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张居正的悲剧

他向皇帝提交了题为“归政乞休”的奏疏，把摄政的权力归还皇帝，乞求退休。也许是内心的迫切愿望，这篇奏疏写得很动感情：

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畀以论思之任。壬申之事（指隆庆六年穆宗顾命之事），又亲扬末命，以皇上为托。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指慈圣皇太后）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

这一段话似乎有点耳熟，诸葛亮的《出师表》就有这样的句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但是，张居正讲这些话，不是为了“出师”，而是为了“乞休”。不过他套用《出师表》的句式并非偶然，他确实对诸葛亮推崇备至，主张“治乱国用重典”，主张有法必依，都深受诸葛亮的影响。他给福建巡抚庞尚鹏的信中坦言：“诸葛孔明云，‘法行而后知恩’，正此之谓。”他对于官场上流行的“姑息疏纵”风气十分不满，为了扭转这种积习，竭尽全力，正如他自己所说：“不避嫌怨，不辞劳瘁。”

这九年，他过得惊心动魄，为了应付上下左右的压力，计谋与权术并用，超负荷运行，自我感觉是：“任重力微，积劳过度，形神顿惫，气血早衰。”刚刚年过半百，正当盛年，早早地须发变白，未老先衰了。昔日的聪明睿智逐渐消失，日渐昏蒙，如果不早日离去，恐怕前功尽弃——这是他最为忧虑的。顺着这样的思路，他写下了令人惊讶的感叹：“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这是历代身居高位的政治家的经验之谈，主张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不过真正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除汉朝的张良、明朝的刘基之外，寥寥可数。原因很简单，有了高位和大权，能够呼风唤雨，因此迷恋权位至死不悟的人数不胜数。

“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这句话出于张居正之口，和他一贯的作风格格不入。他不是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人，而是敢作敢为，一往无前。何况受到皇帝、皇太后的眷顾已经无以复加，为什么要“乞休”呢？难道他已经感受到“高处不胜寒”了？

这些内心的顾虑当然不能向皇帝和盘托出，只能在奏疏中淡然流露：之所以先前不敢贸然提出“乞休”，是因为时机不成熟；如今皇上意志品德已经成熟，朝廷人才济济，天下太平的宏图大业不再成为问题，我才敢于提出“归政”，希望皇上恩准，生还故乡，保全晚节。

张居正此时确实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给湖广巡按朱琏的信中也有所流露。在谈起回到江陵“归葬”时，皇帝接连发来三道诏书，催促他尽快回京，地方官员以为是无上光荣，建造了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张居正却给他们泼了冷水，无比感慨地说：建造“三诏亭”，情谊深厚，无可厚非。多年以后形势变化，高台倾覆，曲沼填平，我恐怕连居所都不能拥有，这个“三诏亭”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迎接官员的普通亭子而已，哪里还看得见所谓“三诏”？这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忧患心态。于是乎，他向老朋友透露了自己的内心所思：

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

这句话出于张居正之口，足以语惊四座，令人瞠目结舌。他由“三诏亭”联想到骑虎难下之势，联想到自己的下场，再联想到霍光、宇文护的悲剧，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霍 光是汉武帝的权臣——大司马大将军。 汉昭帝刘弗陵幼年继位，他作为顾命大臣辅佐皇帝； 汉昭帝死，他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 不久废黜刘贺，拥立刘询为汉宣帝。 前后摄政达二十年之久，颇有政绩，汉宣帝却把他看作背上的芒刺。 他死后，皇帝把愤恨发泄到他的家族身上。 《汉书·霍光传》写下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这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的由来。 宇文护和霍光的地位类似，政治品格有所不同。 他在西魏担任大将军，拥立宇文觉，建立北周，自己独断朝政，甚至于废黜宇文觉，另立宇文毓，又杀宇文毓，另立宇文邕。 最终被周武帝宇文邕处死。

这是历史上摄政大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的典型事例，张居正在权力鼎盛之际联想到自己可能步他们的后尘，不免有点惶恐。人们由此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归政乞休”了。

