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仁战国古城考

——浅谈汉代雁门郡所辖阳城、阴城的地理位置及始建年代

《文物世界》 2010年02期 □ 李丽娟 安孝文

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一些专家学者和原雁北文物工作站的前辈们就爬山涉水，在相当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忘我工作，经过持续不断的考古调查，先后在晋北地区发现确认了西汉雁门郡所辖十四县中的九个县的故城遗址，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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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北地域内尚有汪陶、勋阳、疆阴、埒四个县的故城位置待考。

读《怀仁县志·山川篇》第36页有一条记载∶“桑干河西北距县治三十里，邑中诸水俱汇入桑干河，而过境处止黄家庄、西安堡十余里。其水发源马邑金龙池……东北流，左合武周塞水，即新庄之河入桑干河处也。又东北经白狼堆，即清水河，入桑干河处也。又东流四十九里，东经巨魏亭北，在今镇子梁南，邑诸水从此入。又东经勘阳故城、嶂川水注之，在今西安堡东南，即浑河归桑干之处，过此即隶大同。”这一条记载的是桑干河的发源地及在怀仁流经的地方，文中明确地指出了阳故城的大体位置。

《中国文物报》曾论及一个合格的文物管理所所长必须做到几条，其中一条是一定要熟悉本地区的文化古迹历史渊源等。为此，笔者对《怀仁县志》中记述的勘阳故城城址一直牵挂于心。后来看到了一些有关励阳故城的考证文章，但与《怀仁县志》所记述的位置不尽相吻合。带着这一线索和疑问，笔者2005年7月间在桑干河东的河头乡一带进行文物调查时，发现了一个较大的遗址————下峪遗址，遗址距桑干河东岸约7千米。

下峪遗址以下峪河中游地区为中心。下峪河发源于恒山余脉的大顶子山、怀仁县最东边的甲车沟村一带。河流西向流出，汇合黄土坡村的季节河后又北拐，流出约1千多米，经下峪村出山后河床渐宽，又转向西流。河两岸皆为马兰黄土高地。特别是下峪村的南北两端都是四五十米的黄土高坡，是遗址的主要分布区。

遗址南北长约700米，东西宽约800余米，总面积60万平方米。遗址内，河北岸台地上有直径7厘米、长度不一的圆柱状冶炼废渣，当地人称为“糖块”河南岸的半山坡上有一石窟，洞口高70厘米左右，深度不详，当地人称其为“银洞”。据村民们传说是采矿石的洞窟。在此，下峪河又从西折向南流，河岸西边台地上有大量的生活用陶器残片，盆罐为多，陶片多为素面。在采集到的一块标本————陶盆残片上留有两个圆孔，显然是人工修补的痕迹。

最为典型的是下峪村南200米处的高坡台地上，在面积约五千多平方米范围内，残陶片密密麻麻，俯拾皆是，只是由于这一带是村中放牧羊群必经之地，多年来经羊蹄蹬踩，较大的陶片已不复存在，除去陶甑之外难以鉴别出器物的种类。但陶片上都有精美的各种组合形式的细绳纹，有少许的附加堆纹，粗绳纹极少，多为灰陶质，有少量的夹砂陶。在此处还采集到两件磨制非常光滑的石斧状石器残件，体积不大，显得非常精巧，其中一残件有一钻孔，孔的直径约5毫米左右。据此判断，下峪遗址年代上限不晚于西周，下限应为汉代。

下峪遗址内没有发现陶窑遗址，也没有发现人类生活的遗址。但所发现的陶器残片说明，附近地带曾有相当数量的先民在此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先民的生活中心区域及以后的文化流向在什么地方呢

回想到1992年，怀仁县文物管理所在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海北头汉墓群的抢救发掘过程，令人深思。

