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晋士人对楚辞的理解，看两晋士人的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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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士人的楚辞接受成因

一两晋政局与士风嬗变

1、西晋政局与士风

两晋文学新变，这种现象的形成与此时学术密切相关。玄学是两晋学术的主流，谈玄注重声音之美，玄学清谈与阅读方式的变化对当时的楚辞接受有所影响，两晋形成吟咏楚辞的风尚和注重研究楚辞的音韵特点正与此相关。

然而，体则《诗》、《骚》的作品在东晋仍然作为支流存在，一脉尚存。同时，庄骚同源论、出处同归等观点也影响到了士人对楚辞的认识。

此外，西晋受楚地文学、风俗影响较大的士人由吴入洛，东晋衣冠南渡，在南方定居，楚地的山川之盛，楚声、楚歌悲韵与以悲为美风尚的契合，楚地祭奠、纪念屈原的风俗都无疑会影响到两晋士人对楚辞的接受。

历经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司马炎三代，曹魏与司马氏的争权交替已完成。政权逐渐一统，士人们的功名心也随之被激起.

西晋建立看似是开创新朝，但立国依靠的还是曹魏时期世家功臣的支持。辅佐晋武帝的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等人。

然而，只要世家大族把持权力的局面没有被打破，政治人才基础狭隘化的现实便很难改变。

晋武帝晚年为了改变“君弱臣强”的局面，重用外戚和亲信，坚持让齐王攸之国，要之，当时的仕进之途不外有三，其一是世家子弟凭借门第之资；其二是寒素者靠学问文章或姻亲关系起家，如张华、潘岳无不是受到妇翁的引进，左思也是因为妹妹左芬入宫为嫔后起家秘书郎；其三是依附宗室、外戚、权臣，以期拔擢。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士人只能依附于宗室、外戚、权臣。

2、东晋政局与士风

衣冠南渡的士人痛心于国难，对个人前途感到茫然，新亭对泣，两晋之际和东晋初年对西晋灭亡的反思文字也较多，如干宝《晋纪总论》。然而，随着士族在南方定居，偏安一隅的心态占据了上风，西晋虚无放荡的风气重新盛行开来。

对政局影响甚大的乃是虚无放荡之风。言其政的三大不当处：一是不以北伐为目标，光复晋室；二是官吏耽于酒色，不能与君分忧；三是选官不以德才为先，倚靠世家权势候选，在位者反而讥讽奉法守礼、专心理政的同侪，不务实事。

总之，东晋名士为官，常不办实事或嗜酒放纵，缺乏实际的理政才干。像孟嘉这样自检的名士尚能因在其位不谋其职而挂冠离去，多数人是居其位不司其职，还以此风流自得的。

除了虚无任诞之风，东晋政局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北伐事业一再受阻，而内乱屡起。一旦北伐与士族的利益相冲突，便会受阻。东晋也有部分忠直之士，以身殉国，颇为爱国情怀。

晋代文学与时代表现出一定的疏离。总之，晋人肯定屈原的人格与才情，将吟咏楚辞视为名士风尚，但是在实践中未必采取他立身处世的方法，正如他们在诗文中一边抒发山林之思一边心怀魏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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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晋学术与对楚辞接受的影响

·1.儒学的影响

晋代学子不完全是出于求学的目的入学。不过，正是因为摆脱了儒家诗教和忠君观念的束缚，两晋士人对屈原的才能之高与其现实不遇激起的巨大落差深感不平，抱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

晋人虽多不采取儒家的价值观念，但多注重《诗经》、楚辞的文学性价值。谢玄认为《诗经》中最好的是《小雅·采薇》开篇情景交融的佳句，谢安觉得《大雅·抑》中卫武公的话最具深远的情致。卫武公意在劝告周平王要有远大的谋略治国安邦，有了远大的政策也要随时宣告臣工。

玄风大炽的潮流之下，儒学仍有一定影响。儒学的影响主要不在于立身处世，而在文辞之资。

2.玄学的影响

玄学是两晋学术的主流，而庄子和屈原作品皆源于楚文化，二人皆是狂狷之士，不能掩饰其情，将其情性发而为文，这或许也是晋人将吟咏楚辞的行为视作名士风流的原因之一。

揭示屈原与庄子的文章都是本我真性情的流露，不加缘饰，更无作伪处。晋人通过老庄之学寻求超脱，却又难舍功业名声，屈子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精神远逝。

西晋谈士已经开始注意声音之美。两人的对谈词隐而美，颇见言语间的机锋。可见清谈与逞辞之风和注重声律颇有关系。

而王濛与支遁谈玄，提前就构思了内容，并精心选择合适的辞藻来表现才思，论辩时自认为说的是绝妙的玄理言辞。

《言语》第28则记载谢尚年轻时慕名去拜访擅长清谈的殷浩，殷浩揭示义理的时候言词通达清楚，文采华美丰富，谢尚被其深深吸引，听得十分激动投入，都没发现自己已经汗流满面。可见殷浩清谈时候的语言已达出神入化之境。

殷浩虽在谈义理上落了下风，还是逞才游辞，虽其言于清谈浮而不实，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见其言辞之盛。

谈玄既重辞藻，便不得不从文典中取资。既好声音之美，好诵读，楚辞和其他辞赋便成为名士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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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学术与“诗骚之体尽矣”辨

