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为孔子后裔，却曾在泉州施行残暴的军阀统治

在这武夫当国的时期，人性总不免变得更加残忍冷酷。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一位曾经统治泉州大地的北洋军阀，是位孔子后人，但他在泉州的所作所为却和“温良恭俭让”是沾不上的，他就是时任北洋军阀陆军第十二师二十四旅旅长的孔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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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拼民军独霸一方

时间要从1923年10月说起，当时的军阀头子孙传芳在周荫人的帮助下驱逐了当时福建的军政掌权者王永泉，并以福建为根据地北取江浙称雄东南。为了巩固后方，孙传芳以周荫人为福建军务的总负责人。周荫人为了加强对福建的统治力，派其嫡系陆军第十二师二十四旅旅长孔昭同带兵进驻泉州。

孔昭同，字从吾，孔子后裔，1880年生，山东省滕州市界河镇西柳泉庄人。1900年入江北陆军学校学习，1913年就追随军阀孙传芳，一路晋升，此时已然是孙传芳和周荫人的心腹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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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泉州华侨经济活络，是东南繁盛之地，孔昭同和他的二十四旅无疑是接了个肥差，但周荫人派他到泉州的目的无疑也很明显，一则通过整顿、剿灭和收编地方民军扩充军力，二则搜刮财富扩充财力。

1924年7月，孔昭同一到泉州即在东街设司令部，并令人为其大修司令部官署和营房等，司令部门口牌楼上书“壁垒森严”，派十二名持大刀的卫兵分列两边，还放置了两个用于酷刑的木桶，以示威吓。当时人过东街都不敢侧目而视，很多人都选择绕道而行。

孔昭同的这些举措，无非是为了向泉州地界摆威风。此时的泉州地界还驻守着一股民军力量：已被周荫人收为新编第二师的高义。为独掌大权，孔昭同早已想好了对付高义的策略。一开始，他自觉实力还不足以消灭高义，先是收集高义部的劣迹向上呈报，同时设计分化高义军的内部，诱使高义所部第三旅吴大洪叛变，倒戈一击，使得高义不得不率主力退往南安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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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4月，孔昭同趁机兵分两路，一路扫清高义留守泉州城郊的余部，一路往南安进击已经分散的高义主力。民军出身的高义部大多歇在村落的民房和小学等，孔昭同不顾会毁坏学校和伤及平民，调集大火力的大炮机枪，轰烈轰击。当时城南下辇村的著名侨校三省小学就是在这次炮火中几乎完全被毁。另一方面，为了激励部下猛进，孔昭同还纵兵抢掠，大肆烧杀抢掳。

高义部也在这一波疾风迅雷的打击之下，迅速溃败，率领残部逃窜到永春、安溪境内。孔昭同遂以清乡为名，派遣部署分驻富饶的侨乡之地，对华侨富商之家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大肆搜刮财富。而高义部在接连挫败下，也散为流匪，为害地方。当时的泉州百姓在孔昭同军阀的酷烈统治和流匪的残害之下，可谓生灵涂炭，苦不堪言！

二、巧取豪夺流毒地方

打垮高义后，孔昭同独霸一方，福建省督办周荫人报孙传芳提升他为陆军中将，兴泉永镇守使，独揽泉州、莆田和同安的军政大权。

为了可以方便在这块东南繁富之地敛财，孔昭同可谓煞费苦心。他先是以孔子第七十三代裔孙为自我标榜，拉拢地方乡绅，组建了个“群治会”，号称要和地方士绅共治泉州。当时的泉州群治会就设在泉州北街的谯，楼上还有孔昭同亲笔题的“威远楼”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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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群治”其实是个迷惑百姓的掩护，孔昭同真实的目的是要巧立名目设苛捐杂税，以达到敛财目的。其所设税目五花八门，如卖敬神的金纸香烛要交香楮捐，还有果树捐、花会捐等，种类繁杂，令人乍舌。更有甚者，以孔子后裔自我标榜的他还在泉州大搞黄赌毒，对妓院征收花捐，开放赌场收毒捐，还自己组织人参与种鸦片开大烟馆等。

当时泉州沿街赌场林立，重收赌捐。甚至宵禁之后，只要自称是赌客的就可以通行无阻，用这种方式变相鼓励赌博。在此影响之下，社会风气急转直下，败坏不堪，因赌打架斗殴、诱良为娼、吸食鸦片等行为比比皆是，对泉州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发展破坏巨大。

