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台谏特点及对文人贬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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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台谏发展到新阶段,职权开始混淆,逐渐合二为一。同时,台谏中“风闻言事”的特点开始显露,谏言不再需要真凭实据,仅凭传言与臆测就可以定罪。这样一来,台谏的作用越来越大,与当时盛行的党政相结合,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官员的贬黜。 一、台谏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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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台谏发展到新阶段,职权开始混淆,逐渐合二为一。同时,台谏中“风闻言事”的特点开始显露,谏言不再需要真凭实据,仅凭传言与臆测就可以定罪。这样一来,台谏的作用越来越大,与当时盛行的党政相结合,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官员的贬黜。

一、台谏的功能与特点

(一)何谓台谏

所谓“台”是指御史台,其主要职能是监察文武百官,向皇帝报告百官的错漏之处,进行弹劾。御史台中,主要的职位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以及监察御史等等,统称为台官。

而所谓“谏”则指谏院,其主要功能是纠察与指正皇帝的政令以及言行之类,对皇帝进行劝谏。谏院中掌握权力的官员有谏议大夫、拾遗、补缺等等,统称为谏官。比如杜甫就曾被唐肃宗封为左拾遗,所以人称“杜拾遗”。

在唐代以前,台官与谏官职权分开,各司其职。到了宋代,御史台与谏院的职能渐渐混淆,御史台可以纠察皇帝的言行,谏院也能弹劾百官。更重要的是,台官与谏官的选用方式也趋于一致。

其选用流程都是由宰相在德才兼备、资历颇深、品级不低的官员中挑选,而后将名单呈报给皇帝,皇帝亲自确定台官与谏官的人选,最后还需经过中书省授予职权,才能真正成为台谏官。

(二)风闻言事

宋代台谏,最大的特点就是信用风闻言事。

风闻言事并非宋朝独有,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风闻奏事”,设立“巡行风俗史”,巡查郡国,将违礼暴虐之人治罪。

而风闻言事则开始于武则天一朝,在宋朝逐渐成熟。

作为监察官员的一种方式,风闻言事无需亲眼所见,只要听到相关传闻便可以上报天子。

除此之外,风闻言事还有三个特征,一是“不问其言所从来”,不追问消息的来源。

宋仁宗时期,武将王德给皇帝送了几个美人,被谏官王素得知,进行弹劾。仁宗的私事被当场揭开,怒不可遏,追问消息来源。王素则云淡风轻的表示此事出于风闻,无需上报来源,仁宗也拿他没办法。

第二个特征是“不责言之必实”。就是说台谏官只需弹劾,无需核实,就算被证明是谣言,也没有过错。

御史蒋之齐弹劾欧阳修与儿媳妇吴氏有染。欧阳修是两朝重臣,被弹劾的又是足以赐死的罪名,而且这消息毫无依据,宋神宗不信其言,命令他说出消息来源,一来二去找到了蒋之齐的上司彭思永。

彭思永面对神宗的诘问,只说年老昏聩,记不清来源。此事属于谣言,但蒋之齐与彭思永并未因此被治罪。

第三个特征是“不先白台长”。这是指台官和谏官可以跳过御史台与谏院的长官,直接呈报皇帝。此举是为了防止御史台与谏院变成一言堂。

(三)道德攻击

除了风闻言事之外,宋代的谏官还擅长对官员进行道德攻击。官员的政绩高低自有一套通行的标准,而道德上的攻讦则可以通过风闻随心所欲。

上文所言欧阳修政绩突出,无可指摘之处,台谏官便编造他与儿媳妇乱伦之事,试图以此治他的罪。此外,在弹劾的奏本中,多有诋毁之词,如宵小、豺狼、奸邪、小人之类的词语不胜枚举。不论所弹劾的是否属实,先从称呼上对其定性,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皇帝对涉事官员的态度。

宋代的台谏官对道德攻击如此热衷,难怪宋仁宗时期的官员刘沆会说:“台谏官……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

道德攻击难以自证清白,于是便成为了台谏官党同伐异的工具。

二、台谏与党政

(一)宋代的党争

宋代的台谏制度如此特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有宋一代盛行的党争紧密相连。

其实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便考虑到党争的祸端,加以预防。唐朝时,每当考生中举,都会对主考官感恩戴德,自称“门生”。宋太祖为了预防他们联合,将殿试变为定制,中举者皆由皇帝钦点,由此成为“天子门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结党营私之事。

但是宋朝重文轻武,给文官的权力太过,必然会导致官员相与为党。在宋真宗时期,王钦若与寇准就开启了党争,最后以王钦若的胜利而告终。宋仁宗时期,范仲淹主张改革旧政,实行“庆历新政”,就自然与旧派势力代表吕夷简产生了矛盾,最后导致庆历新政半途而废。

