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周秦社会的转型期，战争频发是其主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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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重要的政治制度，必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尽管爵制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但该课题的许多方面还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首先，关于“爵”的起源问题的研究虽有突破，但尚有探讨的空间。“爵”的本义是饮酒礼器，这一点基本上为学界所接受。

然而本是饮酒礼器的爵，是如何转化成表示等级身份制度的爵位，目前学者大都遵从了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观点，即从行酒的礼仪中探求爵制的形成过程。将饮酒礼器爵与行礼过程中的尊卑顺序相结合，应该说是探究爵制形成的正确思路。

作为饮酒礼器的爵在行礼之后，逐渐形成了表示身份等级的爵制，但最初是什么力量赋予了爵以权力的？西嶋定生进一步指出，乡饮酒礼中按照尊卑行爵的过程是伴随着祭祀进行的，即行酒排列席位是在神的前举行的，这也就赋予了爵制等级的神圣性。

西嶋氏的观点虽然极具有启发性，但遗憾地是他并未详细阐述爵位是如何在祭祀、行礼过程中被赋予神圣性的。这一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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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秦社会转型期的变革。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周秦社会的转型期。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战争频发。长时期的战争迫使参战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进行改革。从春秋到战国，各诸侯国的不断改革，为军功赐爵制的诞生奠定了条件。

1.基于地缘性基层行政制度的建立。西周地方行政制度为国野制。国乃国都，都为有宗庙之主的大邑，邑为小邑，国、都、邑之外为野。国包括王城及其周边的四郊，野则是四郊之外的区域。王城之外，四郊之内，设有六乡；野则设有六遂，因而即国野制度也称作“乡遂制度“。“里”则是国或都内的社区基本单位。

里虽在城内，但具有小聚落的性质，其规模、组织结构和邑基本相同。国野、乡遂之制的划分主要依据《周礼》的记载。众所周知，《周礼》关于制度的设计与史实有一定的差距。近年来，随着有关聚落文化的大批考古发掘资料的出现，国野、乡遂之制的研究也得以进一步深入。

西周春秋前期的里邑并非后世的基层行政单位，它们多是自然形成的聚落，从中我们也很难看出城乡二元格局的分化。国野之中居民间的关系，无论是六乡还是六遂都处于宗法血缘关系体系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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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西周春秋前期的地方基层机构，涵盖在宗法血缘关系的内核当中，地方社会基本上处于宗法血缘组织管理下，并且具有简单、粗放的特点。这种情况，只有等到什伍制的诞生，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战争需要一个畅通无阻的通道，即完善的层级行政渠道。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从基层调拨战争需要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以宗法血缘组织为内核的国野制度，对频繁地战争来说，显然无法有效率地使信息、人力以及各种物资，畅通无阻地征发到统治者手中。

春秋前期，齐国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改革就是对周代国野制的一次改革。管仲先将国野制细化成轨、里、连、乡等组织，“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

然后将基层平民以军事编制附轨-里-连-乡之上。这就使得基层组织具有了科层、隶属关系以及任务的分工。管仲对基层组织的改革开启了什伍制改革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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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伍制度成为基层行政单位更是军事战争直接推动的结果。什伍制的功能大致有二：一是征兵、征税；二是使基层人民相互纠察、相互检举，实施连坐制度。什伍本是军事组织的名称，但在行政系统中只有伍而没有什气五家出一人为夫，参加军事活动，那么这五夫就形成一个军事战斗单位一一伍。

最大化的军政合一是什伍制的最大特点。统治者把权力控制的触角一直伸到了民间的个人当中，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傅籍制度也就在什伍制度基础上诞生了。

什伍制早在春秋时期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实施，但真正使什伍制制度化的还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商鞅入秦主持变法之后，第一条变法的内容就是“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更为重要的是商鞅将什伍、闾里等最基层的行政单位，纳入中央直属机构县的控制下，什伍隶属闾于里，闾里隶属于县，县直接受秦国中央政府的控制。

