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传奇,上天遁地的特工、各个专业顶级科学家、领先世界的犯罪侦破技术和装备,还有上查政府要员下打暴徒犯罪的权力,汇聚的结果,尽在那句霸气十足的破门必杀句:“别动,FBI!”
不过联邦调查局一直争议不断,它刑讯、窃听、入室盗窃等手段也一直踩着美国法律的底线。195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入学资格考试的一道论述题就这样问道:“请试论,国家政治机构对民主构成哪些威胁?例如,联邦调查局,执行秘密行动,拒不接受公众监督,等等。”而在美国民间有这么个笑话:有一天FBI接到举报,有人在自家花园里藏毒。FBI立即出动,把那人的花园翻了个遍,寸土都不放过,最后什么也没找着。特工们走了之后,邻居给此人打来电话说:“FBI帮你把花园松完土了吗?该你举报我了。”
FBI的无所不能,果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
打击犯罪的传奇机构
联邦调查局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08年。当时美国西部地区的土地投机活动十分严重,不少人分期付款购买大批土地,再分成小块卖给农民从中牟利。为了调查非法土地销售,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命令司法部长查尔斯·波拿巴成立一个不隶属于任何其他部门的独立调查局。
1924年第六任局长埃德加·胡佛上任时,调查局特工已经从34人扩充到了650人,但权力还很小,手段也不专业。胡佛先后成立了指纹鉴定处、调查处、调查局国家警察学院、犯罪技术实验室等机构,并制定了训练特工人员的条例制度。
在胡佛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开始四处出击。1930年代初,由于大萧条的影响,美国犯罪率急速上升,涌出一批诸如“雌雄大盗”邦妮和克莱德、“娃娃脸”尼尔森、“机枪手凯利”等臭名昭著的罪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汤普生自动步枪和福特公司生产的 V-8 型汽车更使他们如虎添翼。
这些人中,最让警方头疼的还是约翰·狄林杰。狄林杰和他的同伙把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南达科他州和特拉华州的银行全抢了个遍。抢劫过程中,狄林杰头戴一顶时髦的白色平顶草帽,和出纳员与顾客谈笑风生。他还四处宣扬“银行让农民破产,抢劫银行是正义之举”的言论,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胡佛抓住机会,为联邦调查局争取到了对此类跨州案件的管辖权,将狄林杰列为“一号公敌”,向全国发出通缉。1934年7月21日的晚上,狄林杰和两个女人刚从芝加哥一家电影院里走出来,一队调查局特工就围了上去,乱枪齐发,解决了狄林杰。善于利用媒体的胡佛没有放过这个好机会,几分钟之后,约翰·狄林杰被击毙的消息传遍美国,调查局一夜成名,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打击犯罪机构。
胡佛局长的个人烙印
在胡佛的游说下,1935年调查局改组,正式命名为联邦调查局(英文缩写FBI)。FBI特工不仅可以携带枪支,而且可以在全美境内打击犯罪行为。
胡佛性格暴戾,这个出身名门、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局长神经敏感又待人严苛,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总会因为些奇怪的原因被他辞退。
其一是肥胖和秃头。胡佛希望特工们个个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肥胖、秃顶是绝对不允许的。胡佛曾在局里下达死任务,凡超重者一律调出联邦调查局总部。结果一个胖子特工因为突击减肥而整整一个礼拜没有进食,最后一头栽倒在写字台前,再也没有起来。
其二是逃班。胡佛是个工作狂,正常的上班时间本来应该是九点,他却规定特工早晨七点就来上班,即使通宵加班后也不例外。有些没有任务的特工签到后便躲到附近咖啡厅消磨时间,一旦被胡佛发现,这人在局里的前途就完了。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最大的变化则在于有了系统的卡片档案。大学期间,胡佛曾经为国会图书馆工作。那个年代的图书查询,都依赖首字母、主题和年代为检索关键词的图书卡片。对于卡片档案了如指掌的胡佛,早在1920年代就创建了有关无政府主义者和团体的情报档案,他编写的索引卡片效率极高,人名和相互参见条目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查到。
对于档案和信息的笃信,贯穿了胡佛一生。如何获取情报,如何利用情报,成了未来四十多年联邦调查局最核心的任务所在。如同胡佛自己坚称的:“情报就是力量!”
