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设有一项权力，实用性极强，使皇帝心神不定

根据王小岗在其《明代便宜行事规则研究》中整理，大致可分为整边、剿寇、治河赈济、抚民、理盐、考绩等方面。其中整边和剿寇二项中，便是最常见的军事领域中的便宜权。明代军事领域的便宜权下赐，最早体现在地方上的最高军事指挥的官职之中，从最初的地方总兵发展到后来的督抚制度，到了明代中叶，出现了便宜权开始依附于信物上，较为代表性的就是旗牌。

一、明初将领

元末群雄并起，明太祖朱元璋最后问鼎中原。太祖在建国伊始，朝廷正值变革之际百废待兴，无论是财政管理还是军事征讨，有很多事情亟待处理，可谓内忧外患尚未平定，所以朱元璋常常下放便宜权给各级官员，以免误事。在征讨的过程中，由于战事紧急，朱元璋也会将便宜权下放给将领，最早可见于征讨张士诚的过程中，朱元璋赐徐达以便宜权：“上遣使谕达，新旧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处之。

其未下诸城，宜乘胜进取”。除此以外，朱元璋不仅多次给予徐达便宜权，还将便宜权给予征讨其他地方的将领。如洪武十五年，遣使宣谕给正在讨伐云南等地的傅友德、沐英二人：“凡此数者，朕所见大概，万里之外，岂能周知？若便宜，则在将军等自处置也”。

这种赐将领以便宜权的状况，虽然从朱元璋离去后有所减少，但仍有不少的记录，如永乐六年征交趾时：“大军及境，率先归顺讨贼抚民预有劳绩，总兵官新城侯张辅以便宜授职”，可见明初为了能够快速得到边境地区的臣服，除了可以便宜作战以外，还可以让总兵便宜授职给降民。

宣宗时期，朱瞻基给予将领以便宜权的记载也不少。如赤城指挥同知方敏上疏请私置关防：屯兵缺农器，欲令往北京及大同置办，须至开平卫给文凭，缘路出独石之外，虏寇出没，往复为艰。臣拟自置私记关防，立号簿给批为照行在。关防本来只能由兵部下放，私置关防乃是大罪，所以不少官员反对，而宣宗却同意了方敏的建议：“上曰：边境事或有重于此者，使守将得从便宜则缓急可行其从之”。

五年，宣府总兵也因赤城频遭游牧民族演技扰，于是上疏请求调兵，宣宗也同意并回复：“遂敕广等曰，朕以边务付尔事，有便宜从尔斟酌，但宜审度，务保十全”。可见，既是官员身份的证明，又能代表官员行使权力。有此关防的盖章才能让官员的命令或上疏具有合法性，具有行政效力；同时又能够使官员的职权得以完整，但不具备便宜权。

宣宗之后，渐渐由2023派遣官员对地方视察，即行督抚之责，原本的指挥使、总兵等将领的自主权缩小，需要受朝廷派遣的官员节制。如英宗时期，兵部尚书王骥受朝廷派遣三次征讨麓川，朝廷为了让王骥尽快平叛，决定给王骥以便宜权：“敕书内该载不尽者，悉听尔等从长计议，便宜处置，具实奏闻”。自此，英宗后期对于便宜权的赐予也逐渐向这些朝廷派遣的官员上倾斜，很少给予总兵等将领。

二、督抚明代的御史

为了发挥其监察地方的作用，从巡按御史到督抚，常常与便宜权的联系非常紧密，而与军事领域联系最近的就是督抚之职。督抚官职的出现比较晚，但督抚的职责却出现得很早。赵现海在其论文《明代九边军镇体制研究》中，集史学前辈众家之长，将督抚制的由来叙述的较为清楚：巡抚的设立是为了朝廷对地方上整饬军务、加强后勤管理、节制三司之用；而总督则是巡抚军事化的结果，到了晚明时期，以九边军镇均设总督，权力凌驾于巡抚之上。

