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孙皓降晋，晋将军王浚受降，屹立五十余年的东吴政权走向灭亡。据记载：

浚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

——《三国志·吴书》注引《晋阳秋》

据统计，这时吴国登记在册的户口为52万户，男女人口一共才只有230万人。而据杜佑推测，早在17年前的魏景元四年，曹魏人口就已经达到443万，接近孙吴的两倍之多。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曹魏的国土面积更大。但实际上，魏国所占据的区域要么遭受战乱破坏、四处废墟，要么是西北荒漠、少数民族居住之地，也正因如此，曹操才决心实施屯田制，试图吸引和固定更多的百姓到户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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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蜀、吴三国分布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从账面上看，吴国的人口不仅少，而且从孙权到孙皓灭国，其人口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孙权赤乌五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其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万。

——（唐）房玄龄《晋书》

公元242年，孙吴户籍上登记着52万3千户、240万口人。

公元280年，孙吴户籍还是只有52万3千户，甚至人口还减少到230万，这科学吗？

吴国人口为什么会长期那么少呢？

大族的特权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登记在册的人口≠实际人口。

东汉末年战火纷飞，背井离乡、四处逃亡成为一种“日常”。或由于战争、或由于当地官员的徭役剥削，很多百姓不得不抛弃自己原有的户口，逃到其他地方，过着替人打工、不受朝廷保障的“黑户”生活，这就产生了著名的流民问题。并且，等官府下次核查人口时，户口地因为找不到这些流民，所以统计出的人口会比上次减少；而那些收容了流民的地方，又因为流民们在官府核查时已先行躲避，所以小吏们也不会统计到更多的人。

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东汉入户籍的户口、人口最多时可达到“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而学者统计，三国后期魏蜀吴登记在册的人口一共只有七百六十七万人。5648万人和767万人的差距，可以说非常大了。难怪《三国志》称“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了。

在逃亡的路上，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出路，就是投靠各种地方世家大族，成为他们的私人部属。流民们在大族庄园里耕种、做奴婢、或者加入大族私属的军队，并换取世家大族的庇护。

孙吴政权也制定了相关法律，规定未经官府允许，豪强大姓不得将普通百姓纳入私门、转为他们的依附人口；但实际上，孙吴政权大多采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甚至专门形成了一种“世袭领兵制”，直接把成群的百姓和土地作为礼物，赏赐给立下战功的武将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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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吕蒙形象。来源/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

孙权曾把吕蒙在皖城所获人马分给吕蒙，还赐给他寻阳屯田民600户，官属30人。吕蒙死后，孙权又赐守冢300家，并允许吕氏50顷土地不纳租税。

当然，这种优待一般只有顾、陆、朱、张这种顶级豪强大族才能享受。而其他中小级家族则可以通过“举私学”的方法获得人口：大族向孙吴政权申请，将某平民纳入自己的“私学”，使其成为私占人口，而大族则要替“私学”向孙吴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

如此一来，普通平民最终在各种渠道之下，逐渐成为豪强大族的私人部曲，脱离了郡县领民和屯田民的范畴。

“珠服玉馔”的江东大族

吴国大族可以按地域划分成两种：一是随孙策过江、或避乱江东的北方大姓；二是在江南土生土长的江东大族。其中，后者在孙吴基层社会中的影响力更为深远。

文化士族的形成，往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吴中地区自秦汉以来，就已经出现不少地方“豪杰”，曾一度依附于项羽的势力。两汉战乱中，北方士人南徙，往往先以武力显、后世转而尚文，由此诞生一批有儒学积累的家族势力，逐渐形成会稽“四姓”——顾、陆、朱、张。这些家族在东吴发展到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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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孙权形象。来源/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

孙权曾一度是曹魏一个藩王，当时支持他的淮泗集团渐趋凋零，想要在江东立足，孙权不得不重用以四姓为首的江东大族，在各方面予以优待。《三国志·吴书》中立传的54人中，22人来自江东大族。因此，在三国时期，吴地大族的势力确实是魏、蜀两国豪族难望项背的。

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

——《三国志》

江东各族掌握着各方面特权，首先是劳动力和土地的占有特权，这是他们之所以成为“特权阶层”的最基本原因。

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出饰翟黄之卫从，入游玉根之藻。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金玉满堂，妓妾溢房，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

