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社会出现剧烈解组产生了著名的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主要流派代表思想

1、儒家学派。儒学最初是关于礼仪的学问，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学强调礼治、德治和人治：礼治就是强调社会的差别，对待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约束机制；德治强调用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只要通过道德教化任何人都是可造之材，其强调的重心在教化的程序；人治就是强调人的特殊化，认为人是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

儒家思想的影响体现在，其认为仕途为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同时用礼来约束社会，体现社会的尊卑等级观念，对统治阶级倡导仁为核心思想进行德治与礼治。儒家的这些思想是封建阶级等级观念的反映，同时也是为了保持社会和政治国家共生的思想，对后世政治统治的影响极大，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本源。

2、道家学派。道家学派产生于春秋后期，地位在中国与儒家相当，同是中华文化的脊梁。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的精华，其是以道来作为研究和理解万事万物的基础，以道作为世界的本源，世界的一切都源于道，以道来研究自然、社会、家庭和人生之间的关系。道家学派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主张清静无为，与世无争。道家的思想是一种辩证的思想，无为的背后事实上是对真理的追求，回归自然并非逃离社会，道家主张出世，实质上是教人们学会出世才懂得入世，相应地，学会入世才能懂得出世。

道家的这种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在人的思想之中，甚至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儒家的影响，只是因为道家的无为的外表让人很难重视道家的这种影响。道家思想在后世成为了政治人物处事的思想，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为儒家思想当中对政治理想看作至高地位而将身家性命投入到官场之上，才能够发现进退之道，以出入之间的智慧来处理人生的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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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学派。除了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之外，法家和墨家学派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是在百家争鸣时期的影响较大的学派。

墨家在成立之初是一个团队型学派，有着严密组织性，墨家弟子在任何地方任职的时候都要宣传墨家学派的思想，并且缴纳“会费”。墨家思想前期内容在政治、社会及哲学领域，后期主要在逻辑学领域。墨家思想中影响最大的部分是“兼爱”思想，他们反对儒家学派主张的具有等级差别的礼的观念，认为对待所有的人应该是同样的对待。同时墨家反对儒家的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不是生下来就天定的，而是自己努力决定的。

法家是百家争鸣当中的另外一家影响较大的学派。其主要思想是依法治国，推崇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反对依靠德治礼仪来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法家的思想是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也是春秋战国时代战乱纷争诸侯割据的状况下寻求国家统一的必经之路，最终也成为秦国一统中国的最大的思想基础，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法制建设的思想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此之外，百家争鸣中还有兵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等学派，这些学派在当时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使得整个时期呈现文化上多元化，门派林立，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对当时社会和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何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为中华文明打下来最为丰富和影响最大的思想基础，影响着后世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甚至可以说成就了整个中华文明的骨架。究其原因较为复杂 ，而且各因素之问也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各种因素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1、“百家争鸣”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

纵观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或者是社会经济太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或者是社会大变革，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转折刺激了思想文化的繁荣。“百家争鸣”却遇到了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双重因素发生作用，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学术思想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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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重要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铁的发明和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大约春秋初年，我国就发明了冶铁技术，制造出最早的铁器，到春秋后期，改进了铸铁技术，铁的硬度提高，适用于制造各种农具与手工用具。《国语·齐语》有“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组、夷、斤、刷，试诸壤土。”

到战国后期，基本上完成了铁器的普及过程。特别是战国时期，发明热处理技术和渗碳制钢技术，这对提高铁铜工具的功能，促进铁器的进一步广泛使用。

其次，牛耕的出现。春秋中后期牛耕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周定王九年（前598年），楚国已经流行“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的比喻。另外，当时不少人的名字往往将“牛”与“耕”联系在一起，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在农业生产靠手工劳动进行的时代，耕牛是农业生产中最强大的动力。战国时期，牛耕进一步推广并开始使用铁犁，相比较耒耜、石犁，是耕作技术上的重大进步。

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牛耕的普遍应用使得统治者更加注重农业生产，铁制农具也使得生产力大幅提升，这样从事农业生产的生产者就会有更多的产品剩余，在食品上获得足够满足之后就开始在其他方面有所追求。

再次，与西周相比，春秋时期商业繁荣呈现出新的景象。在官府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之外，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小手工业者，独立的富商也开始出现，日益成为社会的活跃力量。由于商业的发展，作为交换中心的城市也相应兴起。到战国时代，城市规模显著扩大，出现“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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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的兴盛促进了人们头脑开化，加深了人们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的认识，人们开始探索经验背后的哲理。同时由于商业的流动性、渗透性，商品交换就是信息交换，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逐渐系统化、理论化。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冶铁技术的发明和改进，使农业和手工业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商业与城市也随之兴起，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为学术思想的产生、争鸣准备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春秋以前，生产工具极其笨拙落后，多为木、石制耒耜，只能采取井田制和“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奴隶集体耕作方式。进入春秋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使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小生产开始成为可能．也使封建小农生产方式的产生成为可能。新的封建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并迅速成长壮大，引起社会结构产生巨变，促使奴隶制衰落，土地所有制开始从国君、贵族手中失落到卿大夫手中，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形成、壮大，并逐步取得政权。由此，社会开始大动荡大转折。具体表现在：

其一，井田制日益崩溃，土地私有逐渐发展。

起初，周王拥有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除自己直辖的王畿外，其余的王土分封给诸侯，让他们世代享用，但诸侯对受封的土地只有享用权，没有所有权。但随着宗周衰弱，分封土地的制度已无法施行并逐渐遭到了破坏，因而兼并土地的战争连绵不断。加之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诸侯及卿大夫不再满足于“籍田”所得，醉心于“私田”，出现了开垦“私田”热。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弊端日益显露，普遍存在“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奴隶和平民弃田逃亡或投奔到改变了剥削方式、已成为新兴地主的卿大夫的门下，成为“隐民”。