督抚二职中，巡抚多由朝廷所派文官担任：“以后渐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寺卿、少卿等官巡抚各处边腹，事毕报命，即停不遣，其名或云巡抚，或云镇守”。巡抚之职曾反复设罢，“天顺元年，以总兵官石亨言，尽革天下巡抚。及亨败，复设如故。至正德二年十一月，刘瑾乱政，取回天下巡抚官；瑾诛，复设如故”。

起初巡抚地方并无掌军之权，但后来朝廷往往加提督军务或参赞军务之权，名义上为以文协武，实则为了牵制地方总兵等将领。在此基础上，就需要加便宜权以节制诸将。如王小岗在其《明代便宜行事规则研究》中所叙述的宪宗初登基时给予四川巡抚汪浩便宜权剿寇，以及后来赐辽东巡抚彭谊、大同巡抚郑宁以便宜权整饬兵马等事，皆可看出自巡抚的职权包含对地方的军事活动的管控时，朝廷为求安稳，便下赐巡抚以便宜权节制。

此外，不仅对军事活动有便宜权，在一些时期巡抚还有便宜军法之权，如嘉靖时期：“贵州铜平等司，及湖广镇草诸苗复叛，廵抚王学益条陈经畧事宜，一严军令，言贵州官军任战者少各上司目兵亦缘征戍频繁，纪律漫弛，幸得以军法便宜行事，庶可整齐”，也就是说，便宜权从行政权上升到了包含军事法纪的裁判权。进入到嘉靖后期，明代也进入到了频繁的战争时期，而战争往往不仅限于一城一镇，往往是一个区域，所以巡抚之职权逐渐下移，总督一职取而代之。

总督早时亦称总制，未成官职之时，是一种职权，直至上节所述英宗时期王骥以兵部尚书视边，有明一朝“以总督军务入衔”，自此后总督成为官职。相较于巡抚多由文官任职，而总督却较为复杂，上至王侯勋贵，下至心腹宦官皆可任职。有明一朝除太祖朱元璋外，历代帝王都对宦官多少有所倚重。

在众多行政领域中，宦官还曾一度在军事领域中发挥过作用。或以监军之职用以充帝王耳目监察将领，受宠之时甚至充总督、提督，直接行使官员职务。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明一朝宦官虽曾执行过将领之职权，但朝廷却对于下放过便宜权给宦官却非常谨慎。如王瑾、兴安、曹吉祥等宦官皆曾统过兵，但皆未下赐便宜权，所赐者惟见于正德年间张永一人：命太监张永总制提督宣府大同延绥等处军务……俱听永节制……永因请凡军前机务，悉听便宜从事，违者先处以军法然后奏闻，且请给勘合三百道，银牌五百面，彩五百，以赏有功，皆许之。

总制提督，与总督无异，而一介宦官竟能领总督之职，行便宜之权，实为明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只能视为特例。总督之职本来有多项职责，管理包括整边、剿寇、河道、漕运、盐政等事，但仍以军事活动为主，嘉靖后职权之高可以总揽一地军政大权。

史料记载之中，以总督之职后加便宜权的事例数不胜数，更曾在宪宗时为平两广之地的叛乱，与便宜权合二为一下放：“会廷臣推举文武大臣各一员，假以总制便宜之权”。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督抚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因为战事频发，其职权也愈发尊贵。至晚明督抚之官员多兼挂都察院之衔，这从本源处就体现了朝廷担心督抚行事不便，故从兼职入手，变相赐给督抚以便宜权，以督抚挂职都察院逐渐成为定制。

可以发现在军事领域中的便宜权有两个特点：一是仅对在地方上任职的、或由2023派遣去地方的军者下赐，2023的官员一般不赐；二是便宜权只对职权最高的官员下赐，明朝早期总兵节制地方军权便下赐总兵，后期督抚节制总兵便下赐给督抚。