收到张先生的《归政乞休疏》，皇帝朱翊钧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他对这位留着美髯的长者充满敬畏，或许还有一点背负芒刺之感，却毫不犹豫地拒绝张先生的“乞休”，写了这样一个朱批给他：“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政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

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乞休”，进一步向皇帝袒露自己的心迹：自从隆庆六年（1572）至今，“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每一天都惴惴不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并非矫情，类似的话语，在给刑部尚书王之诰的信中也有所提及：“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之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王之诰是张居正的儿女亲家，可谓至亲，他吐露的是真情：每日每夜都在战战兢兢，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始有终，归政乞休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给恩师徐阶的信中也说：“正膺重任，九年于兹，恒恐不保首领，以辱国家。”

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张居正的《再乞休致疏》写得颇动感情，娓娓道来：国事家事，思虑之烦，负担之重，使得身心俱疲，外表勉强支持，其实衰惫已经达到极点，这种苦楚只有自己知道。唯恐有一天突然倒下，有负皇上重托。退而求其次，不再请求辞职，而是请假，不过是长假——“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国家如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立即赶来，听从驱遣。

朱翊钧接到张先生第二份奏疏，有点犹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没有感到“威权震主”，何尝不希望张先生早日“归政”！但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一切听凭皇太后与张先生安排，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他做不了主，必须请示皇太后。于是他把张先生“请长假”的事报告皇太后，请她决断。没有料到自己的母亲态度坚决而恳切地挽留张先生，一切维持现状，等到儿子三十岁时才可以商量“归政”之事。

既然皇太后作出了决定，朱翊钧便亲笔写了手谕给张先生：

谕元辅少师张先生

朕面奉圣母慈谕云：“与张先生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朕恭录以示先生，务仰体圣母与朕惓惓依毗至意，以终先帝凭几顾命，方全节臣大义。

皇太后如此明白无误又毫无商量余地的决定，大大出乎张居正的预料，一般皇太后总是希望权臣早日归政，儿子早日亲政，慈圣皇太后则不然，要张先生辅佐儿子到三十岁。这一决定也使朱翊钧颇为尴尬，在母亲眼里，自己还是个孩子——“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不得不打消尽快亲政的念头。所谓“辅尔到三十岁”云云，对于刚刚十八岁的皇帝而言，似乎意味着，只要张先生健在，亲政将永无指望。物极必反，朱翊钧对张居正，由不可须臾或缺，到恨之入骨，这是一个转变的契机。皇太后好心办了坏事，她的这个决定，严重地扭曲了朱翊钧的心理，一旦张居正死去，他必将进行报复，不择手段地彻底清除笼罩在其头上的光环和自己所受的阴影。

对于张居正而言，既然尊敬的皇太后已经发话，“今后不必再兴此念”，再提“归政乞休”就显得不识时务，除了鞠躬尽瘁，没有别的话好说了。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辉煌的张居正时代悄然落幕。

张居正的去世，使得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失去了有力的盟友，倒台已为期不远。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为皇帝秘密策划了除掉冯保的计划，并且把这一信息传递到宫廷外面，造成舆论。冯保的下场是耐人寻味的。万历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十二条罪状，措辞非常严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狠毒异常，奸贪无比，窃弄威福，包藏祸心，应该和他的亲信张大受、徐爵一并处死。收到这份奏疏，皇帝当天就发出朱批：“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托，效劳日久，姑从宽着降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虽罪恶深重，却并不处死，让他到南京去养老；虽抄没了他的家产，却另外赏赐一千两银子、两箱衣服。皇帝的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不忍心处死这位从小形影不离的“大伴”，另一方面则着意向外界释放一个信息，清算张居正的时机成熟了。

朝廷上下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铁腕人物。主持内阁的张四维、申时行极力想摆脱张、冯二人的政治阴影；长期受到压制的言官如释重负；那些因持不同政见而受到打击的官员，迅速反弹，掀起否定张居正的汹涌浪潮。

