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上空游荡的可怕幽灵

一个可怕的幽灵正在东亚上空回荡。

这个幽灵，就是欧洲人发明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一百年前，由一场奥匈帝国王储被暗杀的偶然事件引发的世界大战，就是欧洲各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原爆点。到了21世纪的今天，当始作俑者欧洲人从两次大战中吸取血的教训，淡化国家主义、走向欧洲联盟，甚至英国人用和平的公投方式处理苏格兰独立问题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的东亚，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空前膨胀。中国的崛起让周边国家惴惴不安，东海、南海的海岛之争令东亚上空战争的乌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是一个缺乏国家意识的民族，中国人相信的只是“天下”，一套普世主义的文明秩序，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在东亚社会建立了等级性的朝贡体系。然而，19世纪中叶之后，当“天下”遭遇“世界”，先是被西方、然后被日本的军舰大炮打得狼狈不堪之时，中国人终于明白了何为领土、何为主权、何为国家，从此，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成为中国人坚信不疑的不二法则。

一切似乎都倒过来了。美国有一位资深的政治学家白鲁恂，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这话之奥妙，乃是倒过来也同样正确：“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文明国家的民族国家。”为什么中国一再宣布自己是和平崛起，却无法令邻居相信？的确，在外人看来，中国有着令人恐惧的帝国身躯，且内藏着一颗民族国家至上的灵魂，它是一个没有天下意识的帝国。

传统的中华帝国背后，乃是有一个人类的天下意识，一套超越王朝利益之上的普遍性价值，这些来自于天的伦理之道，作为天下之是非标准，制约了统治者行为，决定了王朝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一个没有天下意识的帝国，意味着在帝国的肉身之中，不再拥有普世性的价值尺度和令人心安的文明之魂，取而代之的，只是民族国家自家利益的考量。

传统的中华帝国之所以有万国来朝的盛况，重要的不是周边国家恐惧帝国的武力征服，而是为其先进的文明与制度所吸引，这种文明的吸引力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大唐之辉煌，其实并非其国土辽阔，征服群雄，中唐以还，足以与唐朝抗衡的周边国家，从突厥、回鹘到吐蕃、南诏，个个都有挑战中原之野心。然而，盛唐之强大，乃是有无与伦比的文明，那是直指人心的征服。

当近代以还中国人取法西方，一个半世纪之后拿出的成绩单，在富强的技术性层面获得了满分，学成了人精，而在文明的价值性层面却是不及格，成为一个严重偏科的模范生。不要说现代普世文明的话语，甚至连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语言，也忘记得干干净净。在一个已经建立了普遍价值尺度的国际社会，中国却生疏了普世文明的语言，只会用生硬的民族国家主权作自我辩护。

在今日之东亚社会，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特别是东海、南海的岛屿之争，更是成为一触即发的战争导火线。海洋及其岛屿是否具有明确的主权归属？这在传统的东亚世界并不成为问题。研究朝贡体系的日本权威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教授说过：“从区域合作来看，海洋在东亚历史上是共同使用的，海洋是不能切断的，海洋人是所有人使用的。但西方对海洋的看法并不是这样。海洋是陆地延伸，这是肇始于葡萄牙、西班牙的西方传统。但西方的规则不是唯一的规则，反而在近代以来带来很多争夺，东亚海洋的争端也正是这一西方规则的产物”。

在历史上的东亚，海洋将各个国家隔离，但大海是公共的、共享的，海洋及其岛屿是各国共同拥有、共享的区域。这是农耕民族所理解的海洋。只有到了近代，欧洲新崛起的海洋民族为了商业的需要、控制海洋资源并且建立全球霸权，才将海洋视为大陆土地的延伸，是国家主权拥有的一部分。于是，公享的海洋被瓜分了，每一个小小的岛屿也成为寸土必争之地。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时代，对国家秩序的想象与国家关系的游戏规则都是按照海洋民族的思维确立的，然而，当对海洋及其岛屿发生主权争议的时候，海洋民族的主权观念，如果要回溯“自古以来”，并无历史的合法性，因为历史上的海洋并没有近代的主权界限，如果要看现实状态究竟谁实际控制，这种国际法分明又是强权的逻辑，而且默许与鼓励争夺实际控制权的暴力与战争。

如果换一种思维，以传统的天下主义中对海洋的共享之观念来解决争端，“落伍的”农耕民族之智慧反而可以为“先进的”海洋民族所制定的规则提供一个全新的方案。在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解决钓鱼岛之争的八字方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古代天下主义智慧在当代国际社会的出色运用，然而至今为止，人们只注意到其策略性的意义，而对其背后所蕴含的国际海洋游戏新规则的东方智慧则缺乏深切的认识。