二战时的窃听风暴
1908年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下令创建调查局时,众议员们纷纷站出来表示要捍卫公民的隐私权。当时司法部长波拿巴以个人名义向国会承诺,调查局绝不会沦为秘密警察组织,也不会与政治产生任何瓜葛。
当然,承诺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而当胡佛掌权后,这个差距更是无限拉大了。1940年5月,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交给胡佛一个特别的任务,对“那些被怀疑为从事颠覆美国活动者,包括涉嫌进行间谍活动者”使用的公用和私人电话进行窃听。
“二战”期间,搜集情报和反间谍、反破坏固然是联邦调查局的新任务,但搭线窃听始终是对民主和法律的践踏。罗斯福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帜,还是招来一片反对声。胡佛也不跟大多数人唱反调,他跟国会保证,发现调查局特工有涉嫌窃听电话的行为,就立即严惩。最后罗斯福顶住压力给了联邦调查局窃听的特权,口上说反对窃听的胡佛也就尽心地做起事来。不久后,35岁的“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工会”负责人哈里·布里基斯就被逮捕。联邦调查局特工们窃听到了他与别人的电话,认为他是一个试图威胁美国安全的共产党。
有总统默许,胡佛是不惮以最有效的手段获取情报的。1942年,德国潜艇运载两个纳粹间谍小组共八人分别在佛罗里达州和长岛秘密登陆,意图在美国国内进行破坏活动。联邦调查局获得线索后,大举出击,将这些间谍全部逮捕。调查局后来发现,其中三人曾经通过在纽约和芝加哥银行申请用美元兑换马克,以便让德国情报机关与他们取得联系等。胡佛那敏感的神经立马跳跃起来,当即从银行和美国境内的德国外侨下手,开展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密集调查。
调查牵扯出上千名间谍、数万份文件以及美国最大的一家银行——大通银行。为了拿到大通银行的真实档案,联邦调查局从大通银行纽约总公司的对外部中招募了一名助理出纳员和一个中层经理。每逢深夜,调查局特工就秘密潜入该公司,筛查对外部的有关档案。筛查结果显示,大通银行有重大间谍嫌疑。
然而潜入大通银行的搜查行动无论是被认定为入室盗窃还是情报调查,都没有经过任何授权,且是非法的。大通银行聘请的律师威胁要将联邦调查局告上法庭,胡佛还没有狂妄到敢把这些手段大白于天下,只得放弃了这次轰轰烈烈的调查。
黑人领袖遇刺,FBI万里追凶
1968年4月4日18时,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正下榻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洛兰旅馆306房间。当他吃完晚饭来到阳台上时,天色正渐渐暗下去。突然一声枪响,马丁·路德·金捂住脖子,慢慢地仰面倒地。19时零5分,医生宣布:由于子弹炸开了大动脉血管,切断了颈椎,无力回天。
联邦调查局的追凶行动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他们的雷厉风行。4月5日凌晨,联邦调查局宣布已掌握破案线索。枪声来自洛兰旅馆对面的布鲁尔公寓。房东太太回忆说,出事当天15时15分,一个男子住进了正对着洛兰旅馆的房间,但这人晚上6时后就不见了。与公寓相隔几座门的游艺场老板作证说,枪响后他看到一个人向南奔去,并在离公寓十公里之遥的人行道上扔下一个包袱。不一会,那人开着一辆白色“野马”牌的小汽车朝相反方向疾驰而去。
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捡到包袱,发现里面有一支雷明顿牌760型“打猎能手”式步枪,还有一架望远镜和一个拉链式蓝色手提包。提包里装着洗漱用品、一条男短衬裤、两罐啤酒和一个标有田纳西州孟菲斯约克枪械公司字样的纸袋,以及一支约克枪械公司售货发票,日期是1968年4月4日。联邦调查局孟菲斯分局局长詹森立即派飞机把包袱送往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鉴定。
