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乌克兰的局势成了举世瞩目的热点,并且已经发展到了经济社会全面崩溃,社会爆炸的程度。那么,乌克兰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乌克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乌克兰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动力之一。当时,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舒什克维奇一起签署了苏联的死亡证明书亦即《别洛韦日协定》。独立后,乌克兰和其它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开始了经济上的私有化改革。乌克兰的私有化进程中,产生了“合法但不正当”的所有权。早在1997年,就有学者把乌克兰的资本主义称为“黑手党式的”资本主义。
经过了20年的私有化,在这种畸形的所有权制度下,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最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不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生产,而是倒卖财产(吞没资产)。由此,乌克兰的正常投资活动,以及资本设备的更新等最基本的再生产活动都无从谈起。这种状况并没有随着2000年后乌克兰经济的勉强恢复而终结,而是愈发泛滥。
乌克兰民众对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可能欣然接受的,但是由于这种私有化的“合法”外衣,大众的不满被模糊化了,无法找到确定的对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模糊的不满为右翼运动(纳粹)提供了温床。同时,乌克兰私营部门雇员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也成了乌克兰政府保持沉默的灰色收入,乌克兰的影子经济也茁壮成长。
与其它转轨国家一样,乌克兰盛行的经济思想是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不过,在乌克兰,这种思潮及其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大众的反抗运动,而是首先来自掌控乌克兰国家机器的寡头们的不满。乌克兰新自由主义遇到的障碍是社会的碎片化,各个地区被不同派系的寡头所瓜分,成了不同派系寡头的势力范围。例如,乌克兰顿巴斯的煤矿业就不理会世界银行的建议而自行进行了非正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这种非正式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不仅没有任何“自主”的好处,反而增加了对“内部人”(经理)和国家政权的依赖。这样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的“阻挡”,不仅没有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固疾,反而造成了一种比新自由主义更加恶劣的状况。
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中,乌克兰的寡头们成长起来了。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也就成了不同派系的权贵寡头们瓜分势力范围的游戏。乌克兰的政治也成了“私有化”的了,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尤先科、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乌克兰寡头们所念兹在兹的,决不会是如何建立资本主义的基本规范,他们也绝不会为任何中长期事务花费精力。乌克兰也就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下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乌克兰的地区分化也就在这种状况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加深。
乌克兰寡头们的经济和政治游戏不会对乌克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任何促进作用。2012年,乌克兰的人均GDP落到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国家的后面,甚至落后于土库曼斯坦,乃至波黑、安哥拉这样饱经战乱的国度,只有邻国白俄罗斯的60%不到。同时,由于上述的私有化进程,虽然乌克兰的名义基尼系数不高——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只有0.3不到,但是乌克兰的实际社会分化肯定比名义基尼系数显示的要高很多。乌克兰寡头的权势和地位,也远远超出名义基尼系数表示的范围。大众对寡头的不满,更非名义基尼系数能够涵盖得了的。于是我们看到了在“橙色革命”和本次社会爆炸中走上街头的大众。
“橙色革命”之后,就像库奇马两次执政之后那样,乌克兰的政治经济保持原封不动,乌克兰变成了一个“静止”的国度。尤先科执政之后,事实表明,他和自由主义毫无关联,他对反腐败和反寡头也漠不关心——他在“橙色革命”期间的反腐败许诺永远地停留在口头。到了2009年,也就是尤先科执政的最后一年,乌克兰的腐败水平又回到了“橙色革命”爆发的那一年。与此同时,尤先科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所热衷的是乌克兰的“民族建设”。彼得留拉的塑像和纪念馆在乌克兰的若干城市建立起来,他的著作也出版了,基辅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了。2006年,彼得留拉(Symon Petliura)遇刺(刺杀他的是一位犹太无政府主义人士)80周年的时候,乌克兰当局以最高级别的规格为他举行了纪念仪式。和纳粹勾勾搭搭,并且1942-1944期间对波兰族居民进行了种族清洗的班德拉(Stepan Bandera)则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偶像,尤先科在2010年下台之前授予了他乌克兰英雄称号——一年之后这个称号被亚努科维奇取消了。就在今年一月,西部和中部乌克兰的几个城市还为班德拉举行了火炬游行,以纪念他的诞辰。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反犹倾向延续到了当代。早在2004年的所谓“橙色革命”期间,乌克兰的有组织反犹主义,以及有组织的反犹思潮就在不断滋长,尤先科也参与其中。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这次事件中全面爆发的乌克兰新纳粹。
乌克兰的停滞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乌克兰的社会爆炸了。乌克兰的私有化终于也要再往前挪动了。但是,乌克兰将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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