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为什么单名居多,是因为《公羊传》对《春秋》的曲解?

三国时期为什么单名居多,是因为《公羊传》对《春秋》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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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为什么单名居多,是因为《公羊传》对《春秋》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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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1] 其实在西汉时期,双名的历史人物还是非常多的,著名的就有霍去病、刘病已、刘弗陵等等。刘弗陵和刘病已就是汉昭帝和汉宣帝。统治者的名字都是双名,可见当时取名字并没有什么单名的要求。当然根据学者对《汉书》中名字的统计,单字的名字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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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西汉时期,双名的历史人物还是非常多的,著名的就有霍去病、刘病已、刘弗陵等等。刘弗陵和刘病已就是汉昭帝和汉宣帝。统治者的名字都是双名,可见当时取名字并没有什么单名的要求。当然根据学者对《汉书》中名字的统计,单字的名字的比例还是高于双名的比例,但是远没有到东汉以及三国时期那样悬殊。而取名对单名的偏好,就是死于西汉末年的统治者——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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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历来对王莽的描述是"穿越者"的形象,因为他很多举措以及一些新朝出土文物看上去似乎很超前。当然这只是一种调侃的说法,事实上王莽改制中带着很浓重的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王莽在早期的形象也是一个传统的儒生。王莽对制度的改革也蒙上一种复古的色彩,迷信传统的儒家经典。包括人的名字。王莽遵循《春秋公羊传》的说法,将单名写入到法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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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中对单名、双名的说法在下文会详细谈到,先说说王莽规定单名的法律。在《汉书·王莽传》中记载,王莽的孙子王宗,原名。这说明在西汉时期并不要求必须单名,不过经过王莽改制之后,更改为单名的王宗。王宗这个人很有野心,制作天子服饰,又与吕宽家族私通(吕宽与王莽之子王宇反对王莽策划"狗血门事件"而获罪),事情败露之后,王宗自杀。王宗死后王莽还将王宗的名字恢复为王会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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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两点:第一、在王莽时期单名为贵双名为贱;第二、单名为贵双名为贱是由王莽改制而产生。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匈奴人,乌珠留若鞮单于的名字本为囊知牙斯就改名为"知"来迎合中原政权的制度。虽然最终王莽失败,新朝被推翻,但是这种取名为单字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去除的。所以在东汉以及三国时期,还保持着这种风气,就造成了三国时期绝大多数人物都是单名的情况。 《春秋公羊传》对"二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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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儒家两位圣人孔子和孟子对《春秋》的评价。孔子作《春秋》,利用尺幅之间的文字,加以自己的主观的评判,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文字的运用对历史人物加以褒贬,也就是后世常见的"春秋笔法"。 古人认为《春秋》微言大义,每一句、每一字之中都有寓意,对《春秋》有三家比较著名的注释本——《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王莽追求单名、厌恶双名的起源,一般认为是《春秋公羊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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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定公六年》中有"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的记载,是说季孙斯、仲孙忌二人率领军队包围运邑。其中"仲孙忌"的名字错漏,应该是"仲孙何忌",是一个双名。那么为什么《春秋》中将其记载为"仲孙忌"呢?《春秋公羊传》认为孔子以此讥刺二名,二名不符合礼制。王莽本身拥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又将儒家思想揉入到政治制度改革中。所以王莽以《春秋公羊传》为依据,禁止国民以不合礼法的双字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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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二名"不符合礼法呢?《春秋公羊传》中没有详细的说法,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有更详细的解释。注疏就是对原有书籍的进一步的注释和疏解。《春秋公羊传注释》认为,之所以要讥刺"二名",因为"二名"会造成避讳的困难。古代人讲究避讳,对长辈、对统治者要避免名讳。举一个例子:西汉谋士蒯彻,因为名字与汉武帝刘彻相同,于是史料记载为蒯通。这种避讳不独只有人:汉朝时期察举科目秀才,在东汉变成了茂才,就是避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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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统治者为了削弱这种避讳的困扰,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双名变单名,汉宣帝刘病已就更名为刘询;比如用一些十分生僻的字,东吴第三任皇帝孙休为儿子起名就全都是生僻字;还有一些统治者放松避讳的宽限,李世民就下令"二名不偏讳","世民"两个字分开用无需避讳。结果李世民去世之后就被废止,六部中的民部因避讳改为户部。因为双名比较难避讳,所以《春秋公羊传》认为"二名非礼也。" 《春秋公羊传》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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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非礼"是古代存在的情况,但是根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日知录》的说法,《春秋公羊传》明显是曲解了"二名非礼"。按《日知录》的说法,古代著史的时候往往把二名简略为单名。比如《春秋左氏传·定公四年》中就将晋国重耳记载为"晋重",与"仲孙忌"的情况比较相似。也就是说,将二名记载为单名是古人著书的一种书写习惯,未必有特别深奥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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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二名非礼"究竟是指什么呢?在《春秋左氏传》中同样有解释,完全有别于《春秋公羊传》,是指一个人先后有两个名字。《日知录》中还记载了西周初期的散宜生、苏忿生,来反驳《春秋公羊传》中对"二名非礼"的解释。从《日知录》的论辩中来看,似乎《春秋左氏传》的解释确实比《春秋公羊传》要更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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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对"二名非礼"与《春秋》进行了曲解,王莽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说法,进行了单字取名的强制性的规定。这种行为虽然有别于"二名非礼",但确实便于避讳,加上王莽时期的影响力,也就一直流传到了汉末三国时期。但是单名很容易出现重名的情况,而且在乱世当中传统儒家的思想和儒家作为主导思想的地位遭受冲击,在南北朝时期更是有很多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于是单名为贵、双名为贱的情况就被历史长河所淘汰了。 参考文献:《三国志》、《春秋公羊传注疏》、《三家注史记》、《日知录》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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