一地理与风俗影响

1、楚辞与山川之盛

楚辞本是南方文化的产物，受地理影响。楚辞的惊采绝艳更离不开楚地的山川之盛。《诗经》的景色描写较楚辞简单得多，地理是一个重要因素。

延续了西晋诗歌的感物兴思。王廙的《春可乐》以骚体的《九歌》句式写春景及上巳节的习俗，清新流丽：春日冰消雪融，草木初生，漫山青翠，此时春游作乐，曲水流觞，品尝时鲜，甚可乐兮。诗中的“茆”为莼菜，“鲊”乃江南的特色腌鱼，则此诗必作为王廙渡江之后，属于在东晋朝的作品。

时序题材多以悲秋为主，末了表达自己仍心系王道的心情，是东晋少见的“言志”之作。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操与贤人失志的感伤之情，也间接体现了与楚辞的精神联系。

表达了生命之思，哀人生短暂，不由感伤，最后虽以玄理自我开释，但诗中的忧生之嗟非一般的玄言诗所有。写秋景已经不同于西晋的作品，不再泛泛写常见的大雁、蟋蟀、寒蝉等意象，对落叶、白露、秋夜的描写更为纤细。

2、地理因素对楚辞接受的影响

吴越之地与楚相接，越国灭了吴国，其后又亡于楚，三地习俗相似，江东自楚国灭亡后逐渐成为了楚文化的据点。

自战国到三国，江东与楚文化的渊源实深矣。晋灭吴后，大批吴地士人入洛仕宦，同时进行文学创作交流活动。入洛文人的创作活动以陆机、陆云兄弟为代表。

可见一时影响。经历亡国播迁的吴地文士，对楚辞有更深切的认同感。入洛后，出于对南方故土的思念，“荆土”、“荆林”、“江湘”、“江汉”、“江介”、“江潭”等物象时常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陆机作《吴趋行》盛赞吴国历史文化和水土风俗.。

陆云的作品用韵亦多依楚声，而陆机对音韵更为精通，云故而请之审定。以所作稍有不合韵律处而遗憾。而其作品能够被推崇并流行开来，也反映了时人对拟骚之作的喜爱。

入洛文人既用楚音，又在诗文中书写南方的名物，化用楚辞的语词，运用楚辞的典故，对扩大楚辞的传播与接受应有一定影响。到东晋时期，士人喜爱吴声歌，甚至亲自参与创作，有谢尚作《大道曲》、孙绰作《情人碧玉歌二首》、王献之作《桃叶歌》等。

山水之兹正是随着士人对自然之美的欣赏而兴起的，骚体句式也构成了其主要表达方式之一，对南方明秀山水的喜爱或促进了东晋士人对楚辞的阅读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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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晋楚辞接受个案研究

1.陆云对楚辞的文学接受研究

《逸民赋》表达隐逸山林的精神寄托，当是由仕宦的凶险有感而发。陆云希望能从古之逸民隐居丘林，将隐居生活的高洁与世俗生活的溷浊相对照。

用《渔父》意旨，悲叹世道溷浊，无若隐居自修。继而又直陈贪名求利者将亡其身，魏晋人慨叹时节如流，根本原因源自内心对生命悲剧的深切认识。倏忽一世，人去无声，唯有名可留世。若不能立德、立功、立言，只能湮没当世。自我期许的焦虑萦绕着陆云。

其“六义”与陆云“清省”的审美理想颇有共通处。《九愍》虽拟屈原《九章》而作，不过其间夹杂了陆云本人的许多思想与情感，并非纯粹为愍骚而作。时局动荡，陆云在其他诗文中所不能明写的，都可以在《九愍》中宣泄，借屈子之酒杯浇己之块垒。

2.郭璞对楚辞的接受与新变

郭璞曾著《楚辞注》，在注解《楚辞》的过程中，必然也加深了对《楚辞》的理解与接受。在人生际遇上，屈原经历了从被委以重任到疏远外黜的痛苦落差。第一次被楚怀王外放汉北，他体会更多的是忠而见谗、信而被谤的痛苦。

到顷襄王时期的第二次外放，郢都沦陷，一路流亡，加深了忧国伤世之情。而郭璞的经历正好相反，先是预见晋室将乱，南渡避祸，历经艰辛。

晋室倾覆和国土沦丧外族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之情，心态从隐逸出世转为入世。渡江后他因擅长占卜被擢用，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但并不得志。

二人身份殊异，却有相似的经历和感情基础，有着一定的精神联系，但又不尽相同，因此存在共振也存在新变。

郭璞与屈原皆是时代动乱的记录者，有着深刻的生命意识，在虚幻的游仙中寄寓其对理想家园的探求。从而塑造了悲时伤世、上下求索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使作品富有形象性。

郭璞和屈原一样，都用自己的作品记录了国家遭遇动乱时人民流亡的情形，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屈原哀悼楚都和记叙动乱的作品主要集中于《九章》。

《哀郢》追忆郢都遭难，记叙了屈原对故乡的思念的痛惜。他仰天发问，为何让楚国百姓在动乱中遭殃。仲春二月，本是美好的季节，但是郢都人民只能仓惶出逃故乡，流离四方。屈原本欲登高舒忧，望着滔滔江水的又生出哀痛惶惶之情，感叹故都渺茫不得归。

在《抽思》里他寄寓于魂梦，在星月下一路南行，彻夜奔波，但故都连在梦中都如此遥远，长路营营，不得径行。在流亡中，即使是昼长夜短的孟夏，也漫如长年，拳拳之心无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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