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不知道,忽必烈带着汉人屠杀了蒙古

你可能不知道,忽必烈带着汉人屠杀了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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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陵说: 在我们的印象中,忽必烈是纯正的蒙古皇帝,这么说是没错的,但不全对。忽必烈能做元朝皇帝,是因为得到汉人官僚和世侯的支持,为此不惜屠了蒙古圣地哈拉和林。 而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对当下有深刻的参考价值。 一、 蒙古草原的历史,以成吉思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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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陵说:

在我们的印象中,忽必烈是纯正的蒙古皇帝,这么说是没错的,但不全对。忽必烈能做元朝皇帝,是因为得到汉人官僚和世侯的支持,为此不惜屠了蒙古圣地哈拉和林。

而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对当下有深刻的参考价值。

一、

蒙古草原的历史,以成吉思汗为标志,被划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早年间的草原部族,没有稳定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基本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松散的联盟,奉行强者为尊的丛林法则。

一旦统治家族的实力衰落,或者在战场上战败,麾下的部族便改旗易帜,追随实力强大的胜利者,成为其统治草原的人口红利。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鲜卑衰落了柔然崛起,柔然衰落了突厥称雄,随后契丹和女真相继统治草原。

也正因为草原部族没有向心力,大汉和大唐便可以利用部族之间的矛盾,招募带路党,轻而易举的掀翻匈奴、突厥的统治地位。

但自从成吉思汗开始,草原的生态环境变了。

成吉思汗把以血缘为纽带的部族拆分,然后以人口数量为标准,重新整合成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并任命亲信功臣为军政长官,最后以“千户”为单位,分封黄金家族的诸王。

这种草原生态,类似于中原地区郡县制和分封制的结合体。

成吉思汗的制度改革,给了草原稳定的领导核心,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的武功,给了蒙古强烈的民族记忆,从此以后,草原再也没有改旗易帜的事,从1206年到抗日战争,黄金家族后裔始终是草原的统治者,蒙古始终是草原的共同名号。

所以呢,汉唐那种招募带路党横扫草原的作战模式,便很难实现了。

就像列强可以培养民国军阀做代理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可能有个别人做五十万,但绝不可能出现某个地方的人集体倒戈一样。

蒙古统一之后,很快开始向外扩张。

因为蒙古草原除了青草就是牛羊驼马,以前部族之间互相攻杀的时候,还能不定期的释放经济红利,现在成吉思汗统一了,自然竞争抢夺资源便不可能了。

要增加牧场和牛羊驼马,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向外扩张是必然选择。

于是成吉思汗的骑兵到处攻城略地、摧毁城池:

“1213年冬11月至1214年正月,凡破90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

“汝南既破,下令屠城。”

“进攻绛州,拔其城,屠之。”

“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

类似的记载,在那个时代的史书里比比皆是。说到底,蒙古在中原屠城有三个好处,一是震慑周围的城池,二是抢劫财物,三是化农田为牧场获得长久的经济来源。

也正是因为屠城、抢劫、分封的诱惑,蒙古和金夏的归附军结成利益共同体,打下空前绝后的广袤疆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凶悍的政权。

蒙古骑兵的铁蹄踏破山河,但问题也随即出现,草原本土和新占领区的经济基础完全不一样。

草原是畜牧经济,土地和人口只要封给贵族即可,以后就不用管了,而新占领区是农业经济,需要选拔人才、调整赋税、重建意识形态等等,总而言之,马上打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

经济基础不同,矛盾便产生了。

随着蒙古领土的不断扩张,根据自身利益的不同,蒙古贵族们逐渐产生两种倾向:

一种主张杀掉新占领区的人口,把所有土地都变为牧场,代表人物是成吉思汗留下来的蒙古旧贵族。

另一种主张保留新占领区的人口,让他们种田织布,政府每年收取赋税,代表人物是耶律楚材等汉化归附官僚。

1230年的“农牧之争”,就是蒙古两条路线的初次交锋。

蒙古贵族别迭向窝阔台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立即提出反对意见:“诚均中原地税、商税、盐、酒、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何谓无补哉?”

