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的诞生与流散

最近，《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正式上线，在一个名为“识典古籍”的网站上，可以自由浏览现存《永乐大典》的部分内容。这不仅有助于古籍知识的普及，更通过网络化与数据化的形式，将珍贵的历史典籍进行持久的保存与传播。

纵观中国古典文献史，最令人痛心的就是所谓的“十厄”，每到改朝换代或战乱之时，皇家与民间珍藏的古籍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在毁灭之后重建，在重建之后又逢战火，循环往复，以至于越古老的时代，流传下来的书籍越少。

从唐宋开始，许多文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并通过编修大型丛书、类书来保存既有的文献。明朝永乐年间编修的《永乐大典》，就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类书之一。它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收纳了明朝之前大量珍贵的文献——文史哲之外，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与之前绝大多数古籍的命运一样，《永乐大典》的多数内容已经散佚，有的或许还隐藏在某个隐秘的角落里，有的恐怕已在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展览中的《永乐大典》北晚新视觉供图

包罗万象 便于检索

虽然《永乐大典》是在明成祖朱棣的永乐年间完成的，但实际上，早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间，编修大典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从可考的历史来看，最早提出编修大典的人，是当时号称“神童”、后来成为明代首位内阁首辅的才子解缙。据《明史》记载，有次他向朱元璋进言，表达了想修撰一部大型图书的想法：“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解缙的愿望是很美好的，他觉得朱元璋需要一部可以随时查阅的百科全书，记录天下万物信息的资料库，不论是上古圣贤，还是宋代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濂洛关闽”乃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理学代表人物的合称），其思想与学说都能被随意检阅。至于编修这部书的目标，则是让皇帝满意。这类百科全书的主要阅读者，并不是翰林学士，更不是寻常百姓，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这类皇家读物，它深藏于宫中，颇有神秘色彩。朱元璋很明白解缙的心思，便让他着手去做，但出于种种原因，解缙的精力一直被其他事情占据，编修大典的事，也就暂时搁置了。

直到靖难之役后，朱棣登上皇位，改元永乐，才重新开启大典的编修工作。永乐元年，朱棣下旨，让解缙率领一个多达147人的团队，一起编修大典，而且要求很明确：“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简而言之，就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而且要以类书的形式来呈现。

《永乐大典》这种类书与后来清代的《四库全书》等丛书不同，类书并不是简单地把一堆古籍资料放在一起，整理成套，而是根据一个关键字作为索引，从一些古籍里寻章摘句，将同类的信息放在一个名目之下，有点像今天搜索引擎里的关键字搜索。类书的好处，在于让读者可以更简便地查到想看的内容，还能保存很多珍贵的文献，一些被焚毁的古书，也可能因为有些章句被辑录在类书里，得以保存下来。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学者根据《永乐大典》等类书，辑佚出相对完整的古书。在古代，这门学问叫辑佚学，非常考验学者的知识储备。比如，早就失踪的《旧五代史》就是被清代史学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佚出来的，若非如此，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完整的《二十四史》了。

图文并茂 暗藏玄机

虽然类书便于读者阅读，但它对编修者的要求很高，不能简单地搞古籍的“排列组合”，而要真的能将自己掌握的资料融会贯通。解缙虽然学问很大，参与编修的人员很多，但当时朱棣刚即位，很多事情千头万绪，解缙又被很多事务牵扯了精力，初稿的编修工作并不顺利。或许是由于完工心切，短短一年后，解缙就上交了大典的初稿，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看后，并不满意。朱棣认为大典并不完备，便要求重修，还指派太子少师姚广孝与礼部尚书郑赐，协助解缙一同工作。他们三人组成了新的大典编修小组的领导班子，作为监修，共同负责。这一次，既有皇帝的严格要求和高度重视，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大典终于在永乐五年完成了。

朱棣像

朱棣看后，十分高兴，他为大典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序言，其中历数古代文献之精华，从伏羲轩辕，讲到尧舜禹汤，又从周公孔圣，写到汉代儒学……很有一股“继往圣之绝学”的气魄。当然，朱棣主要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待这种“盛世著书”之事，而且越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越能满足他好大喜功的心理。而且，朱棣对这部书可以通过“韵”来查询内容的设置，也颇为得意：“盖网罗无遗，以存考索。使观者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而无所隐。始于元年之秋，而成于六年之冬，总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名之曰：《永乐大典》。”

