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士人逃亡的原因，是由于在本国不能容身或无法施展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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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春秋释例》：“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邻，不以礼出也。放者，受罪点免，宥之以远也。臣之事君，三谏不从，有待放之礼，故传曰：'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礼见放，俱去其国，故传通以进为文。放者，缘遣者之意为义；奔者，指去国之人。……叛者，以地适他称叛，入鲁则称来奔。'”

春秋各国的政治非常不稳定，国君或掌权者更换频繁，一派得势时，失势的一派在国内便不能容身，只有逃亡他国避祸保命或图东山再起。士人往往选择能吸纳自己的主张、有发展前途的国家作为逃亡的去处，一旦得势，他们不但可以加官进爵，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可以借助新依附国君的力量报仇，可谓一举多得。

春秋战国时期的逃亡，一般都是在本国不能容身或无法施展抱负之故。这里既有个别士人在本国犯罪或不能容身而逃亡，又有因为士人支持或依附的政治势力失势而集体逃亡的情况。之所以称为集体逃亡，是指士人依附的主人出逃时，士人跟随在他身边一同逃亡。“主人”可以是国内有势力的贵族或者权臣，也可以是一国之君。

战国时期，士人逃亡的现象比春秋时期有增无减，许多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士人和政治家为了逃避惩罚而逃亡的现象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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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侯争霸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诸侯国都非常注重吸引人才为自己的政权服务，士人在一国犯罪，逃亡到他国之后却不但可以逃避惩罚，说不定还可以得到重用。这种情况鼓励了士人的逃亡行为。而逃亡的士人中不乏栋梁之材，他们可以为逃入国的力量增减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犯罪的原因和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并立，各国的法律规定也不尽相同，而且，由于士人可以择主而仕或者犯罪之后逃亡，所以在这个时期，士人犯罪的惩罚非常松散，很多时候政权根本就对他们无可奈何，由于各国对犯罪行为的界定也不尽相同，有些用后世的标准来看是犯罪的行为在当时却不认为是犯罪。

各国出于笼络人心的需要，对士人犯罪的界定相对要宽泛一些，如与秦汉时代相比，君主对士人言语的顶撞比较容忍，被治罪的大臣和士人较少一些。定罪行为的不严格和不规范，处罚措施就相应的比较松散、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了。

春秋战国时期，重侠义之风盛行，很多士人的伤人行为不但不会被治罪，反而为统治者所赞赏，从这些故事的流传就可以看出当时以及后世人对此类行为的赞赏之情。人民对这些行为的赞赏其中就有统治者也不是竭力反对的因素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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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政治激烈变动的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逃亡、伤人或者朝秦暮楚、政治立场不坚定等犯罪行为，一般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为了逃避惩罚而到新的国家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由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士人是靠知识、聪明才智为谋生手段的，他们必须与统治者发生联系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他们的一些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并且与普通民众犯罪的影响有不同之处，士人犯罪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社会风气、国家政权的兴衰等方面。

一、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犯罪的原因。春秋战国之际的士人犯罪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复仇、侠义之风的影响；

二是诸侯并立的情况不但为士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多项选择，也使犯罪后的惩处无法真正落实，在法令不统一的情况下，士人对犯罪行为客观上可以承担必要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士人的行为显得相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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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战国时期复仇、侠义之风盛行。于迎春先生认为“春秋晚期以来，一直到汉初，可以看做是士在理论和价值上的建设阶段，有关士的理论上的摘定十分突出”，孔子、孟子、荀子等人都从人生理想和行为等方面为士阶层设计价值。

士在行为上讲究知恩图报，士人讲求的报恩、报仇之义不仅仅局限于上级，还包括朋友、同乡或其他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因为其具体类型的不同，其报效知遇之恩的方式也不一样。战国时期的士人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为了自己的主人，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很多士人采取比较激烈的方式为故主或亲人、朋友报仇，那就是伤人。这种行为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赞同，复仇、侠义之风由此盛行于时。复仇、侠义之风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士人的行为。

仙们普遍不能接受主君、父母、兄弟、朋友或自身被轻慢、受侮辱，奋起报仇、等待时机报仇是一种社会认同，复仇雪耻是一种风俗时尚，对社会大众的意识、行为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分析士人的犯罪特点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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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对给自己不同待遇的人给予不同的回报，表明了士人高扬自我价值的思想。働聂政认为，严遂以相之尊，不远千里，结交自己这个“织深井里”的屠夫，是对自己的赏识和重视。从严遂的“亲信穷僻之人”，聂政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为了实现这种价值，他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

聂政刺杀韩傀之后，为了不牵连他人，他刺脸毁容，挖眼剖腹，肠流满地而死。后来他的姐姐认为他浩气雄壮，应该扬名后世，抱着他的尸体痛哭，说出了聂政的名字以后自刎于旁。

以此扬名的勇士在战国时期不只聂政一个，这种行为在当时确实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战国策》以赞赏的语气记载这件事：“聂政之所以名于后世者，其姊不避殖醯之诛，以扬其名也。”

先秦时期的行侠仗义之士是比较多的，但因为“儒、墨皆排按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汉初的朱家、田仲等侠义之士可以说是战国时期侠义风气的影响和遗留现象。司马迁以他们的所作所为推断先秦时期侠士的行为，证明司马迁认为他们也是有相似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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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诸侯并立的局面为士人提供了客观条件。春秋战国时期，互相吞并和弱肉强食的争战非常频繁，各国为了增强实力，都很注重拉拢士人，将他们的智慧为己所用。政治和军事上的斗争需要智能，而智能主要蕴涵在士人当中。

《墨子•亲士》：“入国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管子校注•霸言》：“夫争强之国，必先争谋。"

《吕氏春秋新校释•赞能》：“得地千里，不若得以圣人。”智能和人才在争霸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争士、养士是当时各个诸侯国和上层人物的要求，并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

士人对君主的选择一是看是否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二就是看这个君主是否尊重自己，因此，吸引士前来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尊士，即礼贤下士。战国时期的一些君主很注意礼贤下士。如魏文侯礼遇段干木就是很著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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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每次经过段干木的门口，都要扶轼，行注目礼，以此来表示对段干木的尊重，此举在魏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好士的表现之一就是“富士”。燕昭王筑黄金台以吸引士人，“士争趋燕”。

丰厚的物质奖励也是国君重视士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另外，上层贵族也是当时士人投靠的对象之一。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都大量养士，齐国的孟尝君“食客数千人”。他们对士人的态度也是很恭敬的。

各国君主礼贤下士的举动是有回报的。苏秦利用合纵之策，没有费一兵一卒就使得秦国不敢东向。士人个人的智慧可以转变为无穷的力量认识到了这一点的各个诸侯国自然会竭尽所能来吸引士人的归附。

孟子曾经公开说梁惠王不仁，称士人可以“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士人真的有自傲的资本和条件，因此，士人们口出不敬之语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择主而仕的时代，士人犯罪的界定和惩处就比较特殊了。

结语

不同的诸侯国对同一个士人的态度有时是截然相反的，一，处罚自然也就无法落实到实处了。治罪，反而给了士人立身扬名的机会，局面造成的一种特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