窝阔台听说有利可图,便让耶律楚材尝试一下。

耶律楚材在燕京设立十路征收课税使,任命陈时可、赵昉等儒生负责具体事务。第二年秋天,窝阔台巡视大同,耶律楚材把十路征收课税使缴纳的财富放到大堂,让窝阔台亲眼看看。

看到这些财物,蒙古旧贵族和汉化归附官僚的争论,才暂时告一段落。

1236年,耶律楚材重新制定赋税标准——

每户出丝一斤,以供国用。五户出丝一斤,赏赐贵戚功臣之家。耕田分为三等,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每亩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等等。

耶律楚材制定的赋税很轻,但从此以后,蒙古有了稳定的农业经济收益。

这也可以看做是汉化归附官僚的初步胜利。

其实从长远来看,蒙古旧贵族的路线,几乎没有可持续性。

因为蒙古能征服的疆土是有边界的,越是离蒙古草原遥远的地方,蒙古的统治力就越虚弱,用开疆拓土来获取经济增长点,初期效果明显,但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那么在已经征服的地方深度经营,恢复存量经济并且做强做大,便是蒙古唯一的出路。

所以蒙古内部虽然存在畜牧和农耕、杀汉和保汉的争论,但随着蒙古在中国的疆土越来越大,农耕经济的比重越来越深,汉化归附官僚也越来越重要。

此外蒙古在中原地区封了真定史氏、东平严氏等大批汉人世侯,这些汉人世侯和蒙古贵族也有权力之争。

例如1246年,那些封地在山东的蒙古贵族们,认为东平严氏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便建议蒙古大汗贵由,撤销东平严氏的职位,把地盘和军队分给蒙古贵族们。

这事虽然没办成,但东平严氏也知道了蒙古贵族们靠不住,肯定希望扶持一个自己人上位,将来代表自己的利益。

因为有相同的文化倾向,这些汉人世侯和汉化归附官僚便结为政治同盟,这意味着蒙古的“汉化”路线有了雄厚的武力保障。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汉化归附官僚和汉人世侯的期待中,蒙古诸王忽必烈缓缓走来,和他们紧握双手,发出同志的问候。

二、

忽必烈、阿里不哥、蒙哥都是拖雷的嫡子,而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幼子,根据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成吉思汗死后,拖雷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大部分遗产,包括60个千户。

伊尔汗国编撰的《史集》都承认:“拖雷拥有许多军队,比其他宗王们更为强大和独立。”

这份雄厚的家产,在拖雷家族崛起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48年,蒙古第三任大汗贵由去世,在钦察汗国首领拔都的支持下,继承拖雷家产的蒙哥,于1251年被忽里勒台大会选举为蒙古大汗,世界历史进入蒙哥时代。

做了大汗,蒙哥必然要提拔自己人。

当选大汗的同年,蒙哥便以“既长且贤”的名义,命弟弟忽必烈在金莲川(元上都、开平府)开府,“凡军民在汉南者皆总之”,辖区差不多是晋、冀、鲁、豫、陕、甘这些地区。

其实在哈拉和林藩邸的时候,忽必烈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对汉文化和汉化归附官僚非常感兴趣。

忽必烈任命赵壁为侍从,每天给他讲解儒学经文,任命董文用做文书,负责一切公文往来事宜。通过董文用的推荐,忽必烈招揽到河北肥乡的窦默,窦默又推荐了辽宁柳城的姚枢,给忽必烈讲解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曹州的王鄂有贤名,忽必烈礼聘到藩邸,给他讲解古今兴亡之道,而王鄂和汉人世侯顺天张氏有极亲密的关系。

佛教禅宗临济宗的海云和尚受忽必烈召唤,准备北上朝觐,路过大同遇到刘秉忠,便带着他一起北上,于是忽必烈得到“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的无双国士刘秉忠。

此外,真定路经历官张德辉很有名,也投奔到忽必烈的藩邸,请求忽必烈做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悦而受之”,看到忽必烈的诚心,张德辉又推荐了元裕、李冶等二十多名汉化官僚。

