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举之战改变从前一战定胜负的方式,在连续作战中大败楚国

柏举之战改变从前一战定胜负的方式,在连续作战中大败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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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举之战改变从前一战定胜负的方式,在连续作战中大败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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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力屈不能相支,向晋国求援,使人质往晋,请兵抗楚,但未获结果,于是便转而向吴国恳求救援。另外,唐国的国君也因愤懑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而主动遣使与吴国通谊修好,要求协助吴国共抗强楚。唐、蔡两国虽然都是兵寡将微的蕞尔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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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国力屈不能相支,向晋国求援,使人质往晋,请兵抗楚,但未获结果,于是便转而向吴国恳求救援。另外,唐国的国君也因愤懑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而主动遣使与吴国通谊修好,要求协助吴国共抗强楚。唐、蔡两国虽然都是兵寡将微的蕞尔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吴国通过和它们结盟,就可以从州来、居巢、钟离(此时均已为吴所占领)等要地秘密出兵,绕过大别山脉,由淮水经蔡入楚,实施其避开楚国重兵把守的正面,进行战略大迂回,大举突袭,直捣楚腹心的作战计划了。这一点,伍子胥、孙武等人早已看得清清楚楚,曾经向阖闾指出:“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如今唐、蔡方面主动找上门来,吴国君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立即分派使臣通告唐、蔡两国国君说:“楚为无道,虐杀忠良,侵食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举兵伐楚,愿二君有谋。”遂结成三国同盟,准备出兵。

同年冬天,吴王阖闾御驾亲征。他委任伍子胥、孙武、伯嚭等人为将军,公子山为前敌先锋,倾全国兵力水陆 3 万余人,并联合唐、蔡两国,乘楚国连年征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薄弱之隙,进行深远的战略奇袭,从而正式揭开了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的柏举之战的帷幕。这场战争的战略目标是阖闾君臣预先制定的,它以袭占楚国郢都为基本目标,以实施远距离战略奇袭为作战方针。

战争伊始,吴军遵循“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作战指导思想,“以迂为直”,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迂回。他们乘坐战船,溯淮水浩荡西进。通过州来,进抵淮汭(在今河南潢川西北),然后舍舟登陆,在阖闾的直接指挥下,吴军继续沿淮水西进,以劲卒3500人为前锋,并得到唐、蔡两国军队的配合导引,迅捷神速地通过楚国北部的大隧、直辕、冥呃(均在今河南信阳南)三个险要关隘,穿插挺进到汉水的东岸,从而占有了战略上的主动先机之利,为柏举决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柏举之战

楚国方面闻报吴军大举来袭,大为惊恐,不得已而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仓促应战。为了阻止吴军向楚国都城作更深远的进攻,楚昭王赶忙派遣令尹囊瓦(即子常)、左司马沈尹戌、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人统率楚军昼夜兼程奔赴汉水西岸进行防御,两军遂隔着汉水互相对峙。

从双方情况看,吴军士卒虽少但相当精锐,且已占有突袭带来的先机之利,故利在速战速决。楚军人数众而战斗力较差,但后勤保障等条件较为优越,故利在持久防御,消耗吴军,而后集中优势兵力,伺隙破吴。楚军之中左司马沈尹戌是一位头脑冷静、深富韬略的优秀军事将领。他根据双方战略态势,并针对吴军的作战特点,向统帅囊瓦提出如下的建议:“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呃。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这不失为一个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高明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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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瓦

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戌的建议,可是楚军内部军令不一、矛盾重重的痼疾却最终使自己走上了失败之路。待沈尹戌奔赴方城征集军队不久,囊瓦便出于贪立战功的心理,听从了武城大夫黑和史皇的挑拨怂恿,擅自改变了自己与沈尹戌所商定的正面相持、断敌归路、侧翼包抄、前后夹击的正确作战方针,采取冒险开进,速战速决的做法,不待沈尹戌完成迂回包抄行动,即统率楚军主力仓促渡过汉水,进击吴军。