应该说，这种士绅共治的口号和苛捐杂税、黄赌毒并存的混乱社会局面，是军阀时代的特色，非独出现在泉州，整个中国大地莫不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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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敛财，孔昭同不仅有苛捐杂税，他还有众多巧取豪夺的手段。当时闽南宗族械斗频发，孔昭同打着制止械斗的旗号借机罚没资产。仅晋江张林乡张姓和安海颜姓械斗一案中，孔昭同趁机勒索了2万7千元大洋作为抚恤金。他还接着整顿吏治和社会秩序为名，大搞敲诈勒索之实，许多家财丰厚的官吏、商贾都深受其害，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双手把钱财奉上。并且还以清剿高义残部的名义，说要征发挑夫参与后勤，而其实是要分派挑夫捐，民众不得已，也纷纷只能选择破财免灾。而有些稍有钱的商家，一旦被孔昭同盯上，就以征用其工人为挑夫为由，百般刁难，光交一份挑夫捐还不够，还要交更多的钱才能免于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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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群治会”许多稍有正义感的士绅都渐渐看清楚了孔昭同打着共治旗号搜刮民财的真面目，看不下去的情况下，也只能愤而退会。而孔昭同却借机吸纳一些心术不正向借机参与搜刮民脂民膏的人进来，继续打着士绅共治的旗号，而实则对下辖百姓的压榨更为酷烈了。

三、残暴成性，败于北伐

孔昭同统治泉州，除了巧取豪夺搜刮民财外，另一手法就是以杀为法，使人畏服。其为人阴毒，杀戮成性，却善于伪装。每要杀害一个人，总要亲自往涂门街关帝庙焚香祷告，以示绝不枉杀无辜，然后回到官署，命令监斩官带着队伍先行，浩浩荡荡。

杀人过程极其残忍，人犯押到刑场，刽子手手起刀落，人头落地后还不算。甚至还会把被杀者遗体剖开，取出五脏，继而去势，刽子手将肝、心烹调作为下酒料，余者充作“药物”而出售。这种残忍的过程，和当时鲁迅《血馒头》所描述的民间迷信分不开，都是旧时代的一些残酷陋习，但又被残暴的孔昭同利用于威慑压服地方上的反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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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孔昭同杀人，最常见的理由有二：

一是以被他驱赶的民军高义匪部成员的罪名，如当时大有钱庄的经理黄钟骏就因为和高义参谋长陈铭有旧，曾在高义部挂名过团部副官而被处决，其财产自然也入了孔昭同的口袋；

二是指称是三点会的成员，“三点会”这个词现在的朋友可能听起来觉得陌生，其实就是洪门、天地会的别称，因为洪门的“洪”是三点水，以此别号，进行秘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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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作为中国晚清时期最重要的地下会社的洪门和孙中山先生有很深厚的渊源，孔昭同作为孙中山二次革命对象的北洋军阀的一员，自然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仅在1925年6月，孔昭同就在南校场以三点会成员的罪名处死了朱厚兄弟、王新兴等九名泉州本地青年。同年8月，又在东街司令部木笼内用残忍的方式，站死了柯兴兄弟两个被指为三点会的泉州本地青年。

而被杀害的，有不少是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如南安乡绅陈世哲。1925年间孔昭同向南安大霞美村被派巨额的烟苗款，并屡次派兵催缴，乡民负担不起，不堪其扰。乡绅陈世哲不忍坐视，主动为民请命，到官署找孔昭同，请求可以减轻。孔昭同岂能眼见乡民们以理由推托他的派捐，深为触怒，根本不容商谈，就把陈世哲给拘禁了。后来又以三点会成员、盅惑群众煽动抗捐等罪名，决心对陈世哲杀一儆百，使泉州不敢反抗他。于是，陈世哲被押的第七天，即被绑往刑场斩决，还被施以惨无人道的死后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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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不过一年之后，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北伐军进军福建一路奏凯。同年10月下旬，孔昭同奉周荫人之命，向浙江撤退。11月2日，孔部分水陆两路退离泉州，孔昭同本人并未跟随大部队，而是带这侍从卫队及在泉州搜刮的财宝行李，从秀涂港乘轮船，直趋上海。

抵达上海后，他自认孙传芳军阀大势已去，就解去军职，打算弃军从商，把在泉州搜刮所得的几十万巨款，在上海经营以其小妾名义暂存银行，自已则回山东老家享受去了。抗日战争爆发，他曾参与抗日，死于1940年秋。

孔昭同在泉州不过一年多，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杀戮成性。而如今网上却只记载其抗日一事，忽略其残暴的军阀统治曾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殊为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