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关史籍

丹阳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12年，这是战国中期。《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庶长（魏）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於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於邓。楚闻，乃引兵归。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是说楚怀王因张仪使诈而怒伐秦，秦发兵大破楚师於丹、淅。说丹阳在商洛或淅川的说法都来源于此，说秦国在楚国旧都鄬郢淅川俘获大量高官倒是符合。但是，清华简《楚居》记载的鄬郢并不是楚国初居地，也与昭王伐楚丧师于汉水不相符，因为不管从哪个方向去商淅伐楚，舍陆路而走水路都不合常理。

从《士山盘》铭文可知，在西周中期，荆（楚国）与鄀、虘、中（四角屮，中间中）、六等国邻近。奴虘或虘方邻近甘肃天水甘谷县朱圉山是确定的，六子国（陆浑戎）所居瓜洲在秦岭西侧南北坡也能确定，他们都在秦岭西侧。清华简《楚居》也证实楚国与鄀国早期邻近。结合安大简研究者指出“附沮”不是人名（笔者认为是指楚国早期依沮水而居），说楚国始封地丹阳在汉中西北更加合理。

司马迁写《史记》，对于不确定的事情，多在不同地方分别记载不同说法。对于丹阳之战，他在《楚世家》与《秦本纪》中分别写作“遂取汉中之郡”、”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细品文字是有区别的，“遂取”是说战于丹阳进而取汉中。以上两处记载都没有说明丹阳在哪里，但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明确了丹阳在商淅。这种记载方法，可在《史记》中找到很多，比如昌平君与昌文君，以及西周成周与洛邑。因为相隔年代久远，汉朝人不清楚楚国始封地在哪里是很正常的。比如，《汉书》作者东汉班固说楚文王自安徽丹阳迁荆州就是错的，《水经注》作者北魏郦道元对相关问题的记述也多是错的。所以，丹阳在商淅不能看作定论。

仅从《史记·楚世家》、《史记·秦本纪》，就可以知道秦楚丹阳之战前，秦汉中郡地盘大多属于楚国，唐代司马贞说丹阳在汉中是对的，这要理解为丹阳地望在秦汉中郡。这里按时间顺序简述相关历史要点如下：（1）秦孝公时期，楚魏与秦接界，“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楚之西南，与蜀的分界是巴郡鱼复县，有楚扞关。（2）司马错“灭蜀，南郑复归秦，置巴郡”。秦与蜀反复争夺南郑， 南灭蜀东有商於，攻取楚汉中是必然。（3）秦惠文王时期”庶长（魏）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4）蓝田之战时邓属楚，商洛仍属秦。虽然九年后秦昭王归还了上庸，到司马错攻楚取黔中，楚国又将上庸与汉北割让给秦国。接着两年白起攻楚，楚(顷)襄王被迫东迁淮阳陈城。

秦国在白起拔郢后设南郡，将司马错、张若所取的黔中和巫郡合并为黔中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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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於之地

解读丹阳之战，涉及丹阳、商於两大史学疑难。丹阳之战前一年，张仪使楚时诈称”愿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换取楚与齐国绝交。学界对商於之地说法不一，大多支持包含商洛，《楚居》也似说季连经过此地赴周。下面先对商洛、淅川与商於地名归属进行梳理。

先说商洛与商於。商洛在汉代是上雒县和商县的地域合称，鄀国所都之邑名商密，析是鄀之别邑。清华楚简《系年》载“二邦伐鄀，徙之中城，围商密。”这就是鄀国迁析的原因，文中“二邦”指秦晋，“中城”或指中国旧都，即士山盘中出现的中国。有关中国，史书无载，多件青铜铭文中的“中”、“中君”等，最有可能与这个中国有关。中国融入楚国的时期不晚于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入侵鄀国，甚至可以推测它在楚武王时期就已经融入了楚国。也有人说，於中是於与中两地名的合称。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商密既称下鄀，就表明不是鄀国的初封地，鄀是从它处迁来商密的，并在楚国多地留下了鄀地名。现在能肯定的是，楚庄王初年商密属楚，说明春秋时期的商洛在鄀秦楚三国间易手。公元前340年秦“封鞅为列侯，号商君”，封地在商洛无疑议。《楚世家》说“封卫鞅於商，南侵楚“，此后未见商洛属于楚国。商洛有秦武关，春秋时名为少习关，它位于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东武关河的北岸，与函谷关、萧关、大散关成为"秦之四塞"。因此，丹阳之战前，商洛属秦不属楚。丹阳之战时期的楚国都城在荆州，史书有两处说商於在楚国西面，所以张仪说的商於不在楚北，可以排除商洛一带是商於。

