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冷知识-新士人的兴起

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及其井田制的内部量变和“国”“野”区别的消失，当时的“野人”也开始建学受教育，因而当时的“乡校”不仅在“国”中继续存在，在“野”里也逐渐普及起来。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说的“郑人游于乡校”的“乡”，是当时行政系统的一个单位，“乡校”就是这个乡所设的学校，也就是乡民都可以共同受教育的地方。《国语•齐语》的“良人”是乡长，也即韦昭注所说的“乡大夫也”。齐桓公既然问到其乡有无“好学”者，可知齐国必定也有乡校。《管子•小匡》的“乡建贤土，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陈力尚贤，以劝民知（智）”，《君臣下》的“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可以互证。“国”以外叫“鄙”，也就是“野”。齐国的“鄙”即“野”中，也置乡，《国语•齐语》云：“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属焉。”这种乡是三千家，比起“国”所辖的乡要大，实际上是指“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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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语》在说“五属大夫复事”时，桓公亲问“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事，可能齐国“野”中的平民也已建学受教育。郑国的“野”中有无“乡校”呢？初看起来，好象没有。细审史料，也还是有的。《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使都鄙有章及三年，（舆人）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这里，“都”“鄙”对文。都，指“人听聚日都”（《谷梁传》信公十六年）的都。鄙，即野鄙。杜注云：都鄙，“国都及边鄙”（《左传》襄公三十年注），是也。所谓“舆人”，当是指“国都与边鄙”的人。都鄙之人都说子产教诲他们的于弟，可见郑国的“野”里也有“乡校”之设，野人也都可受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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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闵公二年在说到卫文公“利农、通商、惠工”之后，接着又说“敬教”、“劝学”。这个“教”与“学”，当是针对农工商说的。再从其后接着又说“任能”看来，其与《论语•为政》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齐语》的“乡长进贤”、《周礼•乡大夫》职的“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同，说明当时的卫国必有乡校无疑。《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侯（文公）始入而教其民”的记载，也是晋国设有乡校的证据。

随着春秋时代乡校的普及，过去的所谓“学在官府”即学术在于官府，史籍都由官府世代掌守的局面，也开始有了变化。我们知道，史，本是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官。春秋未年，王室衰弱，灭国踵继，这种制度也随之动摇。这样，原来在王朝或诸侯之国做史官的人，因王朝之衰微、诸侯之覆灭，遂散之四方，以其所学的知识传世。《左传》昭公二年云：“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太史氏属于史官。《易》、《象》、《鲁春秋》都是古代文献典籍，原都保存在鲁国太史氏手中。但是，此时已经不同，韩宣子来聘时却都可以读到，说明王官所掌守的古典文献已有公开化的趋势。其后，周室更加衰微，王官所依附存在的贵族政权日趋消亡和变化，因而世代相袭的官禄也不能继续保存下去，于是便出现了王官失守而文献四散，不能再继续禁闭而不外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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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说仲尼闻之曰：“吾闻之，夭子失官，官学在四夷。”这个“四夷”并非确指四方的戎狄夷蛮，当指官府之外，处于野中的四方平民而言。这与《汉书•刘欲传》中刘欲移书太常所说：“夫礼失，求之于野”以及《后汉书•朱浮传》的“中国失礼，求之于野”含义相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旦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所谓“失官”、“失职”，都是指春秋时期政权变革后的具体情况。周初以来世代相传的王官，此时由于政权衰微，逐渐失去了世禄之业，以致产生了“失官”、“失职”。于是，王官的子弟不能再承袭下去，而其所掌守的学术也就分散，知识文化也就不能不流布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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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天下》云：“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国中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里的“数”，当与《荀子•荣辱》的“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的“数”同，泛指制度法则和典籍文献而言。所称“其数散于天下”的“散”，则与前引《左传》所谓“失官”而“学在四夷”同，是指当时的学术外流四散而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才能提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海焉”（《论语•述而》）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主张来。在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关系变化中，“学在官府”也随之瓦解，乡学普遍起来，新士人也就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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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士人也还有来自能文能武的听谓“家宰”者。《左传》宣公二年云：“（赵）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宦三年矣”，《晋世家》《集解》引服虔云：“宦，官学仕也。”杜注云：“宦，学也”，认为“宦三年矣”为学仕宦之事三年矣，似有未妥。俞樾《茶香室经说》云：“古者学而后入官，未闻别有仕官之学。《越语》云‘与范蠡入宦于吴’，注曰：‘宦为属隶也。’灵辄所谓宦者，殆亦为人臣隶，故失所而至穷饿如此”，说似有理。按，这个“宦三年”的“宦”即“仕也”（《经籍篡诂》卷七），当是为大夫作家臣三年的意思。这种家臣，又称家宰，或简称宰，一般都是博学多能之人。智襄子的家臣“秉笔事君”，劝智襄子“室美”之不当时，还能根据“志有之曰”（均见《晋语九》）讲出一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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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家宰多识前贤美行，通晓历史，能补政事，所以当范宣子在和大夫争田犹豫不决之际，叔向推荐宣子的家臣訾帮他释疑。叔向赞美“訾实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晋语八》）。可见，博学而善断，大概是一个家臣的必备条件。所以，訾死，宣子婉惜地说：“昔者吾有訾也，吾朝夕顾焉，以相晋国，且为吾家”（《晋语八》）。当时的家臣不但博学多闻，而且往往又是骁勇善战者。前引那个灵辄，后来做了晋灵公的卫士。当灵公埋伏战士要想刺杀赵盾时，他为了报答赵盾与之食的恩德，“倒戟以御公徒（灵公的其他卫士）”（《左传》宣公二年），救了赵盾一命。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也善战。《国语•晋语九》说：“下邑之设，董安于多”，韦昭注云：“多，多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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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晋语九》又云：“方臣之少也，进秉笔，赞为明名，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壮也，耆其股肱，以从司马，苛慝不产。及臣之长也，端委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这段记载虽然说的是董安于一生的三个阶段，但也反映出春秋时期新士人的三种类型，因而也不难在孔门子弟中找出这种类型的痕迹。例如，公西华“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则与“进秉笔，赞于明名，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同义。子路能使危国之民“有勇”（均见《论语•先进》），比起“耆其股肱，以从司马”更进一步，当是所谓“端委带，以随宰人，民无二心”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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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战国之际，有大批没落的奴隶主贵族被抛进了平民阶层，成了新士人的另外一个来源。例如，太史墨对赵简子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国语•周语下》：“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可见，就连王室贵胄也衰败了下来。至于大贵族“降在皂隶”（《左传》昭公三年）的更当为数不少。这些旧贵族过去都曾受过教育，地位下降变成了新士人后，也就为当时的文化下移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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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士人是一个新的有着广泛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

他们在政治上不象过去的士那样“一朝委质，终身为臣”，在经济上也不再依靠奴隶主贵族的恩典和施舍度日。他们有独立的人格，也有了独立的思想，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著书立说或发表言论，成了这一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因而有各学派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