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冷知识-春秋时代的阶级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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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贵族

春秋时期，备诸侯国仍按宗法制度进行分封，所以受封地者多为贵族出身的卿大夫，其受田多少也依封建等级的高低而定。如，晋国之制“大国之卿，一旅之瞩”，一旅之田为五百亩：“上大夫，一卒之田”（均见《国语•晋语八》），一卒之田为百亩。卫国之制”唯卿备百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但是卿大夫除封地之外，还有如“郑伯赏入阵之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赐子展八邑、子产六邑，因功而得赏田者。另外，卿大夫的“分室”“夺田”之事也多，几乎无世无之，而且时代愈下，侵夺的现象愈激烈，这种侵夺行为多起于贵族的斗争。田邑被夺者，往往不惜牺牲一切，孤注一掷，出之以叛乱。因为失邑失田，则财源断绝，沦为“疏食”者，同时职守丧失，权势亦尽，等于削掉贵族的身份。薳氏叛楚，所因“丧职之族”（《左传》昭公十三年），也就是室邑田土被夺之人。这种非法的夺邑斗争不仅常常引起流血政变的后果，而且又使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成了一句空话，奴隶主贵族内部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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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奴隶主贵族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与政治斗争中，有的逐渐降为农民或者沦为奴隶。《左传》信公三十三年云：“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褥，其妻馌之”；昭公二十年又云：“（伍）员如吴而耕于鄙”；《国语•晋语九》也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里的冀缺、伍员、范氏和中行氏几家贵族都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现在都在田野里耕种，成了自耕农民。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天子以樊阳之田赐晋文公，樊阳不服，晋军围之。樊阳人“苍葛呼曰：‘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这也是贵族在没落为自由民或奴隶前的一种哀号。《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国叔向曾对晏婴说：《国语•晋语九》：“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宁庙之牺，为畎亩之勤》。”

“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这是贵族降为奴隶的一个明显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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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参政及其限度

西周时期由于有着“国”“野”区别，“国人”和“野人”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存在权利义务的不同，而且在建学受教育方面也有差别。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的内部量变和井田制度从“换主（土）易居”向“自爱其处”的转变，“国”“野”和“国人”“野人”的差别也就逐渐走向混灭。这时的“国人”已经包括“野人”在内，有时又称“小人”或“庶人”。

春秋时期的邦国建立在国人之上，当时的统治者如果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往往败亡，所以楚沈尹戌曾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楚灵王时，贵族政变“入楚”，灵王在乾溪，右尹子革劝他“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灵王无道，不得民心，自知“众怒不可犯”，不敢入楚，田缢于芋。后来发动政变的贵族子弟子干、子皙也曰：“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惧国人之怒而自杀（均见《左传》昭公十三年）。“国人”干政的方式，或决定国君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这在例如郑、卫、宋、曹、陈、许、莒等中小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可能这是保留的原始共同体的遗习较多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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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42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卫文公名）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左传》僖公十八年）。这里的“众”，当指国人。国人无权指染王位，但是凡国之事需要经过全体国人的认可，所以卫侯让位而朝国人，国人反对，贵族也无可奈何。公元前497年，晋国大夫范氏、中行氏攻晋定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左传》定公十三年），“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得到国人的支持，甚至太子可以弑其君父，“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左传》文公十八年），便是其例。

除内政外，在外交方面，国人也起决定作用。春秋时代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伐之。卫国在晋楚间，有一次“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放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左传》信公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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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吴国兴起于东南，与楚争霸，滨临的陈、蔡两国亦蒙其害。公元前506年，吴军入楚都，“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597年，楚子围郑，封锁十七日，“郑人卜行成（求和），不吉；卜临（哭）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左传》宣公十二年），国人与统治者皆大哭，准备迁都。

公元前640年，秦、晋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秦伯合晋使吕甥，盟于王城。秦伯问：“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左传》僖公十五年纪其事云：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以晋这样一个国家，还认为一国也是由君子（贵族）与小人（国人）所组成，国人在当时政治中有着重要地位，必须贵族与国人“和”，国家才能有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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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34年，齐孝公伐鲁北鄙，僖公命展喜犒齐师，让他向展禽请教如何措辞。齐侯问曰：“鲁人恐乎？”展喜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展禽即柳下惠，对于国家存亡的应答，依然也是小人、君子并举，可见国人在当时各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由此我们认为《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致万民而询焉”的“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决非向壁虚构之事，当与公社残存息息相关。

春秋时代的国人，与当时各国的国君、贵族虽然形成了鼎足而立的势力，但其干与政治是有先天的限度，即他们平时影响政治的行为只是诉诸舆论，即所谓“谤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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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晋平公问师旷“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时，师旷回答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辅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的“庶人谤”就是《国语•周语上》周邵公所谓的“庶人传语”，也即“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意思，都是止于舆论批评而已。

《诗经》有国风，诗序曰：“风，讽也。”国风确实包括有国人的舆论。中国古代一般都有采集民意之官，所谓“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便是其例。但是贵族对于这仲“谤言”“知而不已”、“讯予不顾”（《诗经•陈风•墓门》），即可听也可不听，并不致于制约政治制度。所以，周厉王为虑“国人谤王”，厉王怒，派人监视，谤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即使在国人忍无可忍起而暴动时，也都是与贵族共同发起的，象“陈国城，版筑而杀人。役人相命，各杀其长，逐杀庆虎、庆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并非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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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由于残存着公社组织，加上氏族共同体的遗习，也就造成了一种力量，使当时的贵族不敢轻侮他们，一旦生产力有了发展，公社逐渐解体，公社凝结体烟消云散时，国人干预政治的力量，就必然随之瓦解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晋侯）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又云：晋侯“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这里的“舆人”很难知其具体身份。但从《国语•晋语三》的“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贿，舆人诵之曰’；《楚语上》的“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以及《左传》襄公三十年的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等记载看来，“舆人”也常常有诵，又有土地，且有“衣冠”，并有能受教育的“子弟”，似与“国人”身份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