儿子又的确不堪重望，为了能够实现自己及众人共同的大志向，为了大汉天下从此河晏海靖，他为什么不会思考更适合的人选继承自己，又有什么必要当着自己的生死战友诸葛亮去扭捏作伪呢?难道此一种现象真如有人所言“三国人情，以谲诈相尚”的吗?真是能导致“备之命亮，乱孰甚焉”的吗?置刘备当年处境于不顾，非要旁逸斜出、搜罗扒剔一些莫须有的所谓资讯，来让千年前的英雄灰头土脸，叫现时代的英雄哑口无声，脸皮也真是厚得可以。

无独有偶的是，《吴志·张昭传》引《吴历》记孙策临终时对张昭也说过“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话，有人以此来证三国时人情，或以为是人主临终的一种惯语，我真奇怪这类人的思维逻辑，史实面前却常常自以为是，你为什么不先问一声，它为什么是三国时期人主的一种人情惯语呢?又为什么不以此来证明是三国时期英雄们的共有的真情呢?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说得好：“……三国纷争之时，统治者心中之主要目标，在于巩固地盘，进而争夺天下。

刘备以此勉励诸葛亮，孙策托孤于张昭亦然。”卢弼《三国志集解》中也说：“昭烈睹嗣子之不肖，虑成业之倾败，发愤授贤，亦情之所出，何疑为伪乎?”陈寿《三国志·先主传第二》最后评刘备道：“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胜轨也。”这才是至情至性至实之评。英雄之情的惯语也一如常人常情的惯语，是其时其地其人情感的率真流露，道不同不相为谋，后世评家又何必非要强拉硬扯唯以“恶俗”二字马首是瞻!

三国鼎立，西蜀立足最晚，地最狭，人最少，力最弱。刘备称帝之初，百废待举，他却为报关羽之仇，倾全国之兵攻吴，遂至大败，郁忿而逝。诸葛亮事后叹息说，如果法孝直在，必能劝阻。后世评家以此作为诸葛亮不受刘备信任的例子，岂不知这正是一个诸葛亮与刘备亲密无间的铁证啊。基于是志同道合的知己，诸葛亮绝不会出面阻挡刘备为关羽报仇，天大的悲痛还在其次，根本原因在基于事业之上的手足之情。人既已没，大业又何从谈起，刘备视兄弟情谊至大如天，正是他忠义社稷的最公正的注脚。

对此，诸葛亮是非常清楚的，他的遗憾，意思是由“圈”外的后来者提出反对意见，更符合大道大义的实际，能让刘备更清醒地认识报仇举动的不合时宜。诸葛亮之言恰恰反映出刘备对亲友的那种拙直之义。于国家，曹魏已篡政，刘备也已承续汉统，为践诺“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兄弟情谊，当然成为刘备不计生死，必倾全力赴汤蹈火一战的必然。痛失关张手足，义赴黄泉共处，正是刘备当行必行之大义。诸葛亮明知劝阻不了，也没有去劝阻，因为，诸葛亮又何尝不是满腔忠义之情呢。明知伐吴为错，倾出更谬，却一个必行不罢，一个不劝而忍，社稷忠义，情死如一，这就是刘备、诸葛亮一群乱世精英所共有的独特情操啊。

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上表北伐，表中有言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可见事业之大在刘备、诸葛亮他们心中的重量。青春已去，大志不逮，回首当年，痛彻骨髓，三分之窟、残山断水何尝在他们的眼中!嫉忌怨怼、结党营私、猜嫌谄构、贪贿敲剥等等污浊又何尝在他们心中!清初才子金圣叹临死寄语家人说：“杀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金氏因双异并至而惊诧，实乃是为倾灭在即，壮志灰飞而悲叹。可见世之英雄的豪情壮志，是死灭无尽殛粉尤存的。以此观之，刘备之伪又从何而起，又从何而来!

刘备之德，惠民之仁。高风亮节，飚炳千古。前事后师，黄钟大吕。试观今日之宇内，和谐风当偃小人草，务必以前贤为鉴，老调长谈，才能够避免“后人复哀后人”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