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君与封侯均为诸侯僭越行为，战国后期侯的地位超过君

顾炎武曾谈道：“七国虽称王，而其臣不过称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是也。秦则有称侯者，如穰侯、应侯、文信侯。”他看到了称王和称君之间的关联性，但所言“不过称君”则似乎欠妥。

各国封君情况

战国时代各国的封君，就其本身身份来说，不外乎是：国君的亲属和外戚，国君和太后的宠臣，有功的将相大臣。

在各国的封君中，国君亲属占的比例很大。魏国除了乐羊以外，几乎都是宗室。赵国封君中宗室不少。韩国封君几乎都是国君的亲属。齐国除了邹忌以外，封君也都是田氏宗族中人。楚国封君也多数出身于贵族。只是秦国由于实行卫鞅制定的按军功授与爵位的制度，封君中国君亲属所占比例较少，只是在太后当权的时候，所封的亲属和外戚较多。

墨翟指责当时“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战国时代有些封君确是出于国君和太后的宠爱的。例如楚的安陵君、州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都是由于“面目佼好”而得到国君的宠爱，秦的嫪毐则出于太后的宠爱，这都反映了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方面。

各国封君中，最重要的是有功的将相大臣。这些有功的将相大臣，有经过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考验而选拔出来的，也有原来是国君亲属出身的，例如魏的乐羊、赵的赵奢、廉颇、乐乘、李牧，燕的乐毅，秦的卫鞅、白起，都是由于军功而得封。

秦国卫鞅变法，为了奖励军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第二十等列侯就是封君性质。卫鞅本人就因军功而封为商君。按照卫鞅制定的法制，立了大功的才能封候，宗室没有军功就得不到爵禄，当然更谈不上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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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

此后秦国奉行卫鞅所定法制，确实有不少有功的大臣封侯的，但也还有宗室贵戚封侯的，特别是太后当权的时候。例如秦昭王初年魏冉封穰侯，公子市封泾阳君，公子封高陵君，芈戎封华阳君和新城君，合称“四贵”。

又如秦庄襄王时吕不韦封文信侯，秦始皇初年嫪毐封长信侯等，这些人大都由于太后宠幸，并非由于有功而受封。等到秦始皇掌握政权，除去嫪毐和吕不韦之后，就继续推行卫鞅以来的传统法制，只分封功臣，而不分封宗室子弟。所以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还是“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子弟为匹夫”。只有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有大功的将军才能封候。当秦始皇亲自请王翦统率大军伐楚时，王翦请求赏给很多良田美宅，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后来王翦平定楚地，终于封侯。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台刻石》，文末列有随从官员名单，在丞相之上，有一批封君：列侯武城侯王翦、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

这些封君当是在统一六国过程中建有大功的将军或大臣，王翦和王贲功劳最大，所以在封侯中名列第一、第二。王翦封武城侯，武城当为其封邑。伦侯地位次于列侯，《索隐》说：“爵卑于列侯，无封邑者。伦，类也，亦列侯之类。”如果这个解释正确，伦侯就是关内侯，关内侯“无土，寄食所在县民租，多少各有户为限”。

但是，伦侯可能比关内侯地位略高，也有封邑，建成侯的建成，昌武侯的昌武，都可能是封邑名。秦始皇曾命令乌氏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也足以说明当时确有一批封君存在。战国时代各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以郡县制为主，而以封君制作补充的。秦国一直到秦始皇时，同样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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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申君

当时楚国由于旧贵族势力强大，封君是最多的，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十八人，近年发现于考古资料的多到三十六人，共有五十四人，其中不少出于世袭。封君在其封邑所拥有权力也比较大，如鲁阳文君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同时封君可以在封邑内筑城建都，规模宏大，如春申君改封江东，“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后来司马迁见了，还说：“宫室盛矣哉！”

君与侯的区别

从下面的例子我们来看战国时期“君”、“王”、“侯”、“公”等称号之间的等级差别。

《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卫声公卒后，子成侯速立，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卫更贬号曰侯”，成侯传子平侯，平侯传子嗣君，“嗣君五年，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由此看来，卫国国君初称公，后贬称侯，其原因不得而知。至嗣君五年，又贬称君。

