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让国，既不虚伪也不是愚蠢，而是一出精心炮制的大戏

主笔：闲乐生

在春秋中期，出现了一个“宋襄公让国”的故事，其中颇多争议，试论之。

宋襄公为太子时，名兹父，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庶兄叫目夷，字子鱼，是宋国很有名的贤人，宋桓公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也曾想过改立他为太子，但由于兹父也一向表现良好，所以才最终作罢。

但兹父此时却做出了一个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决定，硬要把自己的太子之位让给哥哥，他对宋桓公说：“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以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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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桓公也很摸不着头脑，便问他为什么。这可是国君之位啊，不是孔融让的那颗破梨。

兹父回答说：“臣之舅在卫，爱臣，若终立则不可以往，绝迹于卫，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大孝子兹父认为，自己母亲闹矛盾去娘家不回来了，如果自己是个公子，还能经常去卫国看母亲，若当了国君就不可能了，而且他自认能力不及目夷，所以才主动让贤。

如果单从这句话来看，兹父似乎是个孝顺又谦虚的好孩子，而且高风让贤，品德高的不得了。事实的真相是否如此，我们不是兹父，当然不得而知，不过对人性对政治都有着深刻了解的毛泽东同志在小学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宋襄公论》，里面就指出兹父明知这样违反了当时的礼法和继承制度，还要坚持让位，明显是做给宋桓公和天下人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博得“仁爱”的美名。

过让则伪，过谦则矫，毛泽东这个说法貌似挺有道理，他的国文老师也因此给这篇作文破例打了105分的超满分，可见其见识独到非同凡响。但可惜宋桓公不是毛泽东，他的脑袋拐不了那么多弯儿，于是竟在兹父的坚请之下真的决定换太子了。

如果兹父真如毛所言是个野心勃勃且狡诈伪善之徒，这会儿一定哭死了，不过好在目夷听说了这件事儿后非常上道，他坚决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说：“兹父能以国让之，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庶立而嫡在下，不顺也，不顺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于是逃到卫国。

兹父一看目夷跑了，他也跟着跑，哥俩儿前脚跟后脚全都逃到卫国去了。

目夷为啥放着大好的太子之位不要，除了兹父“仁孰大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即他认为这样的人事安排很“不顺”（不符合立君的顺序）。

宋是商纣王同母长兄微子启的封国，当年周灭商后，周天子采用“以殷治殷”的策略，将殷商遗民们迁到了东部黄淮平原，封微子启于宋，以延续商之宗祀，管理商之遗民，所以，作为殷商民族直系后裔的宋人，保留了浓厚的殷商文化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信鬼神、好祭祀，与周人之文化迥异。据《左传》记载，有一次晋宋两国盟会，宋平公提出用殷商的传统祭祀乐舞《桑林》来招待晋悼公。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妆成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殷商始祖契的具体过程，非常之神秘怪诞，竟把不识殷礼的晋悼公给吓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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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化风俗，商与周继承制度也大有不同。商人的传统君位继承制度是：“以弟为主，而以子继辅之。”也就是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殷商为农牧兼营之民族，而“兄终弟及”制度应为游牧氏族之继承规则，因为游牧民族时常迁徙，需要能征善战的马上首领，而只有“兄终弟及”才能确保首领是拥有强大射猎能力的成年人），但这种随意性很强的君位继承制给商朝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宋国早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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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殷本纪》：“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亦可见殷人这种混乱的继承制度，远比周人的嫡长子继承制要来的落后，统治阶级由于君位继承中因名分不定而产生的祸乱纷争，或许就是殷商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吧！（所以古语有云“胡虏无百年之运”，这就是游牧民族周期性继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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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宋国在西周与春秋之初，并没有吸取他们祖先的经验教训，仍然固守陈规时常采取这样的落后政治制度，从而造成了宋国长时期的政局不稳，也导致宋国错过了很多大好发展机会，以至在宋殇公（宋桓公的堂伯父）时开始从一等大国渐次沦为二流诸侯。司马迁在《史记宋世家》最后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宋国自公元前729年宋宣公去世将君位传给弟弟宋穆公，一直到公元前681年宋桓公在内乱中即位，短短五十年的时间，宋国就经历了两次弑君事件（注1），以及六次不正常君位继承，其中有兄传弟、父传子、叔传侄，甚至还有堂兄弟之间互相传的，这种频繁的宫廷政变与君位继承，造成宋国数十年国无宁日，这种混乱局面是兹父与公子目夷都不愿意再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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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旁人只看到诸侯国君的八面威风，谁能体会他们内心的恐惧与悲凉，正如京剧《刺王僚》中吴王僚的那几句唱段：“列国之中干戈构，弑君不如宰鸡牛。虽然是弟兄们情义有，各人的心机各自谋！”春秋时代的兄弟相残，已经上演了无数次，历史不能够再次重演，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宋人必须有所改变，只有坚定的学习贯彻周人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动摇，才能摆脱内乱，让宋国平稳健康地发展下去！

