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驿站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明朝中后期，驿站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符验对驿站而言，是指明政府发放给公差人员的证明，有了这个证明，官员就可以使用驿站，同时此制度的存在也是保证驿站不被冒用，从而减轻驿站的负担。明初只有军情重事、奉旨差遣才会给驿，皇帝同意给驿后，由兵部填写勘合，所差人员赶赴内府领取符验，就可以给驿前去，差遣完成后符验就销毁。

符验制度的失灵

因给驿数量少，符验制度也运行得颇为顺利，随着明中后期给驿范围的扩大，符验制度也逐渐失灵，出现了冒滥之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原有符验制度废除，改为内外勘合，京城部中所给称为内号，南京兵部及各处抚按衙门所给则称为外号。

由于改革的混乱，符验的冒滥之风愈发严重。

首先是符验的滥发，明初时，王府及各省布政司仅有六道勘合（勘合属于符验制度的一种），边疆战事紧急处也不过十道而已，但到了万历年间，河间府的驿站经统计，竟有“勘合六十道，用夫六百，马三百”。大量的勘合使驿站运行混乱，驿民疲惫不堪。除此之外，北直隶赵州还反映“乃今勘合复滥，率多借贷，兼有额外之忧”。

说明符验制度的失灵不仅仅是由于给驿的增加导致的符验的滥发，勘合的买卖与互借更造成了符验制度的混乱。

除买卖与互借外，还有一些不法之徒，仿照真勘合样式，制作假勘合，万历年间，甘肃巡抚侯东莱就发现了一起假勘合案，此人从南京江东驿去往甘肃，行进了数千里，经过了无数驿站，因近来勘合冒滥，假勘合形制逼真，故驿站辨别不了真伪。

假勘合一直到明末都一直大量存在，崇祯年间，各州县官“能拿获假勘合至十张以内、假牌票至五十张以上者”，就能擢为科道官。可见假勘合问题始终是明代驿站的一大弊病，大大加重了驿站的负担。

符验的冒滥对驿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明代人邹漪在《启祯遗闻》中就指出，“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再加之士绅之间的递相假借，不法之徒的转卖，使一份符验“一纸洗补数次，一人往返数月”，地方差役还要对百姓再次吸取，使“小民之命如纸，敲骨吸髓，见闻心惨”。

一些官员在经过北直隶驿站时，对驿站过度需索，滥用驿站资源；除一般官员外，经过驿站的贡船、贡使的不断演技扰，也加重了驿站的负担。

驿客的过度需索

明初朱元璋重法治驿，对演技扰驿站运营之人严格惩处，不论是否为皇亲国戚、功臣名将一视同仁，洪武八年（1375年）延安侯唐胜宗就因非法乘驿而被夺爵降职，使明初的扰驿现象较少。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乘驿之人越来越多，就出现一些来往使客的扰驿行为，宣宗年间，就有朝廷差遣之人经过驿站之时，按照正常供给的数十倍，对驿站索要钱物。

除钱之外，还“迫取丁夫、马驴，车牛之类”，宣德五年（1430年），兵部言北直隶地区的内外官员在来往驿站之时“挟势索取饮食等物，非法考掠”。这些行为虽然被禁止，但并没有进行大规模整治，所以扰驿行为仍然不断增加。

在明代后期，明政府也认识到了驿站存在的大量弊病，《明神宗实录》记载：近来驿递疲困，其偏僻处所，有支剩银两，务令通融协济，仍照节年申饬事例，严查应付，各该衙门，毋得徇情滥给勘合、牌票。但整治幅度实在不够，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使得扰驿行为依旧不断。

在天启年间，这些使客仗着自己身份高贵，大量使用驿夫、驿马，扰驿行为达到了巅峰，

天启《高阳县志》记载：今本县补完马数，并不留银，既绝冒支，又禁民马，是仅有额马接递，而又以三匹为州代劳，则实存二十四匹，何以供给往来？

况今差使滥觞，真正勘合，人情夫票，十倍往时，又折乾贴马，需索甚多，驿递去处，雇觅泼皮赖花，犹可支持，乃如本县，俱只正身答应，来则盛气张威，绳拴鞭打，不忍血肉淋漓，岂惜资财散漫。

