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谓的大同世界是小康之上的生活状态，包含公、信、仁等思想

关于大同社会，有的学者认为是对于原始社会氏族公有制时期的追述，但即便是如此，从历史学本身产生的角度来看，其必是历史学家与客观历史的一种对话，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孔子这样的追述，也是基于当时所出现的问题，而构建的一种终极的社会状态。

又或者有些人认为“大同”的世界是一种“假托”，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但最新的研究结论却完全不同。

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是他心目中三代“圣王”政治的实际，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所谓“五帝时期”，更不是什么空想。

还发现，长期以来人们对该篇疑而不信，乃是由于文献版本以及人们对其中关键字词的误读造成的。

“大同”社会是孔子政治理想所达到的最高标准，其在《礼记·礼运》、《孔子家语·礼运》篇中都有所表述。

以前，由于对《孔子家语》心存怀疑，故而人们谈论孔子政治理想时往往依据《礼记》，其实，经认真研究后发现，《礼记》的记载经过汉人整理改编的痕迹非常明显，相比之下，《孔子家语》的记载更为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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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

据《孔子家语》，孔子关于“大同”理想的表述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谓之大同。”

这样的“大同”作为一种社会状态的描述，与其相对的还有“小康”之世：“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按照孔子对于社会状态的层次来看，大同社会是在小康社会之上的一种形态，在理解孔子的“大同”理想之前，必须先要了解一下其心目中的小康社会的具体描述。因为在孔子的心中，大同社会已经是不得而见，三代文献又不足以证之，而对于小康社会的描述则是要详细得多，小康社会最终又是要走向大同的。

小康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礼制的社会，“夫礼之初，始于饮食”，用于敬鬼神之用。礼为天下治道，则是因为“以功为己”“谋用是作”，天下由公而转向了私，人们的欲望扩大，所以用礼来施行节制，重新建构社会秩序，所以“礼”是一种秩序之道。

儒家文化讲求圆融和谐，若是只求其秩序，未免成为层次分明的等级社会，绝不是孔子心目中所想的样子，所以除了外在性的“礼”之外，还有内在性的“乐”存在，从人的内心出发，培养化育人的内在情感，使人们不仅因为外在规范性的约束而不争，更要由内在感情而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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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

《乐记》中记载：“乐至则无怨，礼至则无争。”无怨、无争与关于大同社会描述的“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实际上是一样状态，从根本上不会产生暴乱和争斗。

礼乐相和之至，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同社会，而夫子强调礼乐，正是为了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这种和谐是由内而外的，是人与外在的统一，是建构在人的心理情感之上的。不仅仅是与社会关系，还有与自然界，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这种和谐追求的是在个体的完善下走向社会的大同。

孔子的大同社会是每一个人都想生活在其中的，就从他的描述中看天下为公，社会管理者惟贤是举，选才任能；人与人之间平和相处，互相扶持；彼此没有争斗，各尽其力；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而且物尽其用，人人各尽所能，盗贼不作，夜不闭户。这样的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设防，乃是从心灵上得到安宁和满足。“和”便是“大同”社会第一个基本，也是最为根本的价值理念，是其最终要达到的一种状态。

除此之外，探讨孔子“大同”理想的含义，还可以提炼出公、信、仁三个基本的价值理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的“公”内涵丰富，可以是国家、社会、大众，也可以是公理、公式、公制；有正直无私、为大家利益着想之意，也有公正、公心、大公无私之意。

早期儒家、历代学人都论证过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应当遵守社会的规范，这些也可以包含在“公”的概念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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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

作为社会的人，人不能只考虑个人，不能总是想一己之私，应当考虑自己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体。

有“公”的意识，才能做一个更好的“社会人”。从这样的意义上，“公”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

孔子在说“天下为公”以后，首先说到“选贤与能”，这与当今时代的民主趋势正相符合。

“公”的“公平”“公正”“公理”等意涵，与传统中国的极其重要的“礼”的观念正相呼应。传统上的所谓“礼”，从本质上讲，就是孔子所说的：“礼也者，理也。”

孔子在对“大同”理想的描述中还说：“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这些，也可包括在“公”之中。人有“公”心，才能货财尽其用，人各尽其力。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先生十分推崇“天下为公”，为孔子的学说注入了新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其宗旨。

所以，“公”既有民族特色与历史底蕴，而且含有丰富的现代意义，并且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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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丘

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这些，都属于“仁”的范畴。

仁的含义就是要心存天下，而始于爱人，爱人之深，律己也严，由亲亲而至于亲人，亲人而至于善待天下，事莫不有不至于中正，莫不求至于中和。“修己以安人”正是孔子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大同”之道总归是要有先行者去实践，去引导人们，而这些先行者，正是这样的仁人志士，怀揣这样的梦想，践行这样一条道路，仁的最终理念是不变的，但却是一个动态实践的道路。

从最基本的“亲亲”之爱出发，然后推演爱心，完善人格，影响民众，改善人心，最终使社会“止于至善”。

《礼运》篇中，孔子说“讲信修睦”，虽然简短，但却内涵丰富。生活中唯有讲信用，与别人坦诚相交，才有可能做到家人和睦、邻里和睦乃至于天下百姓和睦。所谓信，即是“循事毋违”，遵守与别人所立下的约定，遵守整个社会的公约。

“信”与忠义等概念不同，是一个平等之下的约定，没有上下的观念，考验的更是个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信正是最为基本的交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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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在行“仁”的道路上，由“修己”至于“安人”时，信则是交往的第一原则。

以上和、公、信、仁的概念彼此有内在的联系，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在概念的内涵或外延上也有大小的不同。

孔子的“大同”理想在真正理解它的人心中，是可以实现的，而在今天的社会中，其施行的角度，亦是从其四个价值观念开始要求自己。

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过来讲，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能够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当中，怀其忠恕，存其公正，行其信道，求其和谐，未必不是通向“大同”社会的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