——《抱朴子·外篇》

当时，三国都存在豪族隐藏人口的情况。曹魏“贵势之门，动有百数”；蜀汉李严罢官后仍有“奴婢、宾客百数人”……作为大族聚集地的孙吴江东一带，世家大族所藏匿的依附人口大概只多不少。

这些大族不但拥有数量庞大的部曲、佃客，还占有大量田园、山川，乃至死后都能轻易以广阔土地陪葬，并在墓中留下“买地券”。当时孙吴实行“赐田复客制”，佃客们在赐予大姓的土地上耕作，只需要向大族缴纳一定的课税，不需再承担徭役，可见大族的经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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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朱曼妻买地券》。来源/《江南书法史》

除此之外，江东子弟在出仕上也受到不少优先照顾，不仅大多在20岁左右就出仕，而且许多人“开局”即可获得高位美官。并且，凭借家大业大的优势，大族们往往还控制着基层社会的乡里清议之风，从而掌控地方的舆论导向。

“势力不断扩张的江东大族有可能威胁到政权本身”，孙家怎么可能不懂这个道理呢？实际上，孙吴政权推行了不少措施来直接控制基层群众，比如继续推行的秦汉以来广泛使用的乡里制度，并且还实行屯田制。

无奈的是，政权希望借助士族力量稳定朝政和基层秩序，甚至借用大族的军队作战，这就注定大族会被纵容。据《世说新语·政事篇第三》载，会稽大姓贺邵出任吴郡太守时：

初不出门，吴中诸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云：“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足之曰；“不能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邸，检校诸顾、陆役官兵及藏通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请孙皓，然后得释。

刚到任时，吴中大族看不起贺邵，用言语嘲讽他。后来，贺邵检查本地私藏逃亡人口的情况，发现很多大姓都大量隐匿人口。这本应该严加惩治，但却因为陆家人出面向吴帝孙皓求情，最后不了了之。

藏通亡者，丧乱之时，赋繁役重，人多离其本土，逃亡在外，辄为势家所藏匿，官不敢问。

——《世说新语笺注》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检校逃亡”之所以能闹得这么大，很大程度是因为贺邵本人也是大姓出身，而更多的情况，还是“官不敢问”的。

权力的游戏

其实，吴国这种“大族隐匿流亡人口”的现象并不是个案。三国以来，地方豪族势力一直在扩张。

以曹魏为例，魏国一直以“屯田制”著称。政权在土地肥沃的地方设立屯田区，提供耕牛，兴修水利，并派官员管理，土地归曹魏所有。一些没有土地的佃客被编制成军队的形式，按照四六分、五五分的比例缴纳地租。这些佃客被称为屯田民，不需要承担其他徭役，又有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需要投靠私人地主。因此，屯田制无疑本应大大抑制了豪强大族的发展。

然而，随着魏国经济的恢复，流散四方的地主们陆续回家，重整旧业。以往敢于打击豪强的官吏，也慢慢让位于回归的这群擅长经学文章的大族。到司马氏执政，曹魏屯田制已逐渐失效，司马氏还把土地和农民直接赏赐给大族地主。据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研究，到魏末时，魏国户籍中只剩下66万多户人家。

政权与地方豪族对流亡人口的控制欲争夺，本质上是双方通过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和军队、壮大自身实力的表现。汉末以来，战乱频繁、人口凋敝成为常态，兵与民逐渐成了衡量一个集体的生产力和战斗力的主要指标。这种私有化的趋势在全国各地造就了一批新的世家大族，借助着选官仕任上的“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时期又形成了“累世经书”“累世公卿”。可以说，东晋南朝期间，江南著名士族的家世源流，绝大多数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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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画中，东晋士族们在会稽兰亭举办兰亭雅集的场景。来源/（明）尤求《兰亭雅集图》

士族政治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君主体制的破坏。在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岁月里，原来高高在上的皇帝被世家大族控制，大族之间又彼此竞争、不断更迭，政权难以拥有一个稳定的最高统治核心，短短百余年间历经十数个朝代。

隋唐以来，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标志着世家大族的衰落。但士族势力并未完全消失，最好的例证是，李世民仍需借修《氏族志》，提升李氏皇权地位，打压清河崔氏等山东士族。

入宋之后，文官政治完全取代士族政治，这些坐拥山川池泽和私人部曲的世家大族，才算是彻底消散于历史的烟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