今天当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在政客和舆论的煽动下再次高涨之际，如何超越民族国家至上，寻求东亚和世界的新普遍性，成为东亚社会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话题。21世纪的世界重心已经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处于太平洋西岸的东亚不该是对抗的东亚，而应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东亚的命运共同体，在15-18世纪曾经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方式出现过，按照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说法，那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亚洲时代”，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等级性的朝贡体系是传统天下主义的外部秩序，也是中华帝国同心圆秩序的对外延伸，在21世纪这个新天下主义时代，要去中心、去等级化，建立分享的新普遍性，朝贡体系自然不再适合，然而，去中心、去等级化之后，朝贡体系的若干要素可以整合到新天下主义的国家关系框架之中。比如，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复合型的伦理、政治和贸易交往网络，其与欧洲殖民时代的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单向宰制模式不同，朝贡体系更注重各国之间的互惠与互利，不仅注重商业的“利”，而且贸易的往来也要服从于伦理上的“义”，通过商品、资源和金融的贸易，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从而形成东亚的命运共同体。

韩国的白永瑞教授说过：“若中国不是立足于民主主义，而是藉由复兴大一统的历史记忆来追求权力的正当性，走的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近代化模式，并未能新创出克服其弊端的独特发展模式，即使中国有意要主导东亚秩序，也不容易让周边国家自发地参与其中。”不过，假如中国成功地实现了民主与法治，成为像英美那样的文明国家，是否周边国家就此放心了呢？中国按照其国力、规模和人口来说，一旦崛起，就是一个具有支配力的大国，即使成为一个“自由帝国”，也会令周边国家、特别周边小国产生恐惧，特别对于韩国、越南来说，都是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朝贡体系中分离出来的独立国家，因此对历史上的宗主国有非常的警惕，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也不愿成为再次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哪怕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

东亚和平秩序的重建，不能像中国某些自由派那样，简单地化约为一个中国内政的改革问题。东亚和平秩序的重建，有其独立的问题价值。东亚和平秩序的重建，其前提并非取决于非中国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不可，即使中国是一个非民主的良序国家，能够内部有法治秩序、外部遵守一般的国际法则，也是有可能介入到东亚秩序的重建中来。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重返亚洲和日本试图重新成为正常国家，一场帝国的争霸战重新出现在东亚，这是东亚处于战争边缘、随时可能擦枪周火的渊源所在。如何去帝国的中心化，建立一个平等的东亚命运共同体，成为东亚各国共同面临的使命，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主权压倒一切的现代帝国，是一种将自身视为唯一的主体、而将对方和周边国家都视为客体的霸道逻辑，而如何学会和平相处、承认互为主体，是新天下主义的目标所在，而这个目标，也是东亚命运共同体所赖以建构的新世界主义。

一种新的东亚和平秩序，需要以一种东亚普遍性价值。从历史上来看，东亚曾经出现过三种不同的普遍性形态：一种是古代世界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天下普遍性；第二种是近代之后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的普遍性；第三种是二战之后西方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阵营分断体制下所产生的对抗性二元普遍性。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失去了普遍性价值，哪怕是对抗的普遍性。东亚各国之间只剩下利益的结合或对抗，结合只是短暂的权宜之计，其背后缺乏更深厚的价值共识；对抗也是利益的冲突，为了争夺资源、海岛和贸易主导权。因为东亚世界不再有价值的普遍性，因而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皆呈现出某种无序、多变和不稳定状态，今天的敌人就是昨天的盟友，而今天的盟友很有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从利益而言，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这种瞬息万变的三国演义、多边博弈，加剧了战争的危险性，使得东亚成为当今世界里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曾经像今日的东亚世界，也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多国博弈对抗，最后爆发了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欧洲，首先是法德和解，然后经过漫长的冷战岁月，到世纪之交实现了欧洲的一体化。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其背后有双重的价值普遍性，一个是历史上所共享的基督教文明，另一个是近代之后的启蒙价值。没有基督教文明和普世化的启蒙价值，很难想象会有一个稳定的欧洲共同体。但以利益为背景的共同体是总是短暂的，也是不稳定的。只有以普遍性的价值作为共识基础所建立的共同体，才是持久的、稳定的，即使有利益冲突，也可以通过谈判获得妥协和交易。

东亚作为一个真实的命运共同体之存在，不能以利益的暂时捆绑而成，也不应将西方视为他者而自我确认，她应该是历史的，也是建构的。从历史角度而言，东亚共同体并非一凭空虚构的想象共同体，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密切的人员流动、汉文字文化圈以及遍及东亚的儒家、佛教文明，都为东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的合法性。

日本的著名学者柄谷行人指出：“一个世界帝国派生出来的各国虽然相互对立，但仍拥有文化和宗教上的共同性。所以，一般来说，现代国家均是以从旧有的世界帝国分离出来的形式而得以产生的。为此，从同当受到其他世界帝国威胁时，他们会努力维持旧有的世界帝国的同一性。即向‘帝国’回归。”这一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归，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势必带有新的创造性元素，即试图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甚至去帝国化的平等国家共同体。

东亚的普遍性需要在历史遗产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和创造，而新天下主义，就是对历史既有继承、又有超克的新普世性方案，它从帝国传统发展而来，具有同一性、普世性的文化特征，同时剔除帝国的中心化与等级化，保留其内部的多元宗教、多元体制和多元文化，毋宁说，这是一个去帝国化的帝国再世，一个内部平等的跨民族、跨国家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