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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唐宋两代常常并称，其实两代差别是非常大的。先从经济上来说，两代经济发展的程度差别是很大的，宋代的生产力起码是唐代的十倍以上，货币发行量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唐代铸币的也不少，保持每年铸钱十万贯左右，到了宋朝，每年平均下来都是一百多万贯，铸币多的时候一年可达到五六百万贯。因为中国产银量、产铜量、产金量都非常的少，宋朝大量的铸钱还不够使，就铸铁钱，宋代铁钱非常多。宋代之所以有了“交子”（纸币的雏形）的发明和流行，其原因就在于金属货币不能满足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需求。

两宋朝廷的财政收入也遥遥领先历代各朝，最高时达到14000贯文。这个数字是清代末年有了“洋务”之后才达到的。

宋代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和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一个朝代的兴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取决于农业。历数古来“盛世”都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有关。像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就与农业生产力突破性的进展有密切的关系（如农具改良、代田法实施等，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近千斤），盛唐则与小麦进入国人主食有关（石磨的发明与改进，小麦从“粒食”到“粉食”），两宋则与占城（今越南中部）稻种引进有极大关系。北宋真宗关心粮食生产：

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帝与近臣同观；毕刈，又遣内侍持于朝堂示百官。（《宋史·食货志一》）

宋真宗先在宫苑中试种，认识到占城稻产量优势后，则大力推广（3万斛相当500万斤）。占城稻生长期短（一般水稻的一半），南方可种双季，北方可施行“一稻一麦”；产量高，对土地和水要求相对不高。占城稻的推广和普及使得宋代粮食生产登上古代最高台阶，宋代人口最多时达到1.2亿，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1400斤以上。引进占城稻受惠最多的当属于太湖周围，当时就有了“苏湖熟，天下足”（《四朝闻见录》）的谚语。

宋代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与前代不同，过去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农村，而宋代的发展主要依赖城市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这一点我们从税收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北宋末工商税占到全部税收的70%以上，这些税收主要来之于城市。不仅仅是汴梁、临安这些大城市，也包括诸多的中小城镇。这些城镇许多属于两浙路或江南东路，如江宁、镇江、平江（今苏州）、常州、湖州、明州（今宁波）等地。这些沿运河城镇把“江东”城乡联系起来，构成了后世所谓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其代表就是杭州、苏州，当时民谚中就有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吴郡志》）之说。

关于南宋以临安（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文化、文明的高度发展，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有很细致的描写，他认为这是宋朝进入“近代的标志”。

谢和耐在书中指出，在八世纪，中国的南方，“由于其沉闷并使人丧失活力的气候，只不过是辽阔帝国的一块未开拓的地区罢了。人们的兴趣和感情都另有所系。对于许多人来讲，南方并非祖先的故土，在那里会产生一种流放之感。”可是到了北宋中叶以后：

人们已经不断地感受到了中国南方的日趋增长的重要性。在南方，人口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海上和内河交通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不为中国北方所熟悉的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书香世家，这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它的活力。对于这种深远的、几乎难于觉察到的变化过程，我们最先想到的也是最有可能正确的解释是：正是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的来自中亚和今天蒙古一带的野蛮游牧民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才构成了促进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省份经济普遍成长的主要动因。

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其对于外贸（丝制品和瓷器）的倚重，以及其各地区产品的专门化等等。无所不在的国家掌握了许多商业部类，并通过一种国家专卖权体制和间接税收而获得其主要岁入。在社会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这就是外国一些史学家认为宋朝已经踏入“近代”门槛的理由。此后虽然经历了战争和蒙元铁蹄的蹂躏，但东南一带经济文化的积累已经形成，江南风月虽然也可一度蒙尘，但其一经拂拭，照样光辉依旧。难怪词人“懒去蓬莱三岛，且看江南风月，一住数千年”了。

（本文摘自《写在历史的边上》，王学泰著，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