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为什么选择定都杭州，而非“四塞之地”的关中长安？或者“六朝古都”的南京呢？

首先我们来看关中的长安。

关中自西周开始，秦、两汉、隋唐二千多年来一直都是王霸之地，周武王从关中起兵，会盟天下诸侯，东出函谷，一举而夺天下。周公旦对关中的评价是:“被山带河，沃野千里，天下形胜，莫过于此。”在周人眼中，关中就是天下最好的地方，哪儿都比不上。

后来的秦人又以关中为基，南攻巴蜀，东取河东、汉中，最后统一中原。张仪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贸，沃野千里，蓄积多饶，……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秦朝灭亡后，项羽准备建都，谋臣韩生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可是项羽不以为然，竟取了自己的家乡彭城为都，结果被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抢先占领了关中。楚汉争霸时，刘邦屡次被项羽击溃，正是萧何不断的从关中募集兵源、补充粮草，才使“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因其饥遂取之”。刘邦建都时，张良分析说：“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邦遂建都于关中长安，于是一个大汉王朝诞生了。

唐朝是最后一个据关中得天下的王朝，李渊在晋阳起兵时，李世民建议先取关中:“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的建议，果然是先取关中，后得天下。

赵匡胤虽然没有选择在关中建都，但他真正理想的建都地方就是长安。赵匡胤曾经言道：“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所以，在他逝世前一年，就打算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不过因为晋王赵光义的一句“在德不在险”，最终使赵匡胤放弃了迁都，但留下一句：“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之民力殚矣。”结果不出其所料，为了防守四战之地的开封，冗兵成了北宋的一大负担。

汇总来说，建都关中有三大优势：一是四塞之地，进可攻退可守；二是关中殷富，沃野千里，有经济优势；三是民风彪悍、兵员充足，陇右河西更是战马出产地，能够提供优质骑兵。所以赵构难逃后，重新被启用的宰相李纲就建议说：“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

然而此时的关中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优势已经不复存在：

首先，关中是兵家必争之地，导致长期饱受战乱摧残。先有秦朝末年项羽火烧咸阳，东汉末年董卓火烧洛阳，李傕、郭汜、马腾、韩遂在关中混战；后有西晋末年刘曜攻破洛阳，杀晋官民三万余人，焚烧洛阳城，再有安史之乱、黄巢之乱，叛军在关中同样烧杀抢掠，损毁严重，最后，吐蕃和回鹘攻破长安，关中依然是损失最重的地区。

长期战乱导致关中经济遭受严重打击，人口急剧下降，北宋以后关中再也没有恢复往日荣光。

其次，经济中心已经转移至南方。

在西汉以前，南方地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武帝时期，开始在南方设立郡县管辖，迁移人口进行开发，到了东汉时期，江浙的经济已经比较繁荣；到了三国时，荆州成为重要的军事和文化中心，用司马徽的一句话说：“天下英才皆出于此地。”

西晋末年，中原士族为躲避战乱，将大量的中原文化和财富带往南方；隋代大运河的开通，更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隋末，大批工商业、农业者逃亡至南方和华北平原一带，造就了唐朝时期南方经济的繁荣；南宋初年，南方经济地位已经彻底超过中原，成为了新的经济中心！

由此，关中地区也就失去了往昔作为帝国兴兵的起始点和根据地的经济优势。

对赵构来说，更关键的是长安已经不是“四塞之地”而是四面漏风的“四险之地”，赵构南逃时，长安虽然没有陷落，但此时的关中北临漠南，西靠西夏，南有吐蕃，东边又是强敌金，随时面临崩盘的危险，以赵构的胆量，自然不想身处险地，所以，尽管李纲极力推荐关中，但他还是首先排除了关中的长安、洛阳等地。

其实，赵构一开始的打算是定都建康，因为他在相州准备勤王时，救了他一命的宗泽就向他提出了一个及其怪异的建议，建议赵构去金陵登基，因为金陵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南唐在此建都，“有王气”。