海北头汉墓位于怀仁县境内桑干河西岸约7千米处，是一南北走向的黄土高坡。上世纪70年代，怀仁县将位于县城的砖瓦厂迁于此处，大量取土制砖。到80年代末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高坡的中心土梁地带经十多年的取土制砖，都已挖成洼地。在土梁的边沿取土时，挖掘出8座古墓，虽未完全被推土机毁掉，但已是残墓，我们及时对其进行了清理发掘。所发掘的几座墓葬均为券洞式墓，虽是单室墓，但尺寸较宽敞，且都有一些遗留下来的陪葬品，有日光镜、昭明镜、陶案盘，在一个残墓的角落里还发现了非常罕见的文物————摞漆耳杯，漆耳杯共7件，但木质已全朽，只剩下薄薄的漆皮，仍呈现很鲜亮的棕红色，可惜无法提取保存下来。后来，砖厂的职工曾上交了一个铜釜。

这么多的砖室墓，以及较精制的随葬品中有我国北方同时期墓葬中不多见的器物，说明这些墓葬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而且生前一定是居住在一个较为集中、规格相对要高一点的地方。

我们早已认定，怀仁县城址在汉代是不存在的，它始建于辽代。尤其是在2008年县城拆迁改造时，工地上所发现的大量宋代窖藏铜钱，还有金代大型陶坛、窖藏宋代兔毫盏及金碗，更加肯定了原来关于城址年代考古的定论。

海北头汉墓的主人生前生活的地方之疑问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

一个偶然的机会，读《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刊》，其中王德功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的相关记载，其中有关于勋阳城的记述∶

“隰水出于瀑头山……东北流出山，径阴馆县故城西，故楼烦乡也，汉景帝后元三年置……湿水又东北流，左会桑干水……（澡水）又东，嶂川注之，水南出哼山县故城南，……又北径勘阳县故城西……《十三州志》曰∶在阴馆县东北一百三十里。”叫由此可推证勘阳县应在今应县以北。

在探讨勘阳故城遗址问题时，王良同志提供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信息，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他曾在桑干河东岸不远处的东昌城村村民家中征集到一个完整的瓦当，据村民们讲，这个瓦当是当年在村子东边人们叫“东古城”的地方挖洪水渠时发现的。瓦当上有四个字，是“千秋寿城”嗯。这一线索至关重要，有出土实物，有遗留下的名称，有较为准确的方位。

“东古城”距现今的东昌城村约300余米，在它西南不远有两个村叫旧站、小昌城，东南的村庄叫小滩头，包括东昌城在内的四个村庄的名称有着很浓的地域文化内涵，显然是和“东古城”有一定的关联。

浑河（嶂川水）从应县境入怀仁县域，流经小昌城村西、旧站村东、东昌城村西注入桑干河，到东昌城村北千米之处的新桥村时，已经是桑干河南岸了。

新桥村、东昌城村历史上一直归大同所辖，1971 年后才划归怀仁县，故而《怀仁县志》在记述桑干河条目时，只能以原来距桑干河最近的黄庄村、西安堡为地标而记。不能以仅距桑干河百米的新桥村、千米之远的东昌城来记。

至此，《水经注》和《怀仁县志》中所记述的雁门郡勋阳城址及王德功先生的推断与东昌城村东的东古城遗址方位已完全相吻合，东古城即是勘阳故城遗址已无疑义。

2009年4月12日，在第三次文物普查时，我们再次来到此地走访调查，并进行简单的勘探。在东昌城村68岁的黄尔顺老先生指引下，用卫星定位仪较准确地确认了阳故城城址的城墙位置。

西城墙，东经39°46′11.9°，北纬113°16′10.5”，城墙在上世纪大跃进年代挖掘成为桑干河洪水渠和田间路，已无痕迹。

东城墙，东经39°46′19.5°，北纬113°16′33.9”，在上世纪农业学大寨的平田整地高潮中全部摊为平地。

北城墙，东经39 46′14.2’，北纬113°16'16.8”，现在仍有少量的墙体遗存，长约20余米，残高最高处不足两米，连续几个小土丘，状如坟丘。

南城墙东经39°45′48.5°，北纬113°16'22.6”，墙体遗迹最为分明，遗址东西长约78米，残高最高处约3米，现存地面基宽，根据铲探夯土有11米。

黄老先生讲，前些年村中社员出勤劳动时把这一带划分成两个地名，村子正东一带称为“东古城”，南面一片称为“南古城”。他又说，他小的时候，浑河、桑干河的水都有齐腰深，小孩们是不敢独自过河的。他指着周围肥沃的土地说∶“这都是大河（村中对桑干河的俗称）的水澄出来的。”