2.户籍制度的建立。人是战争的直接参与者，统治者要想掌握统治版图内的人口状况，就需要有户籍制度作为人口调查的依据。人口调查早在西周中后期就有例子，周宣王“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这次人口调查乃是局部地区的人口调查，而且还具有临时性，以后的人口调查是否成为常态，史书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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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有“书社”制度，但据张金光先生考证，“书社”并非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社为统计单位的,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户籍制度，可能开始于战国前中期，秦献公十年（前375年），秦国开始“为户籍相伍”气截止到战国中期左右，户籍制度可能在各国都已经建立起来。

3.平民阶层的形成。前文已述，西周春秋时期的基层行政制度乃是“国野制”（或乡遂之制）。国野制对应的社会结构乃是“国人”、“野人”两大群体。“国人”和“野人”的身份和地位等问题曾一度有过争议，通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综合大多数人的观点，西周春秋时期的“国人”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士以上的贵族和一般的庶人（农、工、商等）。而“野人”也并非仅仅是居于“野”中的居民，“野人除了居于国郊以外、处于国家统治范围以内的居民之外，还包括居于国中的国人以外的人口，如国中的庶人、仆圉、臣妾等等”。

我们认为，该说较为公允、全面。抛开空间差异，“野人”实为“国人”（周王或各诸侯国国君宗族成员）以外的庶人以及奴隶等群体。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周春秋时期无论是“国人”，还是“野人”，其内部群体的身份并不平等，因此，他们皆非后世的编户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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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中士以上的群体乃是宗法血缘贵族，属于社会的统治阶层，他们是周代爵位的实际拥有者，掌握了政治权力和领军、参军权。最初，“国人”中的士乃是主要的兵役承担者。“国人”的下层则是农、工、商等主要社会劳动生产力。同样，“野人”中的庶人也是社会劳动生产者。

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兵员的缺口也不断加大。“国人”中的农民，甚至是“野人”中的庶人、奴隶也被征发到军队中。西周贵族封爵制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现实需要一种只重功劳、不看出身的新爵制以激励将士奋勇杀敌。

同时，国外的战争与国内统治阶层之间的斗争，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宗法封建制的解体。这些都引起了各国阶层之间的变动。贵族在国内斗争中的失败者，或出奔他国，或被统治者杀伐驱赶，其家族大部分成员则成为庶人，有的甚至成为皂隶。

故叔向在春秋后期说：“栾、鄒、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国语•晋语九》谈及昔日位列六卿的范氏、中行氏，“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吠亩之勤"气降在皂隶者，估计毕竟是少数，子孙沦为耕作的农夫，恐怕是大部分没落贵族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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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完善的户籍制度与什伍闾里县地方行政系统的建立，更是在制度上推动了平民阶层的形成。正如杜正胜先生所言，户籍制度的出现标志着春秋战国政治社会的一大变革，即“统治者掌握人民的方式从血缘族群转为地著，……，全国有了统一的户籍，也就有了全国人民身分平等的的齐民”。

户籍制度的建立使得万民都有了一张新的身份证明，凡是在政府户籍中登录的人员都是政府的编户齐民，士、农、工、商不再有了身份的高低，国人、野人的区别也被打破。正如晁福林先生所言：“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国人存在于西周春秋时期，战国后期的'国人'，不再具备其以前的国人的含义。”

实际上，战国前期各国变法运动普遍推行的地方基层行政制度改革，标志着身份等齐的平民阶层已经形成。论者多以为“平民”这个概念为现代词汇，殊不知汉代已有“平民”称谓。从《史记》、《后汉书》所描述的语境看，“平民”是指除了宗室贵族和官僚以外所有的编户齐民，这和西周春秋时期的“国人”有很大的不同。

战国大规模的战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而兵役、徭役以及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平民阶层。

结语

当时激励平民阶层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在战场外努力耕织的主要手段就是赐爵。军功赐爵制的诞生打破了周代“亲亲”封爵的弊端，使得爵位不再是贵族的专利。秦国的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创立了系统、完整的军功赐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