吉本道雅先生认为在这一年韩军败魏军于卫之濮阳，卫、魏降于赵、韩，卫国丧失濮阳以外的领土，又因当时赵、韩国君都称侯，故卫孝襄侯“贬号曰君，独有濮阳”。按此说，卫公贬称侯可能也与战败失地有关，而公、侯、君的地位和领地似乎依次降低。

又据《史记·秦本纪》，秦孝公去世后，子惠文君即位，后称王，即惠文王，惠文当是谥号。可以推测，若惠文君未称王，当继续自称“君”，卒后或可能谥惠文公，这体现了在战国中期诸侯国君称王之前，或称公、或称侯、或称君，地位高下虽有些许差别，但大抵都不低。

或者可以说，从礼制上看，“王”的地位最高，“公”、“侯”、“君”地位虽有高下，但大致都属于低于王的诸侯层级，又明显高于各国内部的卿大夫阶层。诸侯称王，礼制上越一级，随后各王国重臣称君，礼制上也越了一级。另外，“封君”一词本身就包含了地位尊崇、领有土地的双重含义，以之比对周王的分封，可称为各王国的内部分封，是诸侯称王后，仿效周室的分封制，在制度上谋求自身独立地位的连锁反应。

从史料记载来看，各国除了封臣为“君”，授以封邑之外，还有封“侯”者，也常领有封邑。从他们的权力、地位来看，与同时期称“君”者并无本质差别，学界一般也将其归为封君。很明显，称“侯”与称“君”一样，都是对旧有礼制的僭越。

虽然从卫国国君的事例来看，诸侯国中侯的地位似乎略高于君，但各国内部封君和封侯在地位上看不出有本质的差别。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礼制上，称“君”或称“侯”虽然本身差别不大，但地位都升了一级，并不是像顾炎武所说的“不过称君”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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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武王

诸侯始称王的记载较为明确，而关于各国卿大夫受封“君”号始于何时的记载则略显模糊。从楚国来看，在楚子熊通称王后不久，《左传·桓公十一年》斗廉与屈瑕的对话中，有“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这样的记述，斗廉称呼莫敖屈瑕为“君”，一方面反映了他对身为王子、职居莫敖的屈瑕的尊敬，另一方面可能也体现了楚子称王后，楚臣在称呼上的僭越现象也开始初现端倪。

有学者谈道列国中“受封卿大夫冠以‘君’号者，最早也出现在楚国”，应该也是对的。或可以推测，在楚国，“君”、“公”、“侯”等称呼最初可能是对卿大夫中位高权重者的尊称，后来逐渐普遍化，所指也逐渐固定化，称“公”者以县尹为多，称“君”、“侯”者以新兴封邑主居多。

其他列国中，关于封君的记载绝大多数出现在该国君主称王之后。这反映出封君的出现是诸侯列国对周礼的一连串僭越活动中的一环或组成部分。

封君封地考辨

战国时期，群雄并起争霸，各诸侯国为了发展壮大，纷纷进行变法，其中多包括对旧有土地支配制度的改革。以秦为例，商鞅变法改变了过去世袭的土地制度，以军功大小授予封地，直接导致了旧有大贵族势力的衰减和原有土地支配体系的瓦解，同时催生了新兴的军功集团，而其中军功大者多有受封为君者，形成了秦国的封君阶层，如卫鞅受封为商君，魏冉受封为穰侯，后又以陶地益封，白起受封为武安君等等。当然，列国的改革措施不尽相同，秦国的情况也不一定有普遍性。

列国的封君群体中，受封者大多领有实邑，并以封邑之名为封号，但随着封君制的发展，受封者逐渐增多，封号也开始泛化，出现了不以封地为号或有封号而无封邑的现象，如吕不韦号文信侯，田文号孟尝君等，较同时期的其他封君，他们的势力更大，更重视对名望的追求，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封君制发展过程中的多元化现象。