有一差至用马百匹者，一诈至用银五六两者。文书反映了北直隶驿站的现状，驿站马匹由百姓递补，来往人数的增加使得马匹和人力损耗严重，来往官员只为小小一个差事，竟为了排场，用马百匹；或滥用驿站银两，一次少则五六两；有的路过官员为了自己的私欲，无视给驿条例，对驿站进行勒索，大量使用驿骡等资源。

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二十日，兵部差官陈三捷，在押解犯人去往山陕之地时，按例土木、榆林二驿分别应给骡四头，但实际在陈长捷的威逼、索求下，最终驿站不得不给骡七头。

这样一来就浪费了驿站资源，使驿马、骡及驿夫无法休息。还有官员为索取贿赂，鞭打驿站人员。

崇祯年间，在向陕西等边疆输送粮饷之时，锦衣卫百户杨体义从陕西解饷归来，经过真定府获鹿县镇宁驿、井陉县陉山驿时，想要大量讨要驿马、驿银，驿站起初未给，故其对驿站官员大打出手，驿站人员只得答应其请求。

过后驿站人员将其告至兵部署司主事喻大为，后者在奏疏中提到：而驿递之疲，亦屡仅圣明矜恻。乃杨体义一饭至费六金，一百户至用马二十匹，人夫二十四名，则钦颁条例亦可不设，加以恶从狰狞，逆刑锁拷，夫马俱贴使唤，到处恣意鞭扑，畿南凋敝之余，宁复堪此？一驿若是，他可例推，桑梓若是，其他又不知何如。若不申报，恐效尤者如狼如虎，将来逃亡莫支，其误机务者非小。

一个百户的扰驿就对驿站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像以上的例子不在少数，来往官员的扰驿使驿马损耗严重，驿夫疲于奔命。

驿站的银两、马匹等物资处于极度紧张，扰乱了驿站的正常运行。除了个别官员的扰驿行为，还有路过军队的扰驿。

明代晚期因战事频繁，天下各处的士兵多次向北直隶地区调动，防卫京师。有些援军路过驿站之时，就大肆劫掠，不守王法，《筹辽硕画》中就记载：援军所过，鸡犬靡宁，强夺酒食、马驴勿论矣，而一言喧嚷，甚至抢杀，如保定涿州、通州所申地方已遭其荼毒矣。各处到来的援兵的不法行为对驿站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驿站逐渐难以运行。

贡船之害

贡船，也称马快船，是明政府为了运输宫中所需物资而开设的专用船只，一般由南京运往北京。明初定都南京，水陆畅通，长江上游向南京转运物资十分方便，所以此时的贡船并未对驿站及周边百姓造成危害。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但在此时也并未有过大规模的贡船运输，从宣德、正统年后贡船开始大规模使用，一般运输南方的特色产品。因运输距离过长，所以劳民伤财，从南京到北京几千里路，沿路百姓、驿站都受到了贡船的影响，路途中耗费的钱财都是百姓的血汗钱，而贡船停靠的驿站更是深受其害。

明代官员何乔远，在南京兵部任职时就发现了贡船运输经常导致效率低下，南京官员官衣的原材料，每年都由北京发出，用马快船发往南京织染局染，染完后用马快船发往北京做成衣服，做成衣服后还要用马快船再发往南京，效率极其低下，包括南京兵部尚书王轼也不明白为何不能就地取材，以纾民力。

贡船的存在导致了民力、财力的重复浪费。

在某些时候，贡船往往并不运输实际物资，而是夹带私货，成化年间顺天府治中李鼒就曾说：“天下货物南北往来，多为漕运船及马快船装载，故民船皆空归，而国税无人输纳”。

贡船货虽满，但都为私人夹带之物，在北直隶河间府，经过的马快船往往携带各类物资，以谋私利。成化十四年（1478年），南京内宫太监覃力朋，利用朝廷的百艘贡船，却很少运输物资，而是“多载私盐”，且对来途中各驿索取银子五百余两。

可见贡船大量运输并未能让地方得到税资，反而让运输之人赚盆满钵满。除赚钱外，贡船经过驿站停留时，往往大量动用民力，不断扰驿，因贡船打着皇帝的旗号，驿站人员也不敢过多盘问，只能默默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