以上这些人,都成为忽必烈的原始班底、潜邸旧臣。

而主政汉地之后,忽必烈听从姚枢的建议,在汴梁设立经略司,专门负责屯田耕战事务,所谓“敌至则战、退则耕屯”,兼顾了农业经济和征服战争,负责人便是汉化归附官僚赵壁、汉人世侯史天泽。

1253年,蒙哥大封黄金家族的宗王,忽必烈得到关中地区,当时称为“京兆”,于是忽必烈任命姚枢为京兆劝农使,负责劝课农桑,廉希宪为京兆宣抚使,负责民政事务。

至此,忽必烈在汉地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

做这些事,可能是忽必烈仰慕汉文化,也可能是倾向汉化路线,但做为蒙古宗王,更大的可能是——

忽必烈发现汉地做为蒙古的新占领区,有巨大的权力真空,他想团结汉化归附官僚和汉人世侯,填补汉地的权力真空,以此来增加他在蒙古政权中的权重。

不过忽必烈是成功的。

他利用蒙古贵族和汉化归附官僚、汉人世侯的分歧,以及蒙哥给予的机会,顺利成为汉化路线的总代表。

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忽必烈代表了汉地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了汉地的先进文化、代表了汉化归附官僚和汉人世侯的根本利益。

而拖雷嫡子、蒙古诸王的身份,又让忽必烈得到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

所以,未来的蒙古,一定有属于忽必烈的一份。

对于忽必烈的政治倾向,蒙古旧贵族们非常不满意,他们向蒙哥打小报告:“忽必烈得中土心,其心难测。”

所谓得中土心,可以做两种解释,一种是忽必烈得到汉化归附官僚和汉人世侯的支持,形成庞大的军政势力,另一种是忽必烈有割据中国的野心。

不论真相是哪种,蒙哥都必须做出应对。

于是蒙哥在京兆地区设立钩考局,查验京兆地区的赋税、田地、人口数据,并且搜罗地方官员、军队将领、地主豪商的罪名,准备给忽必烈一个教训,让他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此时的忽必烈只是蒙古众多派系的代表之一,在统治欧亚大陆的蒙哥面前,还没有太大的话语权。

面对蒙哥的责难,忽必烈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只能亲自到行宫向蒙哥汇报工作,兄弟两人抱头痛哭。

擦干眼泪之后,蒙哥和忽必烈和解——

撤销搜查忽必烈罪状的钩考局,同时撤销忽必烈在汉地设置的各种机构部门。

这次和解,本质上是蒙哥和忽必烈的兄弟亲情,抵消了蒙古内部的巨大分歧。

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蒙哥的威望极高、忽必烈的羽翼未丰,一旦这个前提条件消失,兄弟亲情在巨大的政治利益面前,又能值几毛钱?

到那个时候,斗争了数十年的两条路线,都将推举自己的代表,迎来最终对决。

而这一天,很快到来了。

三、

1258年2月,蒙哥命幼弟阿里不哥留守蒙古本部,随后兵分三路进攻南宋:

忽必烈和汉人世侯张柔攻鄂州,兀良合台自云南攻广西,蒙哥亲自率4万兵马攻四川,准备三路兵马在鄂州会师,沿长江东进,直攻临安。

从作战计划来看,蒙哥对南宋是志在必得的。

刘秉忠经常追随忽必烈出征,这次出发前,刘秉忠照例劝告忽必烈:“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忽必烈听进去了,作战期间不屠城不抢劫,俘虏的人口也全部释放。

兀良合台的部队从云南出发,一路作战13次,击败宋军40万,到第二年春天便抵达湖南长沙城下。

所以这两路攻宋部队的进展都比较顺利,相较而言,蒙哥部就悲催了。

蒙哥的部队从宁夏六盘山进入陕西汉中,再渡过嘉陵江、剑门关,攻破隆州和雅州,包围合州城。合州守将王坚死战不退,导致蒙哥围城5个月都没攻破合州,最终在1259年7月死在钓鱼山。

