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秦国在变法之前长期施行“庶长制”,所以,“庶长”既是执政的官职,也是爵位的名称。 [var1] 商鞅变法的时代,为了突出权威,以“大良造”的身份执政秦国,但却并不能等同于“相邦”(汉代避刘邦讳改称“相国”)的职务。 可以确定的是,商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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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秦国在变法之前长期施行“庶长制”,所以,“庶长”既是执政的官职,也是爵位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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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时代,为了突出权威,以“大良造”的身份执政秦国,但却并不能等同于“相邦”(汉代避刘邦讳改称“相国”)的职务。
可以确定的是,商鞅以“大良造”的身份“执政”十年,这是一个在秦爵之中高于“四更”,更高于“左庶长”、“右庶长”的顶级爵位,也属于秦孝公为商鞅创造的“新爵”。
“四更”的身份在商鞅变法前也不见于史料记载,已知的只有秦惠文王八年封自己的异母弟樗里疾为“右更”,也就是说,“四更”也有可能与“大良造”一样,是秦孝公、秦惠文君创造的“新爵”,从授予者的身份来看,很可能“四更”类似于西周中期王廷职位“公族”的角色,也就是以“公室近支”参与朝政,仅次于“大良造”。
“四更”之下的“大庶长”和“左庶长、右庶长”,则是传统贵族封君的自留地。
如此,则形成了一套符合春秋传统的高爵身份体系,凡是拥有“卿爵”的贵族都拥有相应的“地位身份”和“封邑”。
根据上文中所引的“秦宗邑瓦书”中的“大良造、庶长游”的称谓和“右庶长烛”的分封来看,在秦惠文王时代,“庶长”既是“爵位名称”,也是“职务名称”,“大良造”、“右庶长”都只是标识“地位”高低的“爵位”,而并非“职务”,
只有在“爵位名称”之后加“庶长”的职务头衔,“正卿”的“地位身份”才真正的“执政卿”。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双剑簃吉金图录》收录的“镦”铭文:
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雍□
也就是秦孝公十六年,商鞅以“大良造”的身份任“庶长”,与“庶长游”的称谓完全一样。
这个结构非常类似于春秋诸侯国的权力分配,但它是“官阶”,而非“官职”。秦国的“庶长”就是关东诸国的“正卿”,就像春秋中后期的晋国,四军的“主将”、“军佐”都是“正卿”,只是依据军中地位排序,担任“中军元帅”者才是“执政”。
所以,主持第一次变法时的商鞅只是“左庶长”,并不是秦国的“执政”,因为他的爵位还没有成为“庶长”中的最高者,直到主持第二次变法时,他成为“大良造”,才在“庶长”中排序第一,成为“执政”。
在确认了这一原则后,再看“秦宗邑瓦书”中受封的“烛”,因为没有进入“庶长”序列哪怕以“右庶长”的“爵位”享受宗邑,仍旧只是秦国的“客卿”,直到秦昭襄王时代,他才以“客卿”的身份拜相,所以,“客卿”实质上对应的是“庶长”,也就是《商君书·境内》所提及的“正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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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商君书·境内》关于“卿”的记载,不能单纯视为“卿爵”,而应理解为“官阶”的“上下关系”:
“大良造”大于“四更”,“四更”大于“大庶长”,“大庶长”大于“左、右庶长”;
以上的所有爵位,加“庶长”衔则为“正卿”,均大于“客卿”。
以这个思路理解,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商鞅变法后的爵位,实际上就是“级别待遇体系”,由“客卿”升任“正卿”,就冠以“庶长”之职,“庶长”之间的级别高下,则以“爵位”相别,所以,商鞅以“左庶长”主持变法,后又以“大良造”主持变法,只是由“庶长”之一,跨越成为“庶长”之“首”罢了。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商鞅变法之后多年,秦国的政坛上仍旧活跃着一群“庶长”。
见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王四年相邦张仪戈”铭文:
(正面)王四年,相邦张义、庶长□操之造□界戟,□[工师],贱,工卯。(背面)锡。
相邦是职位,庶长仍为并列的职位,说明秦惠文王后四年时,庶长职位仍旧存在,并未转换为爵位名称,其地位仅次于相邦,更是体现了秦国旧制的顽强存在,而之后的新制条件下,这个仅次的位置变成了“内史”。
类似的证据在《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也有不少:
(秦惠文王七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史记·六国年表》)
(秦惠文王八年)秦(樗里疾)围我焦、曲沃。(《史记·六国年表》)
(秦惠文王后七年)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
(秦惠文王后十二年)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
(秦惠文王后十三年),庶长章击楚於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
(秦武王)三年……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
(秦昭襄王)二年……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
(秦昭襄王)六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
这之中,身份最明确的人是“庶长疾”,即“樗里疾”: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拔蔺。明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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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秦本纪》和《樗里子甘茂列传》对照着看,就能发现问题。
起家爵位为“右更”的樗里子,打了二十年仗,斩首十几万,一直称“庶长疾”,可见“庶长”二字根本不是指具体的爵位,比如“左、右庶长、大庶长”(都在右更之下)等。
那么,“庶长”代表的只能是最高军职,从斩首的规模来看,“庶长”统兵绝对要超过10万人,甚至不是方面将领的名称,而是“大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本纪》中,自秦昭襄王六年后,即再不见以“庶长”名分出征的记录,而只有“将”或者“为将军”,或以具体的爵位称之,如中更胡阳、五大夫陵、武安君白起等。
之所以变革发生在此时,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应该是“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以宣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把持秦国国政,一次性将秦惠文王时代留存下来的封君贵族荡涤大半,自此之后,秦国政坛再也没有“庶长疾”、“庶长壮”这样的直系宗室子弟担当军政首脑的角色。
也就是说,无论是上述哪种判断为实,在秦昭襄王登基之后,秦国的“庶长制”终于被清理出了历史舞台,彻底成为没有实际权力的“爵名”,而替代他们的,应该就是“将军”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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