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我国已进入铁器时代，宗族公社开始瓦解，是大国争霸的舞台

韦注：“言春秋禘、袷，当以立谥，序昭穆，从先君于庙堂也。《国语》所记说明晋、楚等国按“周史之法”都有本国的国史《春秋》。《墨子·明鬼》也说：“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记述《墨子》佚文称：“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各国的国史均名《春秋》。但到汉代其他各国的《春秋》已失传，仅存鲁的国史《春秋》。

正因为《春秋》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它又是记述某阶段历史的最早著作，后人就把这一时代称为“春秋时代”。叙述春秋史的起讫年限，有的依据《春秋》，从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如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有的按照《左传》，由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叙述至周元王三年（前473年）越灭吴，如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有的一直叙述到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晋智氏之亡，如马骕的《左传事纬》。

汉代将《春秋》列入“五经”，《公羊》和《榖梁》两传首先在西汉时入学官，西汉末刘歆提出将《左传》入学官，遭今文经学家们反对，未被列入。东汉初一度获入，后复被废，但经郑玄、贾逵、许慎等人的提倡，尤其郑玄合今古文之大成，使《左传》之学大盛，自此《春秋》及其三传成为中国古代一门专门的学问。

史书为何以“春秋”为名？古代“春秋”二字素来有指代很长一段时间的传统，庄子《逍遥游》中写道：“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可知，在那遥远的年代，“春秋”本身表示着一种时间长度，这与记录着过去某一个时期的兴亡盛衰的历史有着概念上的重合，那么以“春秋”指代历史，也是情理之中的。

另外，春秋在古代代表着一年四季。有学者通过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认为商、周一年只有春、秋两季，故称年为“春秋”，史书亦由此得名。我们从一些带有季节性字词的成语中也可以参见其中的道理，在表示季节的四个字里春与秋在成语中通常并用，并且二者出现的频次远远大于夏、冬，可以料想，在过去的某段时间内，确实以春、秋来平分一个年份。

与此同时，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中发生的大事，因此以“春秋”命名史书也不足为奇。

春秋与《春秋》

《春秋》又称《春秋经》，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原本单行，《汉书·艺文志》著录《春秋古经》十二篇和《春秋经》十一卷。晋杜预将《春秋》与《左传》合刊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刊定石经，经文载于“春秋三传”各传之前。宋以后列入《十三经》。该书刻本仅清阮元校勘所据宋代刻本即达八种之多，现行的通行本为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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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春秋》记事上起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下迄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包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计242年事。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在时间上，本书反映鲁国历史的一部分，后世所称“春秋时代”，即以书中截取鲁史的时限而得名。

“春秋三传”所载经文，《公羊传》、《榖梁传》二书皆止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春，西狩获麟”,《左传》则补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称《续经》《春秋》记事形式“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时系年”。凡一年以下标出四时，每年之始在时、月之间加一“王”字，日书干支，按年、时、月、日记事。全书16000余字，分条记录，每年记录数条至十数条，各条中最长者47字，最短者仅一字。本书内容，据元代陈则通《春秋提纲》的分类，共有“侵伐”272例，“朝聘”154例，“会盟”198例，“杂事”217例，均是当时鲁国国君及史官认为应书于简册的史事，以及周王室与其他诸侯国正式向鲁国通报的史事。

其中大多记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杂事”则有祭祀、婚丧、城筑、搜狩和田赋等记载，还有日月食、地震、虫灾、水旱、陨石等自然现象的记录。在价值上，它是春秋时代史事的基本信实的原始记录。书中所载该时期各诸侯国征战、弑杀，结盟、联姻等方面的史实及线索，是研究春秋史不可缺少的材料。

有关经济状况的记载，如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周定王十七年（前590年）“作丘甲”等条，透露了当时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变革的信息，极富价值。所载天文现象，除有个别误记或存在错简之外，多数准确无误，如全书载日食36次，其中33次与现代天文学的推断完全相同；发生于周庄王十年（前687年）的“星陨如雨”和周顷王六年（前613年）的有“星孛入于北斗”两条材料，是世界上关于天琴星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书中反映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逐年“灾变”情况，是这一时期自然史方面的唯一记录，为研究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灾害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可见,《春秋》一书并非像宋代王安石所讲是“断栏朝报”，也不同于专门汇辑“典谟诰命”的《尚书》，而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系统记事的历史文献。

但《春秋》记事过于简约，所记事件往往不相联属,同时也不记录诸事原委。该书中最长的一条记载出现于定公四年，原文是：“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此条中除记诸侯之名以外，叙述事件过程的不过数字，更未说明“侵楚”的原因和结果。最短的条目仅一字，如隐公八年只记一个“螟”字，指的是虫灾，但未说明灾害的程度和范围。综观全书，《春秋》本文并无什么深奥的意义，只具有古简略书的特点。

《春秋》一书对于后代影响深远，因为它是春秋时代众多的国史中硕果仅存的一部，两千多年来一直备受重视。唐代刘知篾称此书“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就《春秋》保存史实、开创体例的重大意义而言，此说甚为允当。

但自从它被列入儒家经典，它的特殊而简短的记事方式被当成不同寻常的“微言大义”之后，它的影响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郑樵