后世对蒙哥之死有多种解释,有的说被宋军弓箭射死了,有的说感染瘟疫病死了,金庸说是杨过神功大成,把蒙哥打死了。

不管什么原因吧,总之,蒙哥死了。

既然蒙哥死了,便要选出新大汗,而最有力的竞争者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

根据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阿里不哥继位的合法性更高,而且阿里不哥留守哈拉和林,更容易得到蒙古本部、旧贵族和宗王的支持。

但根据汉地“国赖长君”的传统,拖雷嫡次子忽必烈的合法性更高,忽必烈又长期经营汉地,有汉化归附官僚和汉人世侯的支持,完全有能力争夺汗位。

可以说,蒙哥出征前的部署,在蒙哥死后彻底激化了矛盾,导致蒙古事实上形成两个权力中心,而两个权力中心的背后,是蒙古旧贵族和汉地官僚世侯。

那怎么办呢?

原本忽必烈还在继续向南打,但蒙古本部已经谋划拥立阿里不哥,并且一边征调漠南兵马,给忽必烈釜底抽薪,一边调漠北兵马南下,准备给忽必烈迎头痛击。

忽必烈的王妃发现不对劲,赶紧给前线送信,说赶紧回来吧,再不回来我们母子就没命了。

汉化归附官僚郝经也给忽必烈分析:“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愿大王以社稷为念,与宋议和,直造燕都。”

意思和王妃一样,你忽必烈做为汉地的代表,如果不能登临绝顶执掌乾坤,就要破家灭门死无葬身之地,前线的战事先放一放,回去争汗位吧。

于是忽必烈派赵壁和宋军议和,拔营北归。

1260年4月,在蒙古西部诸王(窝阔台庶长子合丹、察合台孙子阿只吉)、东部诸王(成吉思汗侄孙塔察儿)、汉化归附官僚、汉人世侯的支持下,忽必烈在开平城即皇帝位,建元中统。这些拥立者中,汉地官僚世侯是大多数,蒙古诸王是少数,只有40多人。

随后忽必烈设立中书省处理政务、十路宣抚司治理地方,任用的主政官员大部分是汉化官僚:

例如中书省平章政事是王文统,燕京路宣抚使李德辉、益都济南等路宣抚使宋子贞、河南宣抚使史天泽、平阳太原路宣抚使张德辉、东平路宣抚使姚枢、京兆路宣抚使廉希宪、大名彰德等路宣抚使张文谦等等。

之所以这么做,忽必烈在即位诏书里也说了:“五十年来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

消息传回漠北,做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西部诸王们(窝阔台嫡孙海都、蒙哥之子阿速台和玉龙答失、察合台之孙阿鲁忽、术赤遗孀)拥戴阿里不哥即位,称蒙古大汗。

其实蒙古东部诸王也反对汉化政策,只是东部诸王是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和成吉思汗直系后裔的西部诸王关系较远,而且势力最大的铁木哥斡赤斤曾经想夺取汗位,被贵由处死,两边结下死仇,这才站在忽必烈一边。

可以说,汉化官僚和世侯是忽必烈的基本盘,蒙古将军是中坚力量,蒙古诸王只是锦上添花。

阿里不哥才是正统的蒙古大汗。

换届永远是竞争最激烈的时候,这次也不例外。

因为蒙古诸王和旧贵族要保护既得利益,并在汉地开辟牧场,而新崛起的汉化官僚、汉人世侯、在汉地得到巨大利益的蒙古将军,想让得到的利益合法化,这里面隐藏着巨大的矛盾。

和以往不同的是,蒙古不再是诸王和旧贵族一家独大,汉化官僚和世侯们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已经有了雄厚的力量,可以和蒙古旧贵族们用武器讲道理。

实在讲不通的话,他们也有掀桌子的资本。

四、

正因为双方的实力都很强,做了汉地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忽必烈,便和蒙古旧贵族爆发了三场大战。

当时蒙古西部诸王们、镇守六盘山的浑都海、镇守四川的怯的不花和明里火者,都明确站在阿里不哥一边。

这意味着阿里不哥控制着蒙古本部、新疆、中亚、西亚和四川宁夏的广袤地区。

唯一支持忽必烈的旭烈兀在伊朗地区,这种支持相当于没有,忽必烈的根据地只有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汉地。