所以，看到两个儿子跑了，宋桓公并不生气，反而既得意又欣慰，他终于可以放心的死而瞑目了，公元前652年，做了三十年太平国君的宋桓公病重不起，赶忙派人去卫国召回太子兹父，传话说：“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意思是说兹父你再不回来，是想把老爹我愁死啊！

身为大孝子的兹父当然不愿意老爹被愁死，于是赶紧回国看望父亲，次年春天，宋桓公很高兴的死掉了，太子兹父即位为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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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弟弟顺利继承君位，目夷不久也从卫国放心地回来了，宋襄公于是任命目夷为司马，主管军政大权，辅佐自己处理朝政。从此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二人让国之壮举，名传天下，成为时代的道德楷模，且世代称美之，就连日人竹添光鸿著《左氏会笺》都引朱元英之言表示：“若宋襄公者，虽入孤竹之国，与伯夷、叔齐衣冠揖逊可也。”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宋襄公之“仁义”的，后世很多学者都批评他这是虚情假意，沽名钓誉，徒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苏轼语）。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后来宋襄公的争霸行为来看，他明显是个有极大政治野心的人，他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权力呢？如果他真的仁义无双，也完全可以在继承君位后再自己做主行禅让之举，但并他没有这么做，由此可见他的所谓仁义，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

我非常赞同毛泽东同志的看法，但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宋襄公假仁假义，恐怕不只是为了钓名那么简单——宋国数十年的内乱教训惨痛，宋襄公身为储君岂有不知？那么当他看到公子目夷能力卓著德才兼备，且又如此受到宋桓公的宠爱与国人的尊敬，他难道不会对可能发生的内乱感到忧虑吗？即便他坚信公子目夷的品行没有问题，但他也不能保证宋国的其他公子或权臣不会横生枝节从中捣鬼，毕竟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宋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嫡长子继承”的明确概念与规定，宋国的国君也一直都是令人垂涎而又高危的工种。所以，很有可能，宋襄公兹父与目夷俩兄弟这是合演了一出让国大戏（注2），这出戏既可以改革宋国的继承制度，为宋国政局的平稳过渡保驾护航，还可以让其他大国那些正在争夺君位的同志们自惭形秽（注3），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兄友弟恭，什么叫做让国大义，什么叫做和谐美好，什么叫做真正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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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宋襄公与目夷的努力并没能影响太久，殷商民族已立世一千多年，早已养阳成殷商遗民陈腐守旧的习惯，他们很难接受新的事物而做出适当的改变，宋襄公死后仅十七年，宋成公（宋襄公之子）的弟弟就起而叛乱争夺君位，此后这等事情还时有发生，于是宋国内乱不止，政局动荡，一步一步向下沉沦。

无法为自己注入新生的民族是可悲的，比如殷商，自虞舜时代就已立族（其始祖契为舜帝司徒），后又代夏以为天下共主近六百年，曾经灿烂，曾经辉煌，绵绵延延两千多年，老而不死，亡而不灭，幻化成宋，荣光早已不再，却好似依然活在梦中，画地为牢，最终将自己活活困死在内。

注1：分别是公元前710年，太宰华督弑宋殇公；以及公元前682年，猛将南宫长万弑宋闵公。注2：从后来的事情可证知，宋襄公与目夷手足情深，可称终生不渝。乃至目夷多次忤逆君意，跟宋襄公唱反调，二人却始终没有反目，甚至襄公临终，仍能接受目夷批评。可见二人肝胆相照，绝无伪饰试探之心。而也正因为如此，宋襄公才敢放心大胆地让国，因为他知道目夷贤德孝友，绝对没有争夺储君之位的野心。注3：当时齐国五公子争立的局面已经萌芽，另外周王室也正嫡庶相争，晋国和郑国更绝，干脆尽逐诸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