其二，赋税制度相应发生巨大变化，以土地所有权和赋税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改革蔚然成风。

土地私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动摇了井田制，必然引起诸侯国财政枯竭，不利于进行以兼并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战争。各诸侯国为此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将原本依靠井田的剥削收入来维持财政的办法，扩大为对所有耕地普遍征税，增加税源。

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齐国实行“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好坏“按田而税”。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不论公田、私田一律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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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

这种赋税改革，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改善本国的财政收入，但事实上是等于公开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地位，进一步加快了井田制的崩溃，为地主经济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其三，社会结构发生垂直流动。

经济关系的变动，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旧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在不断分化。旧的奴隶主贵族周王、各国诸侯和部分卿大夫在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日渐衰落、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原先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上升，形成了两种新兴的社会阶级机构。一类是“新兴地主阶级”，其构成大部分是卿大夫，他们是新兴地主势力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一部分是新兴小地主阶层，多由商人、份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展而来。另一类“士族“，本属奴隶主贵族下层，受过军事、文化等“六艺教育，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文能充任各层官吏，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种才能。

2、“百家争鸣”形成的政治思想条件

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结构的变化，为“百家争鸣”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思想条件，也为开展学术思想争鸣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首先，周王朝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代之以群雄争霸的多元的政治格局。

起初，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崇高地位并有相当的支配权力，禁止受封诸侯之间攻战兼并。宗周灭亡后，平王迁都洛邑，自此王室衰微，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春秋五霸”相继出现，打破了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所代替。随着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的日益得势，国家权力渐落诸侯的臣属手中，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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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诸侯示意图

各诸侯国为“混一天下”而进行争霸战争，这在客观上迫切需要谋略谋术战略等的思想。各国君主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要求有多种学术思想为他的政治服务；同时处于剧变之中的多元政治格局，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力量钳制思想争鸣，故而容许有多种完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学派存在。于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思想纷纷出现，诸子思想在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里如雨后春笋，开始了思想领域里的大混战大交流大融合。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轻天重民”的思想解放潮流，为“百家争鸣”准备了思想条件。

新的社会制度必然要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某些统治者从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中体会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只有负担赋税的庶民。从而在西周简单的文化基础上表现出伟大的创造性，产生了卓越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为后来“百家争鸣”开辟了思想道路。最突出的表现是宗教神权衰落，民本思想抬头。随着周天子权力旁落，“尊神”、“敬天”的传统信仰发生动摇。“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天”的地位动摇了，颠倒的天人关系再颠倒过来，天神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神灵，而是处于人的附属地位。故孔子有“仁政”说，孟子有“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天人关系上，完成了“重天”到“重民”的转变，形成了哲理性的天道观，从而在意识形态内部出现新的变化。

再次，频繁的兼并战争，推动了社会进步，也推动了文化交流，为“百家争鸣”准备了文化整合条件。

到了春秋时代，奴隶制度逐渐瓦解，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各个诸侯国的争霸和兼并战争，在鲁史《春秋》所载的242年里，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就有483次。到了战国时期，这一现象愈演愈烈。战争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促进了文化交流。从空间上来看，战争使得周边戎狄蛮夷接受了华夏文化。以王子朝为败逃楚国为例，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旧宗族，带着王室所有典籍逃到文化落后的楚国，完成了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从不同阶层上来看，战争使得文化下移现象发生。周王室因战争衰微，不能养活百官，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士和百工，流散到诸侯国和民间，或授课、或著书、或找徒，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扩大了文化传播范围。

3、“百家争鸣”形成的文化知识基础——文化扩散，教育下移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井田制的崩溃和兼并战争及王室的衰微，饱学之士流散民间，私学之风盛行，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使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西周所不及，这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文化现象。

第一，教育的拓展，为“百家争鸣”准备了知识条件。

西周时，“学在官府”，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知识，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经济、政治发生剧烈变动，因而出现了文化知识下移的现象，文化知识开始传播到社会上，学在“私家”，私人讲学之风兴起，打破了“官学”独占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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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

典型代表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破除等级、地域和民族界限，大量接收贾人、贱人和农家子弟入学，扩大了教育范围，文化知识迅速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

第二、学术中心，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平台

齐国的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成为了士阶层的重要活动场所，产生和培育了众多的学派。各学术团体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如孟子、荀子、韩非子、李斯等多与稷下学官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都曾在这里讲学、争辩。

4、“百家争鸣”的载体——“士”阶层的崛起

士是形成“百家”的本源，“百家争鸣”是士阶层之间的争鸣。士“主要不是靠土地而是靠所谓学问被组织进封建官僚机器的大网中心；他们“能够相对地摆脱土地的束缚，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处于流动之中，实行全国性的广泛交往”。

士原是奴隶主贵族的最底阶层，虽有少量的“食田”，但受过“六艺”教育，能武能文。可惜被限制在宗法制链条上，处于绝对附庸地位，没有自由。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贵族赖以生存的井田制崩溃瓦解，宗法制动摇，阶级关系发生升降变化。奴隶主贵族日益衰落，士阶层的地位则上升，力量迅速壮大。

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内部冲突的解决、争霸战争、政权巩固等都急需网罗文武人才，社会上普遍兴起“礼贤下士”之风。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才能的士人为统治者赏识提拔重用，“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成为政治常识，士成了诸侯、卿大夫、私门搜罗的重要对象。而其中一类则构成“百家”的主体，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述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贡献巨大，所谓“争鸣”，主要是他们之间宣扬自己学派的学说，对其他学派的学说进行批判和争论。

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形成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剧烈解组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它的出现是有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的，是处于变革时期社会多种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新因素相互交织和共同推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