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史杨四知弹劾张居正十四条罪状，正中皇帝朱翊钧下怀——已经亲操政柄，如果不把威权震主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威权打掉，何以树立自己的威权！杨四知的奏疏写得空洞无物，却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口实，朱翊钧用朱批的方式发泄郁结心中的怨恨，与先前判若两人。朱批写道：

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

其实，所谓“姑贷不究”云云，不过是官样文章，并非真的“不究”，他在等待弹劾的逐步升级。

既然皇帝已经谴责张居正“怙宠行私”，言官们心领神会。御史孙继先的奏疏不仅批判张居正，而且要求为因反对张居正而遭到惩处的余懋学、傅应祯、王用汲、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人平反昭雪，重新起用。朱翊钧为了把“威权震主”的影响消除干净，接受了这一建议，而且不惜为此检讨以前的错误：“朕一时误听奸恶小人之言，以致降罚失中。”这里所说的“奸恶小人”，当然非张居正莫属了。皇帝的这种政治姿态，刺激了反张浪潮，弹劾奏疏如同雪片般飞向乾清宫。

御史羊可立捕风捉影地揭发张居正霸占辽王财产，把废黜辽王事件与张居正挂钩，指责他是“废辽”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一向伺机翻案的辽王家属以为时机成熟，辽王次妃王氏向皇帝控告张居正，“丛计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特别强调：“金宝万计，悉入居正家。”朱翊钧迅速作出反应，发出一道很长的圣旨。他在圣旨中说：张居正侵盗辽王府金银财宝，其父坟墓建造在辽王陵园内，掘毁他人坟墓，罪孽深重。你们这些地方官为何不加追究？现特派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侍郎丘橓、给事中王相、锦衣卫指挥曹应魁前往荆州，会同湖广巡抚、巡按，对张府财产查抄充公，全部押解朝廷。如果有官员敢于透露消息，容忍隐藏，包庇回护，一概逮捕严惩。

表面看来语气平静，理由充分，目的在于清查张府霸占辽王府财产的情况，其实在平静的表面之下，隐藏了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抄家。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抄家的对象都是犯下严重罪行的官员，例如严嵩、冯保之类。这就意味着，查抄张府是对已经死去的张居正的一种追加处分，是对他的彻底否定，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它标志着张居正从政治巅峰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促使朱翊钧对先前尊重备至的“元辅张先生”翻脸的原因也许很复杂，消除“威权震主”的影响无疑是主要原因。早在一年前，他看了大理寺送来的游七、冯昕的供词后，就下旨剥夺张居正一切政治荣誉——他自己亲手颁给的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等头衔，并且把他的儿子革职为民，统统是为了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措施。

此举引起了朝野上下强烈的震动。一些敢于讲话的官员希望皇帝冷静、宽恕，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锦。他并不是张居正的亲信嫡系，甚至万历初年对于新政有所非议，以为太过操切。张居正授意言官弹劾他“讲学谈禅，妄议朝政”，迫使他辞官而去。如果为了泄私愤，他完全可以落井下石，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出于公心，分析“抄家”的利弊得失。

他以监察机构主官的敏锐洞察力，建议对内阁大臣的抄家应该慎重，嘉靖年间对严嵩的抄家连累江西百姓的教训，值得汲取。当时抄没严府家产，预先估计的数字过于庞大，具体操作时却难以达到这一数字，主持抄家的官员唯恐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只好就地取“财”，把附近百姓的财产拿来充数，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他认为，张府的财产不及冯保的万分之一，言官出于义愤，揭露的事实常常讲过头。万一再重演查抄严府的悲剧，那么对于湖广的流毒将十倍于江西。他提醒道，对张居正惩罚过于严酷，必将使得今后内阁大臣产生恐惧感，无所措手足。剥夺了政治荣誉，子弟也已革职为民，这些惩罚足够显示朝廷的威严了。无论张居正昔日如何擅权，如何操切，毕竟功大于过，断断不至于达到抄家的地步。希望皇上顾全当年辅佐帷幄的情谊，不要做出有损国体的事情来。

