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首辅张居正,变法变化挽救大明,堪称真正的政治家!

明朝第一首辅张居正,变法变化挽救大明,堪称真正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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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第一首辅张居正,变法变化挽救大明,堪称真正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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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的过程是权力的重塑过程,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张居正到梁启超、谭嗣同,变法者们必须面对不同利益阶层的挑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成功的道路。 晚明的我们,百业凋零,江河日下。朝廷既不能内安百姓,又无法外抚四夷,我们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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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的过程是权力的重塑过程,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张居正到梁启超、谭嗣同,变法者们必须面对不同利益阶层的挑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成功的道路。

晚明的我们,百业凋零,江河日下。朝廷既不能内安百姓,又无法外抚四夷,我们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上。在这内忧外患的关键时期,一场变法挽救了地方。短短10年间,官员勤勉廉洁,百姓安居乐业,北方边防稳固,一派中兴景象,史称“万历新政”。

熟悉明史的人们都必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推动这次变法的正是当朝首辅张居正。

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我们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盛赞张居正为“近三百年大明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政治家”。谷应泰在书中称张居正为“救时宰相”。就连张居正的政敌,著名思想家李贽也称张居正为“古今宰相之杰”。“万历新政”带给明王朝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这场变法不仅将明王朝从垂伤的道路上暂时拉了回来,甚至使明帝国在财税、军事等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然而,超出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10年。“人亡政息”是对这场变法终结的最好描述。变法在领导者张居正离去之后戛然而止。变法措施被逐条废止,甚至张居正本人也遭到了政治上的清算。一切都发生在张居正伤后的一个月内,似乎是蓄谋已久的阴谋。上至皇帝,下至言官,无一不对张居正以及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表现出巨大的仇恨。

张居正所有的封号均被褫夺,家人也受到连累。在皇帝的授意下,朝廷逐步废除了变法,“万历新政”似乎只是一场梦境。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没有人愿意客观的谈论这场变法。终神宗一朝,无人敢为张居正鸣冤、辩白。直到天启年间,国力日衰,人们才想起张居正和他的“万历新政”。人们渴望再度重现万历初年重振山河的光景。于是在天启二年(1622年),最高统治者恢复了张居正生前所有的荣耀,张氏后世子孙重新获得了荫蔽。

(一)武备废弛

明代中后期,地方的第一急务是国防,“土木堡之变”的惊心动魄还历历在目,俺答部的铁骑越过边境大肆劫掠已是家常便饭,堂堂中华竟无法抵御。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寇大同,越长城,入蓟州,攻古北口,北京城近在咫尺,帝国的首都已经站在了抵御侵略的第一线,情况万分危急。顺天御史王忬在通州一带伤守,但是俺答的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北京的围攻。

明代的北京城,是地方的第一要塞,明成祖朱棣按照战时体制,在北京设立72京卫,计40万人,加上畿内各府军队28万,大宁、山东、河南班军16万,在北京周围的部队就有80余万人,照理说拱卫京畿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到了嘉靖初年,成祖时的规模已经不再了,经过数次裁撤,京营额军仅剩10.7万人,武备废弛可见一斑。

此次俺答进犯京畿,兵临城下时,兵部尚书丁汝夔清点各营,只剩5.6万人。丁汝夔下令各营出兵于城外驻防,但这群残兵个个叫苦连天,愁眉苦脸,京畿的部队是无法指望了,朝廷束手无措之下颁布了勤王诏书。大将军仇鸾等人一共带来了5万余人增援京畿,朝廷依然不敢轻易开战,因为一旦战败,朝廷无路可退,后果不堪设想。

当朝首辅严嵩甚至已经在秘密谋划迁都一事了。大将军仇鸾奉命与俺答接洽,只要俺答不攻城,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此时,朝廷内部对于俺答此次进攻北京的意图未能形成共识。以严嵩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俺答此次仅仅是劫掠和求贡,并无占领京城的战略意图,而以徐阶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俺答此次绝非仅仅是为了劫掠,如果金银珠宝仍不能满足俺答,朝廷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然而,不论俺答此番攻城是劫掠也罢,是光复大元江山也罢,朝廷在短期内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抵抗了。在危急时刻,徐阶想出了一个缓兵之计,派遣使臣到俺答营中,指出“求贡书”是用汉文写成的,为防止日后产生争议,应当依据惯例,用鞑靼文再写一次,同时临城求贡于礼不符,俺答应将部队退至长城以外,等鞑靼文的正式文书写好,由负责镇守山西大同的守将接收,传至京师,方可商量。