封君的封地大小不等，往往按征收租税的范围以户计算。《墨子·号令篇》曾讲到“封之以千家之邑”，“封之二千家之邑”。齐的孟尝君担任相国，继承父亲的封地，“封万户于薛”；据说他一度出奔，后来“复其相位，而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又如齐襄王封田单为安平君，后来又“益封安平君以夜邑万户”。又如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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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

也有以都邑、城市或郡县来作为享有征税特权的范围的。例如秦孝公封卫鞅“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侯”。赵胜封于东武城，号平原君。魏无忌封于信陵，号信陵君；又因窃符救赵有功，赵“以鄗为公子汤沐邑”。楚封黄歇于淮北十二县，号春申君，十五年后改封于江东。又如赵孝成王“封虞卿以一城”。

再如吕不韦在“食河南、洛阳十万户”的同时，还“食蓝田十二县”；又接入受燕的“河间十城”作为封地，后来赵国又“割五城以广河间”。

又如嫪毐封长信侯，有山阳地；后来秦“又以河西、太原郡为国”。嫪毐取得两大郡的封地，是战国时最大的封君。

这样以都邑、城市或郡县来计数的封地，也还是“食租税”性质，封君是以都邑或郡县作为享有征税特权的范围，既然当时分封的都邑是食租税性质，所以所封的都邑的大小，常常是以户计数的。公元前二六二年韩上党郡守冯亭把十七县献给赵国，赵国封冯亭为华阳君，冯亭得到三个“万户都”为封地，就是取得征收三万户租税的特权。

当时封君的封邑，在传统的习惯上是可以世袭的，但是在实际上，三晋、齐、秦等国所封的功臣，很少世袭的；所封的宗室，只有齐的孟尝君、魏的安陵君出于世袭；平原君死后，“子孙后代”直到亡国，其余也不见世袭。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各国实行变法以后，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注意取消封君世袭的特权；另一方面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由于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引起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结果。

触龙规谏赵太后时，就曾明确指出这点：“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侯者，其继有在者乎?”“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子孙”，那是由于“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加封‘君’（或‘侯’）号”是封君的显著特征，领有土地是一般特征。因此我们拟订的对封君的认定标准有以下内容：首先，封号为“某君”，或“某侯”，此为必要条件和认定前提；其次，封号中冠以邑名者一般领有该邑，由中央派遣的主管该邑的官吏（如县大夫等）不能归入其中；其三，在战国中晚期，封君制发展迅速，出现了封号、封邑不统一或仅有封号的卿大夫，他们也习惯上被认定为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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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

秦末汉初，列国的一些封君复出，各政权也有另新立封君的现象，但这些封君的性质基本变化不大。至两汉时期，“封君”有时泛指受有封邑者。如《史记·三王世家》载汉武帝颁行推恩令时称，“昭六亲之序，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诸侯王、封君是对当时受封者的统称。

《汉书·食货志》“封君皆氐首仰给焉”下颜师古注曰：“封君，受封邑者，谓公主及列侯之属也。”两汉时期，受封者多称侯，而受封称君者中则有不少公主命妇，在东汉尤为常见，如梁统曾孙梁商，其“夫人阴氏薨，追号开封君”。

而《续汉书·舆服志下》中则直接有“公主封君服紫绶”的记载，封君与公主合称，多指代以公主、命妇为主的女性受封者。这一合称的方式一直沿用至魏晋隋唐，《隋书·礼仪志六》还有“诸王太妃、妃、诸长公主、公主、封君”的连称，隋唐以后，这一称呼仍有沿用，但一般只是对旧制的承袭而已。

由此可以说，到战国后期，虽然“侯”与“君”，在本质意义上都属于封君。但“侯”的封地远比“君”要大得多，“侯”属于君的更高等级。如文信侯吕不韦，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又如嫪毐封长信侯，有山阳地；后来秦“又以河西、太原郡为其国。”而且最重要一点，封侯只出现在秦国，关东六国并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