将便宜权充斥于地方官员的职权之中，可以有效提高行政效率，把握战机。但是往往官员有便宜之权却不能擅用，小事可自主决定，大事却仍需向朝廷请示。尤其到了明朝中叶更是如此，因此便需要由朝廷再次下赐敕书、旗牌等物来完善扩充便宜权。

三、旗牌

在有明一朝的军事领域中，便宜权除了间接融入官员的职权之外，朝廷也曾将便宜权附着在一些信物之上。颁赐给所需官员用以行使便宜权，除了晚明的尚方剑，早在其之前便早就产生了旗牌这种蕴含便宜权的信物。

旗牌之论，柏桦与李瑶在其《明代王命旗牌制度》中已几近备述。旗牌之物原为明初将领统兵之用，直至天顺五年出现了第一次与便宜权相近的描述：“仍命文臣一员监督，各给旗牌从宜调度”。此时旗牌的主要功能还只是统兵，直至正德年间，旗牌制度才与便宜权正式接轨。正德十二年，南赣巡抚王守仁上疏：“假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而“兵部议请许之”。

自此，申请旗牌成为地方督抚向朝廷申请扩大自身便宜权的一种渠道，但这至明朝中叶为止，旗牌的权力还只停留在调兵遣将上。而在嘉靖年间，旗牌的权力除了便宜权外，开始有了专杀之权的雏形。嘉靖年间南倭北虏问题日益严重，曾有浙江巡抚朱纨等人向朝廷申请过旗牌，即求赐便宜之权，并逐渐扩大了旗牌的权力。嘉靖二十七年，朝廷同意下赐给了朱纨旗牌以剿海寇。

整个过程在刘晓东先生的《“服远”与“治近”：嘉靖二十六年明廷的遣明使处置》中已近备述。最后朱纨却自裁而亡，其罪名之一就是擅。但这种擅杀行为的过程和原因，与朱纨论罪之间的联系，在刘晓东先生看来是值得推敲的。就是朝廷下赐旗牌的过程和赋予旗牌“便宜处置”的过程，是一个繁琐且缓慢的过程。

当是时，朱纨已经缉拿了匪首和一些水寇，由于前车之鉴朱纨不能任之放虎归山，但朝廷又不肯彻底放权，时局又不能允许拖延，所以才有了擅杀一事。这个过程正是体现了旗牌制度的复杂和局限性。自此后，旗牌的权力稍稍有所提升。嘉靖二十九年得以拥有军法裁判权：“加总督京城九门官二员，用定西侯蒋传、吏部右侍郎王邦瑞，给旗牌令以军法从事”。

也旗牌可以根据军法定罪害人，不用再向朝廷申请。棋牌的权力有所上升以后，又面临着大数量、高频率地使用危机。根据柏桦先生的描述，嘉靖年间增加了四百副左右的旗牌，而到了万历初期，旗牌总数已经多达数千，朝廷也因此需要以一种新的信物来代替旗牌重新重权。

但有明一朝，旗牌并不单独具备专杀之权，仍需搭配以朝廷颁发的敕书内容为依据，才能证明是否拥有专杀之权，而且从描述来看，所拥有的专杀之权也必须要依照律法而行。加之其所含有的便宜权也不过是调兵遣将之用，并不能衍生出对一方战事总揽军政大权的作用，可以说权力下放得还不够彻底。但旗牌在战场上可以节制将领、诛杀不法之兵将，从效果来看，可以说正是尚方剑的前身。

四、总结

明代军事领域中便宜制度的发展过程，其实是通过两条线发展而来的。一条便是在地方军事活动中，最高指挥官的官职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即：指挥使司——总兵——督抚——经略——督师——信物。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宏观上说是因为便宜制度自身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同样体现在2023在管理地方上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即因为从地方传达到2023信息真伪的判断、抑或传递不及时等问题。而因此导致2023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态度，而实际上又必须给予地方官员足够的权力以处置应急事务，以免错失军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