如此一来必定耗费数月时间,朝廷各地的勤王大军便可趁机北上拱卫京畿。徐阶的计策果然奏效,1550年的边防危急得以化解。地方武备荒废到如此地步,不能不让人心痛。作为朝廷重臣的张居正,在这次危机中清楚地认识到边患不除,国无宁日。同时,张居正对严嵩等人只求表面小哥,试图蒙混过关的敷衍态度也颇有微词。

这一切都为张居正在变法中急于整饬武备埋下了伏笔。在张居正日后诸多变法举措中,巩固北方边防的措施最为强硬。为了达到最佳军事效果,张不顾朝野反对,力排众议,破格重用了戚继光等将领。在张离去后,朝野上下甚至有传言指出张居正对镇守北方的戚继光密授机宜,企图起兵谋反。虽然谣言纯属污蔑,但也足以证明张居正对戚继光的重视和信任。

(二)财政拮据

要强兵必先富国,没有钱粮,国防就只能停留在幻想的层面上。然而,明代中后期,地方积贫积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隆庆二年(1568年)至隆庆三年(1569年)期间,地方的预算是收入250万两白银,而支出超过了400万两白银14,财政赤字十分严重。财政的拮据已经危害到了地方的根本,开源节流势在必行,但仅仅裁撤闲散人员还不足以弥补高达150万两白银的赤字。

于是朝廷一方面节俭皇家开支,从皇帝吃穿用度开始省,另一方面,还缩减了部分国防费用,虽然北部边患一直是明帝国的心头之患,但以当时的国力确实无法支维持如此庞大的国防战线。隆庆三年(1569年),明穆宗向户部索要银钱用于维持皇家生活,穆宗的目标是30万两白银,但户部尚书实在拿不出钱来,便向皇帝上疏,把当年收入、支出情况一一列明,拒绝了穆宗的请求。

穆宗见地方确实没钱,但皇室生活又联系到地方体面不能过于寒酸,于是便采取了折中方案,只索取10万两白银,对奏折批复到:“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

户部官员尽职尽责严守国库,连皇帝的请求都拒绝了,不能不让人钦佩,皇帝深知地方困难,对索要银两打了3折,也实属不易。万历皇帝即位后,后宫继续厉行节俭。神宗开馆编纂《穆宗实录》,张居正上疏请求免去以往例行的赐宴,以节省用度。同年春季,张居正为万历皇帝日讲时请求免去赐宴,并且免去元夕灯火。

万历皇帝回答张居正:“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君臣如此配合默契,一方面说明张居正教引有方,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财政实在是不堪重负。地方财政如此拮据,变化已迫在眉睫。如何解决地方的财政问题成为了张居正变法的核心。张居正在任内最为关键的一项变法措施——“一条鞭法”就是为了解决地方财税收入不足、社会分配不公、百姓贫苦的问题而制定的。

“一条鞭法”的成功证明了变法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从社会实际出发,尽最大可能去满足民众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同时,“一条鞭法”也再次验证了“法律必须服从于社会实际”的法理学原理。

(三)吏治不清

“效率低下”、“腐朽不已”是晚明政治生活的标签。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明代‘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地方赋税过重,而在于法律的腐朽和政府的低能。”

复杂的行政程序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据黄仁宇先生考证,宛平县知县沈榜声在每年要向27个不同部门缴纳所收的税款,而这些税款的总额却不到白银2千两,明代政府行政效率之低下可见一斑。这位沈县令终究还是肯干点事的,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官员无所事事,拿着朝廷俸禄,却不去履行职责,没有履行职责却又不必被追究,于是官场风气日渐官僚化,人浮于事。

我们的文官系统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处于非常先进的行列,甚至许多现代地方,如国外的公务员制度在设计和完善时都参考了我们古代的文官制度。这套文官制度以个人的学识德行作为担任公职以及职务升降的依据,同时分工具体而明确。

但制度运行一段时间难免出现偏差,在明代中后期民间甚至流行一段童谣:“儒生曳白,无如国子监;天文固陋,无如钦天监;音乐舛廖,无如太常寺;书之恶劣,画之芜秽,无如制诰两房、文化、武英两殿”。将童谣翻译为现代汉语,大意为:考试交白卷的都出自国子监;不懂天文知识的都进了钦天监;五音不全的都进了太常寺;没有比文华殿、武英殿的大学士们写字画画更难看的了。

这首童谣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虽然有些夸张,却也反映出在当时的官员们的工作状态,以及官员们在人们心中的不堪形象。“正(德)嘉(靖)之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嘉(靖)隆(庆)之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少为轻重。相与姗笑痴牧者,必其清白无长物也。”

诸如《新会县志》这样的地方志也生动记述了明代中后期官场贪腐成风,以致百姓对待贪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社会风气的日渐堕落。而“官场恶浊亦必然直接污染社会风气,使道德准绳和价值观念亦发生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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