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孝”，小看家庭，大看国家，千年过去我们该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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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某一领域或者多个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从而得到了人们的信服和尊敬。因此，在古代中国，圣人和名人往往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的言行举止或留于青史，或流于传记，或经过人们口口相传，都会影响当时民众，甚至是后人的思想观念。

儒家思想认为圣人应当协助统治阶级治天下，这也正好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求。作为权威和智慧的象征，圣人、名人的公共话语权带来的影响是空前的，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有意扶持，可以把统治阶级想要散播的政策和思想观念传达给普罗大众，行使施行教化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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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传播学的理论，我们可以说圣人和名人其实是古代的意见领袖，是传播力超群的传播者，通过两级传播，将自己认同的观点，或者是统治者想要民众一致认同的观点，进行上情下达、广而告之。

当然，在古代社会主要的传播方式除了口头传播，还有文字传播、书籍传播，文字与书籍传播的传播周期均较长。值得一提的是，像孔孟的圣人形象并非他们本人塑造，而是经过弟子后人将他们的言行观点整理成册，供后人广为传阅塑造而成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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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主张的“孝”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被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

他主张仁政，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修《诗》《书》《礼》《乐》，序《周易》，撰《春秋》。他的思想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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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评价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意思是上天如果不降生仲尼，那么万古常年都会生活在一片晦暗之中。这说明在古代，孔子的思想带领人民脱离愚昧落后的境地，走向开明与进步。

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孔子在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之中的泰斗地位，而他在家庭传播规范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包含着独特的时代印记，放在当代社会，需要我们取其所长，吐故纳新，辩证地看待。

对于“孝”的内涵的阐释，辞海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论语》全书共计20章，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文集，可以说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孔子的教育主张、政治主张、道德伦理主张等价值观、思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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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篇》就提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顺父母敬重兄长是“仁”的根本，孔子也要求弟子做到“入则孝，出则弟。”“事父母，能竭其力。”真正具备“孝悌”品质的人，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

孔子对孝的定义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要求孩子要以父亲为榜样，长期践行他的志向。

由此可见，在古代，无论思想还是伦理道德，都遵循父传子，子传孙的原则，孝道是一种传承。《礼记》记载，古代家庭在孩子幼时就开始培养他们的尽孝意识，“鸡初鸣”就梳洗完毕去父母那里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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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无违。”不能违背“礼”的要求，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属于家庭传播规范的孝道始终不能越出“礼制”，可见孝不是随意的。孔子认为如果只是单纯养活父母，那和饲养犬马没有区别，所谓孝道，一定要做到恭敬顺从。

对父母的孝敬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也不应该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满足，而是发自内心对父母的敬爱，“孝”的关键在于尽心尽力地满足父母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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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孝顺父母，敬爱兄弟，把这些推行到政治上是对政治极其有益的，这把孝道和治国方略联系起来。

孝和封建统治的关系

家国同构，只有家庭关系和谐，国家才能风调雨顺。这也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是引孝入政，以孝治国。国与家是密不可分的，孔子提出以孝悌为基础的“仁政”，通过对个人的规范影响到家庭，再由家庭推及社会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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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就以“君父”自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实行严密的宗法等级制。在小家之中，父亲居于一家之主的地位，而在整个国家，君主掌握着全部权力和绝对话语权，家是国的组成单位，国是千千万万个家庭总和的整体，因此治国方针处处都有家庭传播伦理规范的影子，对父母尽孝，延伸为对君主尽忠。

于是孝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保障，也正是因为如此，遵循孝道一步步被强化、被推广宣扬，最终从家庭传播伦理规范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规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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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父母的劝谏，孔子的观点是：“事父母几谏”即使“谏志不从”，也要“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对父母一味地服从是愚孝，因此，我们要善于向父母委婉地提出改善意见。但绝不能以强硬的态度让他们改进，这是有违孝道的。

孔子认为父母在世，子女应“不远游”，在交通条件落后的古代，长时间不在父母身边侍奉他们，这在古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孝道应该体现在细微处，关于“父母之年”是一定要记牢的，从心底为父母的年岁而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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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我曾对孔子说，为父母守丧三年“期已久矣！”孔子听后评价宰我“不仁”，三年守丧礼是天下共通的礼制，上至君主，下至黎民百姓都应当遵行这个规制，以报答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这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保障。

由此可见，不仅是在家庭还是国家、社会中，“孝”早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并且遵守的为人准则和基本道德规范，也成了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让古代推行的“孝治”带上了浓郁的功利性。

《论语》中还出现了这样一则对话：叶公认为正直是“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但孔子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正直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说明在孔子的思想中，家庭传播规范是高于法律的，孝道是一切的根本，如果一个人不能做到孝敬父母，那么在朝堂之上也会对上位者不忠，这是封建统治者不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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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守法律和包庇父亲的两难境地，孔子的选择体现了孝道高于一切的地位，即便有违法度，也要把尽孝放在首位，这是对孝道的维护，更是对封建统治的维护。

关于亲情与法律的对立，发展到了汉代有了新的政策。《汉书》中记载，汉宣帝曾颁布政令，“子匿父”“妻匿夫”都不用受到连坐。反之，如果子女检举揭发自己的父母，反而要受到制裁。

在《孔子家语·大婚解》中提到婚姻的重要性，是为了“继先圣之后，以为天下宗庙社稷之主”，可见二姓结为姻亲主要是为了家族利益，一切以家族为重，这无疑具有时代局限性。他在夫妻关系中主张“夫义妇顺”，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中主张“和为贵”旨在家庭和谐，促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进而确保社稷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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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孝经》中孔子对父母的丧礼礼制有清晰明确的要求，主张厚葬重祭，通过仪式的隆重来体现对孝道的看重。孔子的家庭伦理思想不仅能够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家庭和睦，还能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一直以来都备受封建统治者青睐。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孝道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美德，几千年来一直协调着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无论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还是夫妻婆媳，在践行孝道的过程中都完善了自我的德行，促进了社会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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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孝道为基石发展的家庭传播规范，包括父慈子孝的父子关系、兄友弟恭的兄弟关系、相互敬爱的夫妻关系等，细致地、潜移默化地规范着家庭成员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行为，而蕴藏在家庭伦理思想中的传承精神，也让这一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抛开孔子家庭伦理思想中的落后思想，例如：维护封建统治和君权、愚孝、男尊女卑、男女有别、轻视法制、缺失个体独立性等，它传达的长幼有序、与人为善等思想，凝聚家庭成员之间的向心力，缓解柔化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内部稳定，旨在达成社会和谐目的的社会道德规范，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是非常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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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继承孔子家庭伦理思想的同时，应该进行扬弃，结合时代特点去伪存真不断创新，从孔子思想中汲取营养，与时俱进，形成更加完善的，具备时代进步性的家庭传播规范体系，以便更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不影响每个个体自由健康全面发展的同时，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弘扬良好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