朱翊钧根本听不进去。

侍讲官于慎行写信给刑部侍郎丘橓，请他在抄家时手下留情。于慎行也不是张居正的亲信，当年因反对“夺情起复”而遭到张居正的责备，被迫辞职。张居正死后，他被重新起用，不计前嫌，讲了几句公道话，实属难能可贵。

他给丘橓的信洋溢着一派凛然正气：

张居正的始末已经人所共知，耗尽精力智慧，为国勤劳，是一方面；使用权术，结怨于朝廷上下，是另一方面。在他掌权的时候，举国上下争先恐后为他歌功颂德，不敢批评他的过失；而今身败名裂，举国上下又争先恐后声讨他的罪状，不敢肯定他的功绩。这两种态度都不合乎情理事实。

张居正对于纳贿极为谨慎，有深交的亲戚朋友的贿赂可以接受，陌路之人一概拒绝；债帅巨卿的贿赂可以接受，小官一概拒绝；能够进入张府大门的贿赂可以接受，不得其门而入的贿赂一概拒绝。他的受贿收入是有限的。

张居正以盖世之功而自豪，颇为自律，不敢做诬鄙之事，并且期望儿子有传世之业，不使他们交游过滥。他的父亲、兄弟虽凭借权势聚敛了一些钱财，但荆州张府的财产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张居正的母亲年已八十，垂垂老矣，他的几个儿子都是不涉世事的年轻书生，抄家之后，身无分文，必定落魄流离，没有地方栖息。这是路人为之酸楚、士林为之伤心之事。希望抄家以后，允许给他儿子们几间房子，一块立锥之地。

在当时形势下，讲这样的公道话，显然要承担极大的风险。《明史·于慎行传》提及这封信，评论道：“词极恳挚，时论韪之。”肯定他的言辞恳切诚挚，得到舆论的好评。

然而，主持抄家的丘橓对张居正有私人恩怨，乘机报复，不但不手下留情，而且超越抄家的权限，肆意妄为。他还没有赶到荆州，就命令地方官查封张府房门，登录人口，一些躲避在空房的老弱妇孺，来不及退出，被活活饿死的有十几个人。在丘橓主持下的抄家，可谓锱铢必究，巨细无遗。但是抄到的数目与原先估计的数目相去甚远。于是严行拷问，迫使他们交代赃物已经转移、藏匿的数量与去向。

长子张敬修经受不了严刑逼供，上吊自杀，临终前写下一纸绝命书：

忆自四月二十一日闻报，二十二日移居旧宅，男女惊骇之状不忍惨言。至五月初五日，丘侍郎到府。初七日提敬修面审，其当事噂沓之形，与吏卒咆哮之景，皆生平所未经受者，而况体关三木，首戴幪巾乎！

……在敬修固不足惜，独是屈坐先公二百万银数。不知先公自历官以来，清介之声传播海内，不惟变产竭资不能完，即粉身碎骨亦难充者。且又要诬扳曾确庵（省吾）寄银十五万，王少方（篆）寄银十万，傅大川（作舟）寄银五万，云：“从则已，不从则奉天命行事。”恐吓之言，令人落胆……嗟乎，人孰不贪生畏死，而敬修遭时如此，度后日决无生路……不得已而托之片楮，啮指以明剖心。此帖送各位当道一目，勿谓敬修为匹夫小节，而甘为沟渎之行也。

……丘侍郎，任抚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看了这份绝命书，大体可以领略当时抄家的惨状，堂堂一品大员的家眷竟然连一般犯人的待遇都没有，生不如死。张敬修毕竟是凡夫俗子，面临死神时流露出求生的欲望。五月初十写了绝命书，梦中得到吉祥预兆，没有上吊。到了五月十二日，再次会审，以严刑威胁，逼迫承认赃财已经转移隐匿。实在走投无路，才上吊自尽。