所以忽必烈在进攻阿里不哥之前,必须稳固后方阵地,第一场大战便在关陇爆发。

1260年5月,阿里不哥派刘太平、霍鲁怀到京兆地区夺取兵权,汉化官僚廉希宪和汪良臣联手,将两人逮捕下狱,双方随即展开大战。

忽必烈麾下的汪良臣(蒙古汪古部后裔)、合丹、八春三路兵马会师,组成精锐兵团,在甘肃山丹地区,和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浑都海等人正面对决。

刚布阵成功,大风吹来,汪良臣立即命令部队下马步战,精锐的步兵从敌军左边冲入,然后穿透敌阵,从右边突围而出。同时八春部直冲敌军正面,合丹部绕道敌后截断退路,最终“大破敌军、关陇悉平。”

忽必烈的部队赢得干净利落。

第二场大战爆发在哈拉和林。

早在1260年5月,忽必烈便“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6月“命燕京、北京、西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输开平府以备军储”,并命令东平严氏带1.5万兵马赴开平,7月“命燕京、北京、西京、平阳等路宣抚司,造羊裘、皮帽、裤、靴皆以万计输开平。”

可见,忽必烈对大战是有物资准备的。

同年底,忽必烈统帅少量蒙古骑兵、大量汉人世侯亲征阿里不哥,两军在哈拉和林郊外大战一场,忽必烈大胜,阿里不哥离开哈拉和林,逃往叶尼塞河上游地区。

为什么忽必烈的战斗力这么猛呢?

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军事方面的,那些汉人世侯们“甲仗精锐、所向无前”,战斗力非常强悍,尤其是顺天张氏、东平严氏、真定史氏的军队,都是“荏习兵革,骑射突驰,视蒙古、回鹘尤为猛鸷”的强悍部队。

其二是经济方面的,阿里不哥的势力范围都是经济薄弱地区。

数十年前是汉地没有组织起来,才被蒙古骑兵屡次击败,现在忽必烈把汉地势力拧成一股绳,便形成碾压蒙古草原的经济优势。

史书记载:“哈拉和林之食粮饮料,皆自汉地转运而至”,忽必烈掌控了汉地,关闭通往漠北的物流通道,导致漠北“困于饥馑。”

没有物资,军队战斗力又不如汉人世侯,能打赢才见鬼了。

当然,阿里不哥也发现了后勤的问题,于是他凭借蒙古大汗的身份,任命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为察合台汗国之主,希望从新疆获得后勤补给。

结果在忽必烈连战连胜的背景下,阿鲁忽觉得阿里不哥没前途,便杀掉阿里不哥的使者,向忽必烈纳款称臣。

阿里不哥大怒,亲征察合台汗国,并在那里大肆屠杀抢掠。

这种粗暴行为,彻底惹怒蒙古的老革命们,他们认为阿里不哥是蒙古大汗,本应该保护蒙古老革命的利益,怎么能抢劫杀人呢?这特么是反动派啊。

于是这些蒙古老革命们陆续离开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只剩下数千士卒,在饥馑中苟且偷生,于1264年7月投降忽必烈。

至此,忽必烈基本平定蒙古西部诸王。

第三场大战是和蒙古东部诸王展开的。

我们前文说,封地在东北地区的蒙古东部诸王,也不喜欢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只是和西部诸王有仇,才暂时支持忽必烈。

这种联盟是很脆弱的,随着忽必烈的汉化政策逐渐推进,甚至在东北地区设置行中书省,这就侵犯了东部诸王的世袭利益。

于是在1287年4月,以铁木哥斡赤斤之玄孙乃颜为首的东部诸王,带着6万部队,掀起反抗忽必烈的叛乱。

次月,忽必烈从开平府出发,带着博罗欢(蒙古人)的蒙古军和李庭(汉化女真人)的汉军北征平叛。

在这次平叛战争中,忽必烈担心两边的蒙古军有勾结,只敢用李庭的汉军做前锋,并且在夜晚组织敢死队炮轰叛军阵地,才一举平定乃颜叛乱。

叛乱平定以后,忽必烈把乃颜裹在毡子里,在地上摔打数十次,直到摔死为止。

而参与乃颜叛乱的蒙古俘虏、成吉思汗兄弟的后裔王族,都被剥夺家产和封地,迁徙到江南安置起来。

从忽必烈处理乃颜叛乱就能看出来,当年攻入哈拉和林的时候,这座蒙古最神圣的城池,肯定也遭到惨烈的洗劫......