商於地名应与古庸国有关，公元前611年楚庄王联合秦巴灭庸，三国分其地。庸人南迁时不仅把大庸地名带去了张家界（原大庸县），还把商於地名带去了湖南沅陵。楚黔中也称作商於（见华阳国志），郡治在湖南怀化沅陵，城西有古城遗址。找不到张仪所说商於是指湖南怀化楚黔中的证据，司马迁说黔中在秦孝公时属楚。秦楚两国与黔中有关的战事，都在丹阳之战以后。

丹阳之战后一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秦汉中郡包括今汉中、南郑、上庸六县无疑。说归还汉中之半，是指汉中郡东面的上庸六县，这从楚国靳尚与郑袖对话可以证实。

再说析与商於。析与淅川地名位置见上图右，可以认为这两地都称作析。在楚人自述中，汉中与析是分列的，即汉中不包括析（今淅川一带），秦汉中郡也不包括析。岳麓秦简《三十五年质日》所述地名（上图标注有路线与地名），与秦楚史籍一致甚至大部分保留至今。如果说丹阳之战前的商於之地包括淅川（史记集解就是这个意思），何来以商於六百里之地献楚之说？因为当时的析地属楚。

如果把内乡县淅川县一带称作於，那也只能说楚秦巴联合灭庸时商於就分成两半，商洛那一半属秦，内乡和淅川这一半归楚。楚国进入南阳盆地时，除了申吕息邓等国以外，遭遇的还有巴人庸人濮人，更早的是卢人罗人，根本没提到商於地名。说於中在内乡县，可能与早期庸人巴人有关。结合《华阳国志》，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也包括了苴与巴。目前只能设想：丹阳之战前的商於位于蜀国与上庸之间，它或是巴人参与灭庸所分之地，庸人带来了商於地名，秦灭蜀巴时夺为已有。因与楚汉中比邻，故诈称献商於六百里以诱楚，目的是让楚国与齐国断交。

史籍撰写者多以当时地名讲述前事，史记中的汉中应指秦汉时的汉中郡，不包括商洛不包括淅川。今天的南阳市在春秋时称作宛，战国时设南阳郡。商末、秦汉这两个阶段，南阳地带人口变动最为频繁，许多地名被秦迁河内郡人口带来的地名替换了。

三、丹阳地名

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看，丹阳大战在商洛丹水与淅川一带，这与秦国俘获大量楚国高官相符，因为淅川有楚国旧都（比如鄬郢）。也能说明战后淅川这一带仍然归楚国所有，与上文设想秦国从上庸西边取楚汉中（上庸）并不矛盾。如果考虑周昭王伐楚涉汉，就直接否定了楚国初封地在商洛或淅川。春秋及战国中期以前，淅川都属于楚国，商洛是秦国从鄀国夺取的，说楚国此前把近在咫尺的初封地给了鄀国，也不符合常理。

传世史籍都没有明确楚国始封地在哪里，汉司马迁与唐司马贞所说的丹阳之战地点也不相同，司马贞说的汉中丹阳最有可能是楚国始封地。结合“探讨楚人早期迁徙路线与周昭王丧师于汉水”，说熊绎所封丹阳在秦岭西南，邻近宝鸡，既符合史籍与楚居，也符合逻辑。楚国丹阳地名的迁移，应在楚失汉中以后。

《楚世家》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琇氏，居丹阳。”《秦本纪》也说：秦昭襄母楚人，姓琇氏，号宣太后。她的儿子上位三年就把上庸归还给楚国了，这比丹阳之战晚了九年。苏代又谓秦太后弟琇戎，似乎也暗示着楚国早期姓琇氏，与戎地有关。就如魏绛之名绛、韩成之号横阳，都与始祖发祥地有关。

楚国在蓝田之战中大败，与顾忌韩魏困楚也有关系，此战没有提到失地。楚国失去淅川是在公元前298年，这比丹阳蓝田两战要晚十多年。《史记·楚世家》记载很明确：“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析在淅川一带，取十五城说明那里人口密集，战略意义大，这与”解读《楚居》春秋时期迁徙路线“相符。

