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泓水之战中的举措是愚蠢至极还是“贵族精神”

什么叫贵族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读过《毛选》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通过那一战，宋襄公被标上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标签，成了后世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

宋襄公率领四国的兵马打到齐国去。齐国一批大臣一见四国人马打来，就投降了宋国，迎接公子昭即位。这就是齐孝公。

齐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国，如今齐孝公靠宋国帮助得了君位，宋国的地位就自然提高了。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事业。这次他约会诸侯，只有三个小国听从他的命令，几个中原大国没理他。宋襄公想借重大国去压服小国，就决定去联络楚国。他认为要是楚国能跟他合作的话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那么在楚国势力底下的那些国家自然也都归服他了。

他把这个主张告诉了大臣们，大臣公子目夷不赞成这么办。他认为宋国是个小国，想要当盟主，不会有什么好处。宋襄公哪里肯听他的话，他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开个会，商议会合诸侯订立盟约的事。楚成王、齐孝公都同意，决定那年（公元前６３９年）七月约各国诸侯在宋国盂（今河南睢县西北，盂音ｙú）地方开大会。

到了七月，宋襄公驾着车去开大会。公子目夷说：“万一楚君不怀好意，可怎么办？主公还得多带些兵马去。”

宋襄公说：“那不行，我们为了不再打仗才开大会，怎么自己倒带兵马去呢？”

公子目夷怎么也说不服他，只好空着手跟着去。

果然，在开大会的时候，楚成王和宋襄公都想当盟主，争闹起来。楚国的势力大，依附楚国的诸侯多。宋襄公气呼呼地还想争论，只见楚国的一班随从官员立即脱了外衣，露出一身亮堂堂的铠甲，一窝蜂地把宋襄公逮了去。

后来，经过鲁国和齐国的调解，让楚成王做了盟主，才把宋襄公放了回去。

宋襄公回去后，怎么也不服气，特别是邻近的郑国国君也跟楚成王一起反对他，更加使他恼恨。宋襄公为了出这口气，决定先征伐郑国。

公元前６３８年，宋襄公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成王可厉害，他不去救郑国，反倒派大将带领大队人马直接去打宋国。宋襄公没提防这一着，连忙赶回来。宋军在泓水（在河南柘城西北，泓音ｈóｎｇ）的南岸，驻扎下来。

两军隔岸对阵以后，楚军开始渡过泓水，进攻宋军。公子目夷瞧见楚人忙着过河，就对宋襄公说：“楚国仗着他们人多兵强，白天渡河，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咱们趁他们还没渡完的时候，迎头打过去，一定能打个胜仗。”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

宋襄公逃回国都商丘，宋国人议论纷纷，都埋怨他不该跟楚国人打仗，更不该那么打法。

公子目夷把大家的议论告诉宋襄公。宋襄公揉着受伤的大腿，说：“依我说，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比如说，见到已经受了伤的人，就别再去伤害他；对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能捉他当俘虏。”

公子目夷真的耐不住了，他气愤地说：“打仗就为了打胜敌人。如果怕伤害敌人，那还不如不打：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干脆让人家抓走。”

宋襄公受了重伤，过了一年死了。临死时，他嘱咐太子说：“楚国是我们的仇人，要报这个仇。我看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翼城东南）的公子重耳是个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是个霸主。你有困难的时候，找他准没错儿。”

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成为全中国人都知道的著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评价

李宗闵：“若乃诵前圣之言，守已行之制，遭变而不通，得时而不随，夫如是，可谓王莽、宋襄公之言，不足为有道者也。昔者王莽尝为德化矣，不问可否，语必援经，不量人心，动必据古，於是天下烦溃，从而丧之。此不知变之祸也。昔者宋襄公尝为仁义矣，楚人尚诈我必信，彼兵尚奇我必正，用欲以兴商道，霸诸侯，一战而为敌所执，再战而身死国削，为天下笑。此不知时之祸也。”

钱时：“无义师之实而欲假义师之名，虑敌之不周，防患之不密，以致身殒国丧，如探笼阱而屠之，遂使流俗之论谓王者之兵真无用于后世。后世非诈谋不可，皆宋襄公、成安君之徒实误之也。”

苏轼：“宋襄公，疑于仁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

苏辙：“至宋襄公，国小德薄，而求诸侯，凌虐邾、鄫之君，争郑以怒楚，兵败身死之不暇，虽窃伯者之名，而实非也。”

毛泽东：“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