一个蒙古人出身的皇帝,带着汉人军队洗劫了哈拉和林,就像燕王朱棣带着蒙古骑兵洗劫了南京,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不管怎么说吧,经过三场大战,忽必烈的皇位算是彻底坐稳了。

五、

忽必烈的皇位坐稳了,但他建立的元朝却没有彻底稳定。

忽必烈毕竟是蒙古诸王出身,他启用汉化官僚和汉人世侯,只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一旦政治斗争获得胜利,忽必烈终究要兼顾蒙古的利益,遵循成吉思汗的祖宗之法。

他很明确的说过:“岂以我若汉高祖、宋太祖遽陟帝位者乎?”意思是,我不是刘邦、赵匡胤这样的开国皇帝,我的帝位是有传承的。

既然是有传承的,那就要照顾诸王和旧贵族的利益,就像忽必烈说的:“不敢忘烈祖之规。”

在这样的现实要求下,忽必烈逐渐开始新一轮的改革。

1264年,阿里不哥刚投降不久,忽必烈便下令废除汉人世侯的世袭地位,改以迁转法为升官制度。次年春又下令,以蒙古人为各路达鲁花赤、汉人为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

这是降低了汉人的军事地位,提高蒙古人在政权中的分量。

1284年,忽必烈召集有名望的儒生到大都,提供了高规格的饮食和住宿,并且和官员们说要厚待儒生,可他又迟迟不愿意开科取士,不能给汉地儒生稳定的上升通道。

但忽必烈却接受了许衡的建议,选拔15岁以下、10岁以上的优秀蒙古少年,到专门开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毕业后分配到军政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

在人才培养方面,忽必烈也重新蒙古化,辜负了汉地从龙功臣们的期望。

忽必烈的政策倒是对底层人民不错,称得上轻徭薄赋。

1276年,元朝攻灭南宋,忽必烈下令“田租、商税、茶、盐、酒等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百余件,悉除免之”,除了田税和商税等正常赋税以外,南宋的一百多项苛捐杂税,忽必烈都给免除了。

而且田税只有每户两石,商税是三十抽一,理论上来说负担不重。

但问题是,忽必烈不是按照土地数量征收田税,而是按照户口征收,如果每户有两个人,交纳的田税是两石,如果每户有两万人,交纳的田税还是两石。

这种征税方式,必然刺激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底层人民为了免税而给地主豪强做奴仆。

所以忽必烈的轻徭薄赋政策,并没有给底层人民送去福利,反而因为是蒙古皇帝,给他叠加了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的双重buff。

总的来说,忽必烈既不能和北魏孝文帝一样,用消除鲜卑民族属性的方式,换取政权的实质性延续,也不能和成吉思汗一样,不在乎民族属性问题,用暴力的蒙古主义横扫世界。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就像是蒙古主义的修正主义,想打通蒙汉的内在联系,却卡在那道门槛上,再难以向前走一步。

这样的政权,自然很难得到各方势力的认可。

蒙古人觉得,忽必烈背离了成吉思汗的蒙古主义路线。

汉化官僚觉得,忽必烈背弃了创建元朝改革制度的初心。

底层人民觉得,忽必烈是非我族类的鞑子皇帝。

蒙古其他汗国觉得,忽必烈和元朝是大蒙古阵营的叛徒。

忽必烈付出了诸多努力,最终成了个四不像。

这就是忽必烈和元朝的政治光谱,也是对当下有深刻意义的历史教训。

而在元朝灭亡南宋的三年后,南宋越国公张世杰在崖山战败,军士大多溺死在海里,但有个姓陈的军人侥幸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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