汉代以来，人们就不知道楚国始封丹阳在哪里，这跟地名随人口迁移有关。就如白起先取鄢、邓、西陵，次年再拔郢烧楚先王墓夷陵，白起先后拔鄢拔郢在哪里，也是世无定论。楚国夷陵、西陵地名都在白起攻楚区域，而汉晋时期湖北等地的丹阳、夷陵地名，是楚国人口迁移带去的。郦道元《水经注》载：鱼复县旧郡治故陵村“故陵北，江侧有六大坟。庾仲雍曰：楚都丹阳所葬。”已被考古证实是错的。郦道元说”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同样被考古证明是错的，纪南城实建于战国时期。

各种信息都能印证，周初的丹阳，不在商洛不在淅川，不在宜昌的姊归或枝江，也不在鱼复县故陵（今重庆云阳县），更不在班固所说的安徽当涂。班固是《汉书·地理志》作者，他认为：熊绎始封在汉丹扬郡丹阳县（治所在当涂县丹阳镇），文王自此迁南郡江陵县，平王城之。由此可见，东汉顶尖学者也没弄清楚国的早期历史地理，郦道元只是因袭而误。

可能有人坚持其它丹阳说法，或说古汉中不在今汉中，或者不承认谭其骧先生所研究的秦郡图，只能说更加没有依据。南郑位置从无异议，丹阳之战后秦置汉中郡，是以南郑为郡治的。说上庸是古汉中更没道理，它只是汉中郡地盘的一大块。即使把今汉中看作蜀南郑、把安康为中心的汉水中段看作楚汉中，也不影响本人对楚国早期丹阳所在地的判断。

楚国八百年历史，西周晚期才开始扩张，春秋早期力图融入中原，成王之后开始向南发展。在楚灵王迁都江汉平原之前，楚国在汉水上中游流域生活了五百年，期间与秦国未见大的战事，说丹阳这个初封地，在战国早期还保留在楚国手中，也是可能的。楚国在江汉平原生活了二百六十年（其间约有六十年楚都不在江汉平原），期间虽然差点亡国，但还是恢复了元气，在楚怀王早期，国势达到顶峰。然而，在怀王中期，丹阳之战中失去丹阳与汉中，末年又经垂沙战败与庄蹻内乱，死后一年秦又夺楚析地十五城。顷襄王中期仅三年时间，先是失去黔中、割让上庸与汉北之地，再经白起最后一击，楚国就把老底全输光了。楚国迁到安徽五十年(或两三代王)就灭亡了，其中在寿春建都才十多年。

迁都后的楚国看似还强大，主要是因为吴越争锋楚人得利，要不是收了吴越故地，哪有那么大的地盘？越国地盘也不是楚威王一次吞并的，最后灭越是在楚考烈王时期，这是楚国灭亡前的上一代王。在秦始皇灭楚之前，今天河南除东南角、湖北除东南局部、湖南西北部，都不属于楚国。丹阳等楚国地名，随着人口迁移到了楚国晚期的诸多地点，这给后世考证楚国历史与地名，带来了极多混乱与错误。

〖后记〗

本文只是对商洛说和淅川说进行了深入分析，有助于厘清若干混乱说法。自笔者提出楚国始封近汉中以来，有个别读者多次提出反对意见，在此再作补充说明。

别过于迷信司马迁有关楚国早期历史的记载，他相对今人起码有以下资料是没见过的：《楚居》《系年》《竹书纪年》，安徽大学有关楚王世系的竹简，宝鸡凤翔周公庙附近发现的甲骨文（表明那里就是周武王灭商前的指挥中心），墨子说熊丽居沮与安大简表明附沮不指楚先人相吻合（熊丽即丽季，季连之子，周初人物），《士山盘》明确西周中期虘国六子国鄀国与楚国相邻……。这些都支持楚国始封在宝鸡至汉中之间的沮水流域，起码无一件证据排斥我的观点。而前述商洛或淅川说跟昭王丧师于汉水难协调，郦道元说丹阳在今云阳县故陵村已被考古证实是错的，枝城、姊归、当涂说也明显是错的。当代史家大多只会背书，极少有人敢于提出与以前名家说法不同的观点。其实，仅据《战国策》惠公说周文王父亲季历葬在楚山之尾，就能知道周初的楚人居住地（楚山楚麓）离宝鸡不远。再加上墨子所说季连之子熊丽立国于沮山之间，说楚国始封（熊绎，熊丽之孙）近汉中算是有了过硬证据，何况笔者还在其它文章提供了大量辅助证据。根据史书及出土的青铜铭文，可以肯定周昭王多次伐楚并丧身于汉水，这也只可能是西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