随意翻看《永乐大典》，都能发现不少隐秘的历史线索。比如，第3518卷的关键字是“门”，开篇就介绍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门”，以及颜真卿、黄庭坚、米芾等书法家笔下各种“门”的写法。换言之，《永乐大典》里不仅有文字资料，还有图，可谓图文并茂。在这一卷搜集的“门”里，有一个“秦磁石门”，就对传说中的阿房宫磁石门的史料，做了比较清晰的整理：“《太平寰宇记》：咸阳县有磁石门，在县东南一十五里，东西有阁道，即阿房宫之北门也。累磁石为之，着铁甲入者，磁石吸之不得过，羌胡以为神。《韦述西京记》：“秦阿房宫以磁石为门，怀刄（其他文献也作‘刃’）入者辄止之。”仅仅这一段话里，就有几部典籍的名字，《太平寰宇记》是宋代地理著作，可惜有一些内容散佚了，《韦述西京记》是唐代史学家韦述写的《两京新记》中“西京”长安的部分——“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相对，是隋唐文人眼中的两京，但此书多数内容已经散佚，部分内容记载于宋代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到了《永乐大典》这里，再次得到记录，才算把这条史料保存下来了。

被遗忘 被焚毁

《永乐大典》一共22937卷，多达3.7亿字，十分可惜的是，保存至今的只有800卷。而在很久之前，《永乐大典》的多数内容，就已经下落不明了，成了古典文献史上的一大谜团。

大典编修完成后，就一直存放在南京的文渊阁，直到朱棣迁都北京，才将其运至北京皇宫中。朱棣如此热心修书，他到底有没有认真读过《永乐大典》呢？就目前的史料来看，朱棣和此后多位明朝皇帝，或许是出于事务繁忙，或许是没兴趣细看，总之，没有关于他们细读大典的记录，只有弘治帝朱祐樘为了寻求长生之道，才想起《永乐大典》，并从里面寻找医学方面的记载，给太医查看。

其实，在此之前，《永乐大典》被冷落与遗忘的命运已经开启了。1449年，也就是明正统十四年，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土木堡之变。明朝强盛的国运，被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失败事件打破了，而在远离塞北的旧都南京，则遭遇了一场大火，文渊阁收藏的、包括编修《永乐大典》所需的原始资料在内的大量图书被焚毁。换言之，《永乐大典》成了“孤本”，它不能再消失了，否则前人的心血都白费了。

然而，《永乐大典》还是在嘉靖三十六年遭遇了一次坎坷：宫中大火差点烧到保存大典的地方。嘉靖帝终于意识到文献保存问题的严重性，便有了未雨绸缪的想法。他命令内阁首辅高拱带领一个重录团队，原封不动地将《永乐大典》誊写了一遍。由于嘉靖帝对这项工作要求很高，重录人员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才让大典有了副本，是为“嘉靖本”。

消失的“正本”

后世能看到的《永乐大典》，基本上都是“嘉靖副本”，而永乐年间编修的“正本”，则在历史长河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对此，史学界最常见的两种说法，一个是“陪葬说”，一个是“皇史宬夹墙说”。古籍专家张忱石在很早之前就提出，嘉靖帝很喜欢《永乐大典》，而重录副本完成之时，正好与他驾崩时间差不多，不排除“正本”陪葬嘉靖帝的可能性。这背后的逻辑是：既然已经有“嘉靖副本”流传于世，就不担心它消失了，而皇帝在另一个世界，能有心爱的著作为伴，也未尝不可。但这一猜测的问题在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虽然看似合乎情理，但在嘉靖永陵被发掘之前，我们无法确知问题的答案。而现在的考古不可能去主动开挖帝陵，除非是特殊的“抢救性发掘”。因此，我们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恐怕都无法验证这一猜测的真实性。

还有一个可能性较大的答案，是史学家王仲荦给出的，他认为《永乐大典》可能藏在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馆皇史宬的夹墙里。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历史上的鲁壁藏书事件——秦始皇焚书时，孔子后代孔鲋为了保存儒家经典，就将《论语》《尚书》等书藏在孔子老宅的墙壁里，直到汉武帝时，鲁恭王发现这批藏书，才使之重见天日，这也是“古文经”的由来，由此产生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由战国到秦汉的老儒凭借记忆、口耳相传的儒家经典，形成了“今文经学”）论争，持续了很久。这种古建筑墙壁中藏有什么古书、秘笈的“故事”，似乎不难引人联想，确实也很有“诱惑力”。但这种猜测的问题同样在于它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也就只能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至于《永乐大典》的“嘉靖副本”，在明朝灭亡之前，倒是比较安全地存放在皇史宬里——这个皇家档案馆，始建于嘉靖十三年，后来经过历代修缮，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但在明清易代时，皇史宬里的《永乐大典》，还是遗失了不少。在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嘉靖副本”缺失得更多了，而清朝后期政治疲敝，宫中书籍不断被盗，甚至还有官吏监守自盗，以回家阅读的名义，将一册册的图书带到外面，或为私藏，或卖给商贩。到了清末，“嘉靖副本”的流失问题更加严重，或毁于战火，或被殖民者抢掠，留下了巨大的历史遗憾。如今，可以见到的“嘉靖副本”，大多收藏于国家图书馆，还有一些藏于海外。而《永乐大典》“正本”的下落，至今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