在故城南城墙北不远处有一东西向的冲刷河沟，10余米宽，1米多深。老先生讲那就是大河水淹浑源城时留下的河沟。我们知道，"辽圣宗统和十年，朔州桑干河水溢漂禾毁屋，溺水甚众吗。”《怀仁县志》载，清光绪年间，县学训导马在田的《过桑干河》中“一派洪涛天际来，回波急浪似奔雷”的诗句也描写了当年的水势。村民把北城墙遗址小土丘称为“海蚌坟”，其原因就是很早以前村民们曾在此处掘出大量的海蚌。古城址何来海蚌，显然是河水冲刷下来聚在此处。这样就可以反证黄老先生所说的是真实的，从而又可以解释南北两端城墙所存甚少的缘故。

嘞阳故城址已认定为东西宽620米（±10米），南北长850米，面积50余万平方米。城址内残陶片仍可轻易捡到。

阳故城找到了。

此时又想起王德功先生的文章中说到∶1962 年，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南发现的一批西汉墓葬随葬物中有一件铜酒樽，通高34.5厘米，口径64.5厘米，三只虎形足，通体鎏金，纹饰精美华丽，在口沿处有阴刻铭文“勋阳阴城胡傅铜酒樽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铭文也涉及到勤阳城。

关于这一铭文，王德功先生推论∶“……说明这些铜器的制造匠人是位姓胡的制作师傅。这些匠人是一人、还是一个家族是阳人、还是阴城人、抑或是中陵人也可能是胡氏的一个家庭分别居住在勘阳、阴城、中陵等地，都从事铜器制作。”认为胡傅与铜器的制作匠人有关。

原雁北文物工作站站长、研究员张畅耕先生考证认为，铭文与铜器主人有关，胡傅就是铜酒樽的主人，依照西汉的官制，胡傅生前应当是雁门郡的都尉。他的理由是∶

1.铜酒樽镌勤阳、阴城两县名，勘阳为首。依《汉书·地理志》首县即治所的体例，勤阳为胡傅的治所，可与雁门郡守不同治（善无）者，只能是郡都尉。

2.铜酒樽铭文证胡傅有属地阴城，亦只有郡都尉方可以。铭文证实，东汉边郡都尉之“稍有分县，治民比郡”亦西汉旧制。

3.胡傅不葬于阳的官吏墓群，而葬于中陵之东南，墓地附近的村庄应是胡傅的故里。而阴城属于勤阳，两县理应接壤。

我们同意张畅耕先生的观点。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制作匠人之名是不会堂而皇之地镌刻在如此精美贵重的器物的显著位置，有可能是器物的主人为了避免扰乱器物表面的华丽纹饰整体布局，才把自己的姓名及权力范围铭刻在口沿上。

据此推断，阴城是黝阳的属地是无疑的，可它的先决条件是接壤相连，而且规模不会很大。

阴城究竟在那里呢

2009年4月间，怀仁文物管理所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了一座古城址。同年5月11日又进行了详细复查，为阴城的疑问找到了较为可靠的答案。

古城址位于大同十里河（武州川水）和御河（如浑水）相交处的西南方，是怀仁县温庄和大同县要庄交界处。古城址形状较为特殊，打破了怀仁县的日中城、早起城及勤阳城的方形布局。南北全长350 米，东西最宽180米，一大一小两块总面积约54000 平方米，是黝阳故城面积的九分之一。墙体面貌清晰，残高4米左右。

古城址西墙因人为取土破损较重，东、北、南三面城墙较为完整。前年村民找寻沙场挖取黄沙时，在东城墙挖掘出一个十几米宽的豁口，出现了城墙的横断面，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古城墙两次夯筑的痕迹。从夯层可以看出，城墙的主体是一个梯形状，但土色发暗，和外层很厚的傍土不易分清，宽度约为8米左右。里边一层约3米厚，土色较纯正，和主墙中间有一明显的立缝界线。坍塌下的部分墙体一块一块犹如切割的一样平整，夯窝密集，夯层厚度不等，有8厘米、12厘米、15厘米三种。夯土层内未见包含物。