前任内阁首辅的长子上吊自尽的消息传到京城，引起强烈的反响。内阁次辅申时行感到震惊，写信给湖广巡抚李岷山，委婉地表达了不满。信的大意是：抄家之事出于皇上圣恩，势不可挡，难以挽回。而我辈奉命行事，要平衡法律与人情，在无可奈何之中，尽量寻求可宽则宽的途径。圣旨没有明文规定的，不必一丝一毫严密搜求；审判之际，只对僮仆使用刑罚就可以了，他的几个儿子都有功名官职，不必对他们继续上镣铐，窘辱备至。这就是张敬修之所以自杀的原因。昨天看到传来的遗书，行路之人都为之悲伤流泪。这件事情，上关系到国体，下关系到人心，绝不可以等闲视之。死者不可复生，而生者尚可以委曲求全，奄奄老母，茕茕孤儿，如果不着意抚恤，再出现重大变故，那么地方长官难辞其咎。

申时行的这一席话，说得合情合理，又不得罪皇帝。但事已至此，他也徒唤奈何，只能希望善后工作做得好一点。

在舆论的压力下，朱翊钧不得不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张居正辜负朕的恩眷，遗祸亲属，其母老迈，流离失所，委实可怜，当地政府拨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以资赡养。但是对于抄没张府财产丝毫不放松，凡是可以移动的抄家物资，立即分路押送北京；房屋、牌坊等不动产，一律折成银两押送北京，全部交由皇宫内库查收。至于都察院议定的张居正的罪状，皇帝很不满意，亲自定下了这样的结论：

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私占废辽地亩，假以丈量遮饰，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斫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

这是对张居正的彻底清算，他担任内阁首辅十年来的政绩，被说成“专权乱政”“谋国不忠”；对他的改革举措——清丈田亩，给予“骚动海内”的负面评价；对他雷厉风行的作风，给予“钳制言官，蔽塞朕聪”的负面评价。这位当初对“元辅张先生”推崇备至的万历皇帝，如今早把那些溢美之词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就是皇帝的专制作风，把臣子视为草芥，可以捧上云霄，也可以打入地狱，愈是功高盖主的大臣愈是如此。

用客观冷静的眼光看来，张居正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他忠心耿耿辅佐皇帝，为革除积弊推行新政而呕心沥血，功绩是难以抹杀的。《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官给他的盖棺论定，还算平直公允，较少意气用事的成分。他们说：张居正“沉深机警，多智数”，受命于“主少国疑”之际，独揽大权，辅政十年，政绩卓著，“海寓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太仆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然后用十八个字来表述万历新政的成就：“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总括成一句话：“洵经济之才也”——实在是经国济世的人才啊！

当然，《明神宗实录》也没有回避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

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末几，而戮辱随之。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张居正悲剧的根源就是八个字——“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悲剧的表现十分独特——“功在社稷，过在身家”。或者就像海瑞所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所谓“过在身家”“拙于谋身”，根源就是“威权震主”。万历时期担任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于慎行对此有入木三分的评论：万历初年，张居正掌权，与冯保互相倚靠，共操大权，对于辅佐皇帝并非没有益处。只是凭借太后支撑，挟持小皇帝，束缚钳制有些过分，使之不得伸缩。皇帝年龄虽小，心中已经默默忌恨。因此祸机一旦触发，就不可挽回。世人只看表象，以为张居正钳制言官、过于操切是导致祸患的原因，以为“夺情起复”以及儿子进士及第是得罪的根本。这些现象当然存在，但不足以导致张居正身败名裂，最根本的原因是“操弄之权，钳制太过”。这八个字是刻画张居正对皇帝的态度，也就是“威权震主”的另一种说法。

无论功勋多么卓著的大臣，绝对不能“僭越”，使皇帝感受到震慑。张居正如此精明强干，居然对这个关键有所疏忽，忘乎所以，难怪海瑞要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了。

【摘自：《大明王朝的权力博弈：樊树志细说明朝人物》 樊树志/著 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