FBI总部是美国最大的调查网络中枢,设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犯罪侦破技术实验室,包括鞋印和车辙研究室、器械和兵器检验室、指纹鉴定和档案室、笔迹鉴定室等等。尤其在指纹鉴定和档案室里,约存有1.75亿份指纹档案,利用尖端的镭射技术,能从一块木板或一张纸上,分辨出四十年前留下的指纹。
在这次的追凶行动中,FBI利用这些先进的技术很快就查出了眉目,步枪是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海空军需商店购买的,望远镜买自孟菲斯约克枪械公司,根据特工们奔赴各地调查结果分析,这两样物品的购买者和“野马”汽车的买家是同一个人,且与众人目击的嫌疑犯十分相符。这个时候在亚特兰大市,警察找到了被丢弃的汽车,在车里发现了一张标有马丁·路德·金住址的地图。联邦调查局指纹检验室的专家将嫌疑人留在布鲁尔公寓里和汽车里的指纹进行仔细辨认,在联邦调查局档案中找到了所吻合的指纹卡。卡片注明:“詹姆斯·厄尔·雷,1928年3月10日生,伊利诺伊州奥尔顿人。”
为防止疑犯逃出国,特工们分散到各国驻美国大使馆查阅护照档案。经过两周检查,在一个叫拉曼·施耐德的赴加拿大签证申请书中发现了与雷的相貌非常相似的照片。1968年6月8日,在伦敦机场候机厅,詹姆斯·厄尔·雷被抓捕归案。侦破此案,联邦调查局先后投入了3014名特工人员的力量,花费了140万美元,累计行程五十万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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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们的秘密档案
关于杀人动机,雷招认,自己是个种族主义者,仇视民权运动,为此他获刑九十九年。不久后他提出上诉,说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的替罪羊。这也并没有让人意外。FBI“反共”的热情向来不比对付纳粹少。卓别林、爱因斯坦等“疑似亲共分子”都长期受到过联邦调查局的监视;钱学森在美国期间也被FBI拘留过,据说十五天内瘦了十五公斤。
对付马丁·路德·金联邦调查局更是不遗余力。仅仅从1964年1月5日起的十七个月里,在马丁·路德·金全国巡讲途中所住宿的旅馆里,联邦调查局居然安装了十五个窃听器,结果没发现金亲共,倒录到了他招妓的证据。FBI曾以此要挟想促使金自杀。
真相究竟如何,或许很难有答案。但马丁·路德·金的遗孀此后还长期受着FBI监视。1972年5月2日,胡佛因心脏病逝于家中。金的遗孀感慨:“一个可悲和危险的环境终于离我们而去了。”时任总统的尼克松则长出一口气,在安排电视讲话公告国民之前,尼克松派人闯入了胡佛办公室,寻找一直让他如鲠在喉的秘密档案。
调查局不仅握有左翼分子、纳粹分子甚至无数普通公民的指纹存档、不良记录和私人信息,甚至还有诸多总统和政要的秘密档案,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了。尼克松时代,调查局拥有参议员的档案883份、众议员的档案722份。他们私生活中耸人听闻的细节、嗜好、弱点、政治上的失误以及违背法律的所作所为胡佛都知道,但他不会随便泄露,他只会在某个需要的时刻,对当事人说:“这是您的案卷。它在这儿像在银行里一样保险,除我之外,谁也看不到它。”
富兰克林·罗斯福、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都因为偷情被胡佛捏了把柄。尤其是罗斯福,连他夫人的裸照和婚外情证据都被胡佛掌握了,自然被吃得死死的,半默许地纵容FBI权力日益膨胀。
与联邦调查局关系最默契的,大概就是尼克松了。胡佛捏出了尼克松香港情人的资料,尼克松则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视胡佛为政治顾问。1969年3月17日,尼克松下令在柬埔寨轰炸北越军队,这次行动最重要的是保守秘密以防止该国抗议。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意这次轰炸,但是事先说好了,一旦消息走漏,西哈努克将基于国家的中立立场公开指责轰炸。然而1969年5月9日,计划还真的泄露了,《纽约时报》第一版刊登了记者威廉·比彻关于这次轰炸和西哈努克没有抗议的报道。一时间,不但是北越,就连美国本土都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反对运动。尼克松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联邦调查局这时闪亮登场了。胡佛给尼克松提供了三种防止泄密的办法:调查背景、跟踪盯梢、电话窃听。胡佛强调,窃听是查出泄密者的“惟一”有效的办法。于是尼克松制定了一套程序,由基辛格将泄密涉嫌人名单送给胡佛。联邦调查局史上最大一次窃听行动开始了。17个人同时被窃听,其中包括4名新闻记者,还有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的13名官员。波拿巴成立调查局之前对国会所发的“不当秘密警察”、“不与政治瓜葛”的承诺至此彻底成了泡影。