到了宋神宗时期,党争愈演愈烈。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熙宁变法,因为反对的呼声太多,而被迫废止。高太后主政时期,更是尽废新法,还政于旧党。宋哲宗亲政之后,又将祖母的法令一一更改,重新恢复父亲宋神宗的改革。

新党的执政延续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新党代表蔡京还设立了一块元祐党籍碑,对元祐时期的旧党代表苏轼、司马光进行羞辱,并禁止他们的子孙参政。

(二)党同伐异的台谏

新旧两党势同水火,可以随心所欲弹劾官员的台谏官,就成了两党相互攻讦、罗织罪名的最好工具。

沈松勤在他的《北宋文人与党争》中总结了北宋党政三部曲,首先是新帝登基,尽废前政;而后是君主与所支持的一党合力控制台谏;最后是利用台谏制度,击败另外一党。可见台谏在党争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而台谏官可以风闻言事,更是使御史台和谏院成为谣言的温床。党争之时,台谏官大肆编造敌对党人士的谣言,一旦成功,自然能扫除对手。即使失败,也无损于自身,是一本万利的好手段。

除了制造谣言之外,台谏官还时常言过其实、过度臆测,制造了许多处罚过重的冤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进奏院案以及乌台诗案。

三、文人的贬黜

(一)进奏院案

进奏院案发生在庆历四年,时值秋季赛神会,按照惯例,每个朝廷职能部门都要自行准备酒馔庆祝。当时,进奏院的苏舜钦见院中积压的旧纸很多,就将这些废纸卖了几十贯钱,置办了一桌酒席,还请来几位歌妓助兴。

当时一个叫李定的小官也想跟着一起庆祝,苏舜钦见他人品不好,便将其拒绝。李定恼羞成怒,便添油加醋将其此事向御史中丞王拱辰告发。王拱辰一纸奏章,将参与酒会的十二人一并弹劾。

此案的主要罪名,一是监主自盗,即卖公家的旧纸用来吃喝。二是“召妓乐”,即请妓女助兴。三是王益柔写了“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被认为是诽谤先贤。四是江休复、刁约、周延隽、周延让服丧期间宴乐,罪加一等。

最后十二人皆被贬官,身为进奏院长官的苏舜钦和刘翼更是直接被削籍为民。这些罪名看似唬人,其实在北宋朝廷屡见不鲜,早已成为官员们的“潜规则”。御史中丞王拱辰之所以抓着此事不放,完全是因为当时以范仲淹、杜衍为首的改革派,与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争斗不休。王拱辰身为旧党人士,想要一举覆灭新党。

苏舜钦是宰相杜衍的女婿,宴会在座诸人也多是范仲淹的得力助手。这一案件让改革派实力受损。范仲淹看到了党政的残酷,请求外任。随后杜衍也被罢相,富弼也远离京师,去地方养老。骨干元老一一出走,庆历新政因此夭折。

(二)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在元丰二年,其主角是大文豪苏轼。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初,保守党出身的苏轼就大肆批评新法的各种弊端,备受新党憎恨。

元丰二年,苏轼被调任到湖州担任知州,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其中有两句是“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一句简单自嘲之语,被御史台官员认为是讥讽新法,诽谤圣上。

台谏官李定、何正臣、舒亶接连上书,宋神宗恼火不已,命令御史台彻查此事。

台谏官们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对其进行污蔑。比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明明是说自己无能,无法使皇帝成为圣人,却被曲解为讽刺皇帝不学无术。“岂是闻韶忘解味,迩來三月食无盐”一句则被说成是诽谤熙宁变法中的“盐法”,其他的诗句也被捕风捉影,强行解读。

除了苏轼本人之外,与他诗文唱和或者互赠诗文的好友都受到了牵连,涉案人员多达三十九人,司马光、黄庭坚等人都在其列。

四、结语

除了进奏院案和乌台诗案之外,还有青苗狱案,都是通过台谏制度影响文人的贬黜。究其原因,大致是因为台谏官的权力过大,又能无视证据,风闻言事,让许多官员含冤莫白。牵扯进党争之后,制造谣言与言过其实之风越演越烈,让更多的官员深受其害。

但台谏制度之所以能对官员贬黜有如此大的作用,究其本质,还是因为帝王的需要。如进奏院案中,宋仁宗对王益柔的狂悖诗句十分不满,恨不得将其处死,因此牵连了其他涉事人员。

而乌台诗案中,也是因为苏轼多次揭露新政弊端,惹宋神宗不快。青苗狱案中,神宗听闻富弼被弹劾,更是面露喜色。

总而言之,所谓台谏制度,只不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新阶段时,统治者用来加强皇权的工具罢了。

参考文献:

【1】《宋史》脱脱、阿鲁图

【2】《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问题研究》刘杰

【3】《北宋“风闻言事”研究》王吉

【4】《北宋台谏与党争研究》荀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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