阖闾君臣见楚军主动出击,正合己方速战速决的作战意图,不禁大喜过望,遂采取了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方针,主动由汉水东岸稍事后撤。昏聩无能的囊瓦果然中计,误以为吴军怯战,于是就步步进逼,尾随吴军而来。自小别(在今湖北汉川东北)至大别(今湖北境内大别山脉)间,楚军连续与吴军进行小规模交锋,可是结果总是失利,丝毫占不到什么优势,由此而造成了士气低落,部队疲惫。

吴军统帅部见楚军已陷入完全被动的困境,就当机立断,决定同楚军进行战略决战。十一月十九日,阖闾等人指挥吴军在柏举地区(在今湖北麻城县境,一说在今湖北汉川县北)布列阵势,迎战楚军。

此时楚军主力已开到柏举附近,薳射所率领的增援部队也到达战场。但薳射与囊瓦互相轻视,互不协作,各自立营扎寨。阖闾之弟夫概看出楚军这种不和情况,认为囊瓦素来不得人心,楚军上下无死战求胜之志,因此建议吴军立即主动发起攻击:“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指出只要吴军一进攻,楚军就必然会陷入混乱,很快崩溃,届时己方再以主力投入战斗,必能大获全胜。

然而阖闾等人出于谨慎的考虑,而否决了夫概的意见。夫概不愿放弃这一胜敌的良机,表示:“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于是便凭着一腔血气率领自己所部的 5000 余众奋勇进攻囊瓦的部队。楚军果然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等人见夫概部突击成功,乃乘机将吴军主力投入战斗,扩大战果,大胜楚军。囊瓦在吴军的沉重打击面前丧魂失魄,弃残军于不顾,仓皇逃奔郑国,大夫史皇为掩护主帅囊瓦,力战不支,捐躯沙场;楚将薳射也为吴军所俘虏。至此,吴军取得了柏举会战的决定性胜利。

遭到重创的楚残军在薳射之子薳延的带领下向西南方向狼狈溃逃。阖闾等人指挥吴军及时实施战略追击,尾随不舍。终于在柏举西南的清发水 (即涢水,在今湖北安陆西)追及楚军。楚军见吴军追来,惊恐万状,遂各不相让,争先抢渡清发水。阖闾见楚军渡水逃命,就准备急行攻击。但为夫概所劝阻,他的理由是“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

阖闾对此予以同意,吴军遂“因敌制胜”,采用“半济而击”的战法,再度给渡河逃命之中的楚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尔后,吴军继续乘胜追击,至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追及正在埋锅做饭的楚军残兵败将,痛加聚歼,并在那里与由息地(今河南息县西南)回救的楚军沈尹戌部相遭遇。两军相遇勇者胜,经过一场激烈残酷的拚杀,楚军左司马沈尹戌部又被阖闾君臣所指挥的吴军劲旅所彻底击溃,主将沈尹戌本人虽竭力冲杀,英勇顽强,但毕竟回天无力,伤重身亡。

至此,曾经不可一世的楚军全线崩溃,再也无力作有效的抵抗,楚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西北)完全暴露在吴军的面前,已指日可下了。

阖闾

阖闾、夫概、伍子胥、孙武等人挥师挺进,势如破竹,五战五胜,长驱直入,兵锋直指郢都城下。楚大臣子期、子西虽然在郢都和附近要地部署了部分兵力,准备负隅顽抗,无奈大势尽去,朝廷内外已风声鹤唳,人心动荡,士气消沉,兵无斗志,根本不能抵挡吴军的进攻。随着吴军的逼近,楚昭王临阵脱逃,携带胞妹和少数臣子凄凄惨惨、惶惶如丧家之犬出奔随国(今湖北随州),致使楚军防御彻底瓦解。十一月二十九日,即柏举决战后的第十天,阖闾等人指挥吴军一举攻陷郢都,柏举之战至此终于以吴军的辉煌胜利而宣告结束。