转型主打反恐牌
联邦调查局情报司无孔不入的权力在胡佛的继任者克莱伦斯·凯利这里被废掉了。在凯利离职之前,联邦调查局终止了94%的国内情报调查行动,撤除了九千余起公开案件,将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移交刑事调查司处理,FBI的工作重心回到打击黑帮、侦破刑事犯罪等早年工作上来。
1993年2月26日,在世界贸易中心1号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一辆装有1500磅炸药的卡车突然爆炸。6人死亡,还有1000多人因冲击波、浓烟和弹片受伤。地下停车场的水泥柱严重塌陷。三天后,人们在残骸中找到了一个显示车牌号码的车架碎片。四名阴谋肇事者随即被捕,炸弹制造者也在四个月后的另一次阴谋中被抓获。但联邦调查局的弱点在此案中暴露无遗。
早在三年前,联邦调查局的一位线人伊迈德·塞利姆已经告诉过FBI:“他们要在纽约制造爆炸。”线人还提供了几乎所有准备炸毁世贸中心恐怖分子的姓名和身份,这是联邦调查局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恐怖主义阴谋策划进行的同时得到第一手情报。但纽约联邦调查局外国反情报小组组长怀疑塞利姆是双面间谍,他不允许塞利姆继续卧底下去,他认为如果真有爆炸案,如果媒体知道塞利姆参与过制造炸弹,“就会声称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被起诉,就会有人被解雇”。
与此同时,有一名被指控谋杀了“犹太防御联盟”领导人的埃及移民萨伊德·诺塞尔引起了调查局的兴趣。特工曾经拍到他的一些伙伴使用半自动武器进行射击和准军事训练。但当时调查局并没有意识到,谋杀案与恐怖主义存在关联。在诺塞尔被捕后,FBI从他的公寓里搬出了47箱证据,随后却将其束之高阁,这些箱子里装着诺塞尔用阿拉伯语写下的日记。
如果对这些日记进行翻译、处理、鉴定和分析,就会发现里面记录的是绰号“盲人酋长”的伊斯兰圣战斗士呼吁开展圣战的言论,还有详细的对纽约发动袭击的方案。然而在接下来的3年,没有人关注这些日记。当时联邦调查局只有一名能够读懂阿拉伯语的翻译。
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联邦调查局还在走老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它未能追踪本可阻止袭击发生的情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多次强调:“一条情报比一枚巡航导弹或一颗炸弹更能有效地打击恐怖网络。”
“9·11”前五天,新一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刚刚走马上任,他宣称,联邦调查局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执法机构,任务不再是单纯跟踪和抓捕罪犯,而要在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之前制止他们。
如今打击恐怖主义被列为调查局头等大事,联邦调查局的规模已经由成立之初的34人发展至逾3万人,触角遍布全球。在专门针对恐怖分子的“外国恐怖主义分子跟踪特工队”部门,采用先进的跟踪技术,雇佣了500多名特工人员和300多名翻译阿拉伯语和其他小语种的语言学家。虽然联邦调查局的十大通缉犯名单上的榜首本·拉登已经不在了,但正如穆勒所说:“FBI肩负的任务是永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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