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历史：北宋的中央集权

1. 北宋的统一

赵匡胤代周称帝以后，原后周昭义节度使（治今山西长治）李筠联合北汉割据泽州（今晋城），淮南节度使（治今杨州）李重进也起兵反对赵匡胤。赵匡胤于建隆元年（960年）六至十一月亲征泽州和扬州，先后灭二李，巩固了他的统治。此后，赵匡胤即着手准备实现国家的统一。其战略方针的主要特点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自乾德元年（963年）至开宝八年（975年），北宋先后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势力。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死，其弟光义（太宗）即位，继续进行统一战争。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王钱俶先后献地投降。北宋基本上统一了南方，转而全力进攻北汉。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北汉主刘继元降，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基本结束。

但是，北宋的统一与汉、唐不能相比，在当时中国境内，除北宋外，还有辽、西夏、吐蕃、大理等几个较强的民族政权与它对峙。

2. 加强中央集权制度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君臣总结唐末五代君弱臣强、政权屡更的教训，认为“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于是，在权、兵、钱、法等几个方面逐步加强中央集权。

政治制度 宋初的中央政权在形式上大致沿袭唐朝制度，但实际上省、台、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除少数部门外，多为闲散机构，有名无实。宰相也不再由三省长官充当，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常称为“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宰执办公地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但宋朝宰相仅负责行政，最高军事首脑则是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亦称“执政”）。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共掌文武大权；另外，又设三司，下辖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最高的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为三司使，亦称“计相”，地位略次于执政。于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分别对皇帝直接负责。这样，原来集政权、财权、军权于一身的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宰执、枢密使、三司使互相牵制，从而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政权的直接控制。

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置谏官。谏官不仅任谏职，而是常常与台官一道，弹劾宰执、大臣，使相权进一步受到牵制。

在地方上，宋初将全国分为十道，太宗时，又改为十五路，以后路的数目还有增加。各路大体有四司：安抚使司，掌一路兵民之事，简称“帅司”；转运使司，掌一路财赋，简称“漕司”；提点刑狱司，掌一路刑狱，简称“宪司”；提举常平司，掌一路常平仓、义仓、赈灾事，简称“仓司”。因其长官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兼有监督地方官吏之责，所以此四司亦合称“监司”，还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地方政府。

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是州、县两级。与州平行的还有府、军、监。府一般设于要地，如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等；军设于军事要冲；监设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地区。州、府、军、监的长官分别称知州、知府、知军、知监。又设立州通判一职，用以监视知州，所发文书要知州与通判同时签署才生效。县的长官称知县或县令，还有管户口钱粮的主簿和管军事、治安的尉。

这样，宋朝中央通过监司控制地方上的行政、军政、财政、司法，督责地方官吏；又通过通判限制、分割知州的权力，从而加强了对地方上的控制。

另外，宋朝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的节度使兼管其他州、军（称为支郡）的作法，一般节度使除管所在的大藩府外，不再兼领支郡。并规定州的长官必须用文臣。这就大大减少了地方武装割据的可能。

宋朝还实行官衔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官吏任用制度，即“官、职、差遣”制度。官即官名，如尚书，侍郎之类，只是一种虚衔，作为叙级、定薪俸之用；职亦称贴职，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荣誉衔，并无实际职掌，如学士、直阁之类；差遣才是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故亦称职事官，枢密使、三司使等，属于此类。一般官员则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冠以“判、知、权、管勾、提举”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提举常平等，以示差遣。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中央集权。

军事制度 靠军队起家的赵匡胤深知军权的重要，因此，他首先解决这一问题。

建隆二年（961年）三月，宋太祖去掉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不久，又在一次酒会上迫使原禁军高级将领交出兵权，并顺势取消了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而总领禁军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

但是，三帅有握兵之重却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专设枢密院，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及其他官员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调兵遣将，却又不能直接统兵。这样，就实现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防止了武官将领权力过大。另外，遇有军事行动，统兵将领大多临时委派，平时军队实行“更戍法”，驻地几年一变，统兵将领也随之更换，“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目的是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形成个人势力，策动兵变。

宋朝还按“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原则部署兵力。宋初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禁军是中央正规军，是北宋军队的主力。厢军是诸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是按户籍抽调的壮丁或招募的地方兵，其任务是在本地防守。蕃兵由边区少数民族组成，驻于边地。禁军选择身强力壮和武艺高强的壮丁担任，较其他军队待遇优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全部二十二万禁军中，一半驻京师，一半分守各地。这样，就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

财政与司法制度 唐末五代时期，财政制度混乱，各地藩镇的财赋收入多自己留充军费，很少上交朝廷。宋太祖有鉴于此，接受了赵普的建议，建立起了由中央控制的财政制度，“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管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其后，又逐步建立健全了转运使、通判、主薄这样一套地方财政管理机制，地方支用“悉出于三司”。这样，“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地方政府的财权大大削弱。

五代时期谈不到有司法制度，藩镇跋扈，任意杀伐滥刑，视人命如草芥，刑部形同虚设。宋朝除在各路由提点刑狱掌司法，严格法制以外，还规定：凡死刑必须申报中央复审核准。司法制度有所恢复，大权基本收归中央。

总之，宋朝初年，通过上述各种措施，达到了“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基本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弊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但从另一方面看，北宋过分集权，也带来了严重的恶果：政权过分集中，使机构重叠，官员冗滥，职责不清，互相掣肘、推诿，唯唯诺诺，无所作为。军权过分集中，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指挥不灵，战斗力下降；地方上武装力量薄弱，不堪一击。

财权过分集中，造成地方上财政拮据，物质基础薄弱。凡此种种，为北宋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