有关古城址的名称，怀仁温庄村民称为“古城梁”，大同要庄村村民称为“古城洼”。

要庄村58岁的刘姓村民讲，古城洼传说中名叫“凤凰城”，当年有一只美丽的凤凰经常在古城城头上时不时地鸣叫“成呀成呀”。有一天，有个外村的放羊的看到凤凰又在鸣叫，他骂了一声"让你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向凤凰掷去，把凤凰的腿打折了，凤凰忍痛向北飞去，一路上跌了两滴血，三里处跌了一点，五里处又跌了一点，后来这两点血的地方有了三里墩、五里墩（烽火台）。从此凤凰城荒凉衰落了，大同城兴起了。村里人一代传一代————先有古城洼，后有大同城。

大同市现在仍是以凤凰为城标。

这虽然是一个传说，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传递了古城存在的真实性及始建年代的重要信息。

这座古城遗址南距阳故城约20千米，和阳接壤相连最近的唯此一城，而这座古城遗址被历史湮没几千年却一直未有其名称，如张畅耕先生的推论无误，那此处应当是嘞阳的属县阴城无疑。

嘞阳和阴城是汉代雁门郡的属地，但它们的始建年代也是汉代吗

我们认为，始建年代应是战国晚期，其理由是∶我们知道，到了汉代，陶器形状规整、表面较光滑，除了随着陶轮旋转而刻画出少许平行的弦纹及一些几何刻划纹以外，基本都是素面的。西汉中期以后绳纹基本上绝迹了。

我们在古城梁遗址内采集到的标本上有绳纹、蓖纹、附加堆纹，有一个完整的筒瓦外部全是细绳纹。

上世纪90年代，怀仁县建砖厂，建厂前我们进行了文物调查，发现了墓群，这个墓群位于口泉河下游，怀仁杨谷庄村东南的土梁上，距古城梁约5千米。怀仁县文物管理所会同雁北文物工作站进行了勘探，仅在基建区就探出了30余座墓葬，发掘清理了其中的16座。

所发掘的墓葬均为土洞竖穴墓，开口最大的为3.8米×2.5米，有屈肢葬形式，陪葬品多少不一，悬殊较大，每墓都有，带钩较普通，但制作工艺有简有繁，有大有小，形式多样。最大的一个墓有棺有椁、椁里有头厢，里边出土了一组有鼎的陶礼器，有一个丁形骨器及动物头骨，身下有一铜剑，剑鞘已腐。张畅耕先生认定墓葬为战国晚期，帮墓性质的特征很明显。

雁门关外是非常荒凉的地区，这样高规格的墓葬显然不是普通村落、一般平民所能享有的葬制，它必然是一些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生活环境比较优裕的显耀人物的墓葬。

那么，这种生活环境又在何处和海北头墓群的发现一样，当年也曾百思不得其解，疑问一直悬而未决，现在阴城故址的发现，为杨谷庄墓主人找到了归宿，也推证了阴城的始建年代。

以此逆向反证之，阴城的上辖治所勤阳附近王庄村一带是战国墓群保护单位，加上下峪遗址的年代考证，勤阳的始建年代也当是战国晚期。

至此，我们推论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考古文化信息链

下峪遗址文化迁徙到了阳城，海北头汉墓群是敝阳城里达官贵人的墓地阴城（古城梁）是勤阳的属县，杨谷庄战国墓群是阴城人的墓地，勤阳和阴城属西汉雁门郡所辖，而始建于战国晚期。

根据十几年的工作经验和资料积累，归纳总结出这一考古心得，但终因学识有限，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考古界前辈学者及同仁指正。

在撰写本文时，张畅耕先生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雷云贵先生为此文的立论给予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王德功《汉代鎏金铜温酒樽探秘》，《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刊》2007年总第九期右玉专版。

【2】《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卷》怀仁卷。

③赵达、孙学瑞《崇福寺》，《朔州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

④高峰、张海啸、安孝文《怀仁县杨谷庄战国墓清理简报》，《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第三辑。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怀仁县文物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