双方胜败原因分析

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吴军在阖闾、伍子胥、孙武、夫概等人的指挥下,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等战法,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柏举之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它一改以往战争“约日定地”、一战即见胜负的传统模式,而突出体现了连续作战、运动歼敌、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崭新特点,是战争史上一次革命性的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说,柏举之战也是兵圣孙武军事思想的一次最好实践,他的一些军事原则在此战中得到充分的检验而大放异彩。如“兵者诡道”、“上兵伐谋”、“避实击虚”、“兵闻拙速”、“因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造势任势”等等,均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运用,并完全成功。

吴国的取胜,首先是其修明政治、发展生产、扩充军备、任用贤能的结果;其次也是其善于“伐交”,争取晋国的支持,唐、蔡两国的协助以及齐、鲁诸国中立的产物;其三,在于吴军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上的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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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举之战示意图

即(1)采取疲楚误楚的正确策略方针,使得楚军疲于奔命,并且松懈戒备;(2)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乘隙捣虚,实施远距离的战略奇袭,迫使楚军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仓促应战;(3)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先发制人,勇猛突击,一举击败楚军的主力,夺取关键性会战的胜利;(4)适时进行战略追击,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不给楚军以任何重整旗鼓,展开反击的机会,最终顺利地实现破楚入郢的既定战略目标。

楚国的失败,其政治、外交上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其政治腐败,内部动乱,将帅不和,君臣离心,四面树敌,自陷孤立。从军事角度看,则在于楚军疏于戒备,招致奇袭;在于其消极被动,未能主动灵活、因敌变化制定正确的积极防御方针;在于其主将贪鄙无能,临战乏术;在于其轻率决战,一败即溃。

当然,在整个柏举之战中和吴军入郢后,吴国方面也有一定的失策之处,尤其是在入郢后犯有严重的错误,以致严重损害了军事上的胜利成果。这具体表现为二点:

第一,吴军在五战入郢过程中,未能彻底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历来是战争中的基本着眼点,然而吴军在几次关键性战斗中,如柏举会战、清发水之役、雍澨之役等等,虽多次击溃楚军,而未能做到全歼其有生力量,这样就使得楚国的残兵败将能够重新聚集起来,成为战略反攻的基本力量,一俟秦国出兵援助,条件成熟,即对吴军进行反扑。

吴军之所以存在这一不足,当与其某些战术运用不尽妥当有关,有的论者对此多有指出,如认为在清发水追击战中,吴军如能另选渡河点,渡河作平行追击或超越追击,则敌人损失将更大,崩溃也将更为迅速。另外,在争取晋国作更主动积极的配合策应方面,也不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未能更好地借助晋、吴战略同盟的优势。

第二,入郢之后,在政治、军事上有严重的失误,给保持和扩大胜利果实笼罩上浓重的阴影,致使与战略上的全胜结果失之交臂。吴军入据郢都,前后约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吴军决策集团没有关照全局的战略眼光,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结果屡犯错误,尤其是阖闾、伍子胥等人只顾“寻欢”、“报复”,既没有穷追楚国残军的决心和计划,又极大消磨和影响了全军上下的斗志,更造成了政治、外交等方面的极大被动,终于在秦、楚联军的反攻夹击和越国出兵袭吴的情况下,被迫放弃郢都,退师本土,饱尝了转胜为败的苦果。

孙武曰:“凡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这很可能是孙武对于吴军破楚入郢之后,“不修其功”,导致失败这一沉痛教训的总结。

柏举之战毕竟给楚国以相当沉重的打击,基本上决定了吴楚争霸战争的胜负归属问题。经过这场决定性的战争,吴楚之间80年的战事得到基本平息,吴国从此不再把楚国视为主要对手,转而与越、齐、晋诸国进行交锋,争夺霸权,历史由此而进入了吴越长期争战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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