而赵构之所以看中建康，其实并不太在意其是否有“有王气”，关键是南京的地理位置优越。

南京城连通东西、贯穿南北，地处江汉平原和长江中下游三角洲这两个南方重要的经济区，同时南京东西向上是长江，南北靠近京杭大运河，交通便利，水运发达，东可入海，有利于逃跑。另外防御上以南京为都城的南方政权进可支援淮河流域，退可凭借长江天险坚守，而且南京城本身的防御条件也有着天然的优势，外有石头城拱卫，内有秦淮河、紫金山、玄武湖构成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唯一的缺陷是太靠北，容易受到金国的攻击，而这也成为赵构放弃南京选择杭州的最重要因素。

赵构建立南宋小朝廷后，金军便派大军南下，力图把这个微弱的政权扼杀在摇篮中。面对金军的南下，赵构不但不思抵抗，反而一意享乐，四处逃命。赵构先是从应天府一路南逃至扬州，金兵追到扬州，他又逃到杭州。不久金军退去，赵构又跑回了南京。

然而，金朝决意捉拿赵构，消灭南宋王朝，因而很快又挥兵南下。赵构听到消息后，很快又退回杭州，但是金军一路紧追不舍，赵构只好一路逃到海上避难。建炎四年正月，惯于骑战的金人竟不畏艰险，乘舟入海追击赵构御乘达三百余里，史称“搜山检海捉赵构”。

但幸运的是，金人毕竟不习水战，加上畏惧酷热，遂不得不于暑期到来前撤兵，三月份金兀术从荆门北返。镇江守将韩世忠以逸待劳，把金军围困在黄天荡达48天之久，金兀术差点葬身鱼腹。后来他趁韩世忠不备，才挖通旧河道遁走。金军退走后，赵构才又心有余悸地返回了杭州。

赵构虽然到处东躲西藏，狼狈不堪，但在浙江一带奔走逃窜时却有了一个收获。赵构发现，以淮甸为屏障，以江表为缓冲，襟带荆楚，背海而立的浙西之地是一个理想的居处。

当时的杭州虽然经济不算发达，战略重要性更是小的可怜，但地理位置却十分优越。杭州地处江南古陆南部边缘、长江三角洲南沿和钱塘江流域，山地丘陵众多，地貌复杂多样。东北部和东南部属浙北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征，特别适合与金军“捉迷藏”。

从天子的逻辑上讲这很自然：金陵离金人兵峰太近，单凭一条长江天险，绝非轻易能守；武昌、长沙则正面受敌而两侧有隙，背无倚仗；巴蜀太远，陕西又太孤立；再往南走进入两广腹地，显得过分偏于一隅，政治、经济基础不够，必将无以自处。从眼前的战略上考虑，背海面陆的杭州虽不是恢复中原的最佳基地，但也不失为一个易退易守的首选，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吸引赵构了。

建炎三年九月，赵构路过杭州时，便升其为“临安府”。当然，自古以来的王朝都耻于渡江而都，但这一点显然不在赵构的考虑范围之内。从建炎四年四月起，赵构在越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军事整顿。新年的元旦，赵构改元“绍兴”，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在越州又呆了一年后，绍兴二年正月，高宗回銮临安。

除了离易受侵略的边境地区有一定的距离之外，杭州作为都城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那让人陶醉其中不能自拔的山水风光。周密在《癸辛杂识》中对杭州有这样的描写：“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杭州的美丽风光，安逸的生活，很快使赵构沉迷于享乐之中，终南宋一朝都是偏安一隅。

如果赵构选择长安是否就能称西宋？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看一看历史上是如何区分“东西”、“南北”的。

西周最后一个君主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后，周平王迁都洛邑（洛阳），因为洛邑在西周国都镐京（陕西长安沣河以东）的东边，所以称东周。

刘秀称帝后建都于雒阳（洛阳），因雒阳在西汉国都长安东边，所以称东汉。

西晋也是如此，西晋国都是长安后被匈奴所灭。第二年，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新政权。因建康在长安以东，所以称东晋。

由此可以看出，东西南北之称并不在于它是大一统王朝，还是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只与位置有关。

所以，如果赵构建都于长安，那么历史将改写，北宋就不叫北宋了，而应该叫“东宋”，南宋也会被称作“西宋”，当然如果建都于长安，南宋的结局很可能与南明一样，不会“苟安”一百五十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