历代探求《春秋》有着复杂而深奥的背景，皆是想利用此书的政治伦理原则为现实服务。此种用意很早就被识透，郑樵指出“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此之谓欺人之学”。《春秋》本是一部史书，自有其褒贬和书例，书中用语上的一些区别，如“侵”与“伐”、弑”与“杀”“薨”与“卒”等等，是当时等级制度的反映，也多少体现了史官的观念。

用比较精炼而规范的语言记载排纂历史事件，这是《春秋》为后来的历史学家如何修史所开创的一个典范，“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就是《春秋》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春秋时代的主要特点

春秋时代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春秋时代已进入铁器时代

一般认为战国时期中国才进入铁器时代，但80年代以来铁器不断有新的发现,各地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西周末至春秋早、中、晚期的铁制武器、工具和农具，证明铁器生产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扩展，最终使春秋列国的生产力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青铜时代逐步过渡到铁器时代。

由于进入了铁器时代，春秋时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明显的发展，农业中因铁、铜金属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垦荒和水利事业的进步。手工业因铁器工具的应用，出现了线刻、金银错等许多新的工艺。商业的发展，表现为春秋后期金属货币的广为流通，城市和私商的普遍出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春秋时代的经济，无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出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后来居上的发展势头。

（二）春秋时代是大国争霸的时代

由于周天子东迁后王权的衰落，春秋时代由统一走向分裂，出现了各国诸侯竞相争霸的局面。先由郑庄公繻葛之战大败周桓王，突破了周天子的权威，一度形成郑独强的形势。接着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首先称霸；继齐之后晋文公城濮之战胜楚，形成了晋国的霸业，自此晋楚开始了争夺，到楚庄王胜晋，成为第三个霸主。

晋灭狄后国势恢复，晋楚于是长期相持，最终出现中原维持暂时和平的局面。随着北方政局的缓和，南方吴、越进行混战，并先后北上争霸，春秋时代至此结束。综观春秋大国争霸，主要是晋楚之间的长期争霸，到后期由南、北争霸变为南方吴、越争霸，这种历史重心的转移，正是春秋时代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春秋时代是宗族公社瓦解时期

中国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和西方希腊、罗马不完全一样，有自己的特有规律。所谓“井田制”就是贵族统治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公社，农业中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是公社成员，而不是奴隶，同样在手工业中也存在类似的公社组织。虽然西周、春秋时代奴隶的数量相当多，但占主要地位的却是从事家内事务，以“臣妾”为代表的家内奴隶。

宗法制度就是维护宗族公社的一种政治制度。随着铁器时代的来临，生产关系也跟着变化，井田制形式的宗族公社到春秋时代开始瓦解，出现了国家剥削小自耕农、地主剥削佃农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国由东方式的宗族公社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四）春秋时代中华民族已开始形成

西周瓦解后，周天子的地位日益衰落，原来多数在边疆的“戎”“狄”“蛮”“夷”等族纷纷进入中原，与中原的华夏族长期杂处、互相交流，使各族之间在生产和生活上逐渐接近，本来以牧业为主的戎狄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定居建家、建国，再加上相互通婚，民族之间的差别渐渐缩小，最后走上融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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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

在春秋前期，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称霸，但后来属蛮夷的楚国日益强大，与中原属华夏的晋国互分天下，长期相持，至春秋后期蛮夷之国吴（吴虽姬姓，实属荆蛮）、越又先后称霸，说明华夏和蛮夷之间已难于区别。在民族经济、文化融合的社会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兼并战争，至春秋结束时，华夏族和“四裔”之间的融合在中原已经基本完成，中华民族已开始形成。

（五）春秋时代是政治制度大变革的时期

在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世族和世官制，到春秋中期以后随着井田制和宗法制的瓦解而逐步衰落，到战国时世族、世官制最终被君主集权的官僚制度所代替。各国地方行政组织逐步由采邑制转变为县、郡制。春秋各国的刑法也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有些国家公布了成文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的一大变革，从此法律公之于众。

由于春秋时战争频繁，导致军事体制包括军队组织、作战兵种、武器装备、军赋征收等制度都比以往完备。在总结实战经验的基础上，军事理论有充分的发展，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

（六）春秋时代是各阶级、阶层剧烈斗争和重新组合的时期

由于春秋时代是从宗族公社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反映在阶级关系上出现了剧烈的斗争，奴隶纷纷逃亡，手工业者先后起义，“国人”不断暴动，在阶级斗争的催动下，原来西周宝塔式的统治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地位逐层崩塌。各国政权在不断的内部斗争中陆续更迭，晋、齐、鲁、宋、郑等国自下而上执政，秦、楚、吴、越等国自上而下进行改革，新旧贵族之间不断争斗和兼并，为封建的新政权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西周时期建立在统治宗族公社基础上，内部又有严密宗族关系的世袭宗族贵族，到春秋时代因井田制和宗法制的瓦解而逐渐分化，出现了新的以私有土地制为基础的封建地主，他们逐步控制了各国政权，形成新的封建贵族。春秋晚期因私学的兴起，士阶层渐由“武士”开始向“文士”转变，“士”的力量不断扩大，为战国时各国君主依靠“士”的新阶层逐步建立集权的封建官僚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

随着宗族公社的瓦解，原来的庶人，即公社农民，转变为封建社会的自耕农或佃农，原来的官府工商业者也变为私人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上层上升为统治阶级，成为封建社会的地主、大商人和手工业主。奴隶阶级到春秋时代也有分化，少部分奴隶得到解放变为平民，但大部分仍是封建官府和地主、商人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