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卒的建立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魏国衰落后武卒再难重建

不幸的是，这三大要素都是可以被复制、替代的，甚至后来者还能具备后发优势。随着魏国的全面衰落、其它诸侯国的崛起，以及魏武卒体系本身的顽疾，这支军队走向没落成了历史的必然。

当初吴起设立魏武卒，是对春秋军制的划时代变革。

春秋时期的军队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士、农民、奴隶。

“士”最早指的不是读书人，而是手执武器、佩戴弓矢的武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家臣。但他们并非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莽夫，而是既要勤练武艺，还得兼修舞乐、礼仪的综合型高素质人才。打仗时，这一群体身着装甲、乘坐战车出发，是军队的骨干力量。

而在战车旁用两条腿行军打仗的，则是役徒、小卒，他们由各个封地的农民组成。这些农民平日里耕作，农忙间隙被集合练武，而在战时就要服从贵族的征召、参军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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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下，就是随军干杂活、为上述两类人提供服务的杂役，他们由奴隶构成。不过到了春秋末期，由于实际情况的需要，出现了奴隶充当战士的趋势。

在春秋后期，齐国出现了雇佣兵，即“齐技击”。根据《荀子·议兵》的解释，一名“技击”每取得一枚敌人首级，就能获得八两黄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奖赏。

可以这么理解：他们与齐国统治者属于纯粹的利益关系，也许比一般的军队更有战斗力，可一旦遇到强横、有组织的强大军队，他们往往逃得比兔子还快，所以后来三晋将士经常嘲笑齐军。

而真正推动军事变革的，就是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吴起。

吴起之所以被称为军事家而非名将，是因为人家不仅带兵打仗攻无不克，而且还能著书立传、开创一代军事思潮。在他所著的《吴子兵法》兵法中，提出了许多系统性的军事理论，其中有一条主张令人耳目一新：注重军队的专业性。

吴起认为，军队不在多，而要追求“以治为胜”。所谓的治，就是训练有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作战本领，再辅以赏罚严明的制度，以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他强调“简募良材”，根据士卒体力、技能进行合理的分工和编组，如“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以实现军队的整体优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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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专业化的精兵理念具备划时代的意义，打仗被视为一门正儿八经的“职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在侧面告诉我们所谓“战”国这一名称的由来。

根据吴起的分工理念，那些核心战斗人员就是我们所说的魏武卒。关于这些人的选拔标准，《荀子·议兵》中解释的很直观：“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

这对于军人的体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实这种选拔方式比较科学，毕竟在战场上，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个人技巧都显得苍白无力。

战国初期，魏国之所以能嚣张地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且处处占优，这支领先于各国的新式军队是其最大的底气。《吴子》中记载的阴晋之战，声称吴起带着五万训练有素的新兵击败了50万入侵秦军。虽然在正史中没有这一记录，但吴起在西河郡时，秦国被他常年压制在关中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魏武卒这么厉害，为啥别的国家不学习呢？楚武卒、齐武卒、秦武卒.......各国精兵一较高下岂不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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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想要打造起这么一支军队并不容易，起码得满足两大前提条件。

第一：雄厚的经济基础——所在国家要有钱，非常的有钱。

关于魏武卒的待遇，是“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也就是说，被挑中后，全家被免除徭役，被赐以条件优越的住宅、耕地；即使他们年纪大了、体力下滑了也不能取消，甚至连退休了之后，还能享受国家给予的救济、关照。

由此可见，魏武卒就是铁饭碗。军队的士气、战斗力确实上去了，但副作用就是国家的税收减少、财政负担巨大：“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养一两代军人也许没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在的国家必定不堪重负。

而魏国之所以敢砸重金打造这么一支专业军队，源于他们在战国初期确实很富有：

一方面，魏国继承了战国霸主晋国的核心遗产，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可谓富得流油；

另一方面，魏国率先开展了法家变革——李悝变法。其中在经济方面颁布了新税法，由国家采取平价籴粜（买米卖米）制，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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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

第二，优越的上层建筑——打破贵族政治、任人以才。

建设专业化军队这一概念，把被传统贵族垄断的军事资源收归国家，交由专业人员管理，本身就是对原有体系的巨大冲击。在战国初期，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决心。吴起之所以能在如愿打造其魏武卒，在于他遇上了魏文侯。

魏文侯魏斯是战国时期的第一位雄主，他第一个全面打破传统贵族政治，真正做到了任人以才：他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子弟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创立西河学派；任用李悝、翟璜为相，推动政治、经济改革；起用乐羊、吴起等为将，痛击秦国、爆打中山。而这些人才，大都出身于小贵族、平民。在战国初期，这种破例实属难得。

对于吴起的使用，更是充分体现了魏文侯的魄力。当初吴起投奔魏国时，正赶上魏、秦西河大战；魏文侯向李悝征求对吴起的看法，后者回答：“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也就是说，吴起有才无德。但魏文侯就是任人所长而已，他没有丝毫犹豫地任命吴起为将，魏国在战场上的优势迅速扩大。随后吴起更是受命常年驻守西河郡，魏武卒也是在这个期间正式建立，一代军事家从此名扬天下。

上面两大条件，看起来是不是貌似很简单？那我们举个反面例子，同样是跟吴起有关。

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年），吴起跑到了楚国，被仰慕他大名的楚悼王任命为相，他随即展开了自己的一揽子变法方案。其中，在军事方面，他又建立起了一支专业军队：“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可以理解为裁汰冗官、剥夺部分贵族的特权，用节省下来的经费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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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魏武卒的套路异曲同工，成果自然非常显著：“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被此时的楚军暴打的国家里面包括了魏国（三晋之一）。

然而，这种改变却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楚悼王死后，吴起就被他们群起而攻之、惨死在楚王灵堂，楚国的变法随之被废除。

由此可见，凡是触动到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的举措，都将非常困难。而魏武卒的衰落，也正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双方崩盘的必然结果。

自从魏文侯死后，魏国的政治生态就呈现出日渐下滑趋势。魏武侯继位初期，吴起在相位争夺战中输给了田文，其实倒也情有可原，毕竟后者更能解决当时的魏国政坛隐患；但其后出身贵戚的公叔痤长期把持着相位，并且处心积虑逼走了吴起，则将魏国贵族政治复辟的状况体现得淋漓尽致（商鞅也是在公叔痤这里混不下去才走的）。后来，魏国的好几任相都姓魏，象征着魏国政坛的全面堕落。

而在经济层面，贵族势力的强化，必然意味着君主手中政治、经济资源的萎缩；同时，由于战略不清晰，魏国常年四面出击，对国力造成了巨大消耗；数代魏武卒的滚雪球式积累，对魏国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可想而知。

因此，魏武卒在桂陵、马陵两次大败，固然是庞涓输给了孙膑，实际上也是魏国国力全面衰退的必然结果。

想要重建这支曾经横行天下的威武之师，一是没实力，二是没必要，毕竟那时已经出现了更为先进的军队组织模式——从魏国跑出来的商鞅，吸取了魏国经验教训，推行了更为深远的全面改革、建立起二十级军功爵制，更雄厚的经济基础、更先进的上层建筑，从而打造了一支一往无前、以疯狂战斗为人生追求的虎狼之师——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