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也就是大明灭亡的那一年,他频繁地召见群臣,甚至有时一日三见,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大臣们能提供好的建议,以改变紧张的局势。 但群臣的反应又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对于南迁一事群臣们的态度。 当时对于崇祯帝来说,南迁是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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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年),也就是大明灭亡的那一年,他频繁地召见群臣,甚至有时一日三见,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大臣们能提供好的建议,以改变紧张的局势。
但群臣的反应又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对于南迁一事群臣们的态度。
当时对于崇祯帝来说,南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可以自保。放弃北京,迁都南京,既可以保住半壁江山,明朝也不会那么快灭亡。
这个建议是由翰林学士李明睿提出的,但是崇祯本人是很矛盾的。如果南迁,弃守北京,在名誉上就会落下一个失国的罪名;但是李自成如火如荼的进攻态势,后金不断地袭扰,内忧外患之下,京城早已沦为危险之地。
迁还是不迁,他想把这个问题抛给群臣,由他们来做个决定。其实崇祯此举也打了自己的小算盘,只要群臣通过,他就顺水推舟地表个态,这样免得担历史责任。
可是,群臣比他狡猾多了。南迁一事在廷上朝议,大臣们的表态很有“用心”。左都御史李邦华认为,皇帝应该固守京师,让太子南下比较好。
崇祯一听,立马大怒,说自己经营天下十几年,都没干成什么事,一个孩子又做得了什么大事呢?
很显然,崇祯这是在狡辩,古代少年天子层出不穷,天子年幼,可以增派援手嘛。
众臣在此事上不表态,装糊涂,其实心里都有盘算。如果皇帝南迁,那么就会有一批大臣要留下辅佐太子,变成替死鬼;而如果京城一旦失守,那些力主随迁的大臣也会因此而受到责罚。
所以,不论赞成还是反对,在崇祯这里,都不会落下好处,那他们为什么要表态呢?
于是,对于南迁一事,群臣又抛回给了崇祯,最后合议的结果,就是请各路大军“入京勤王”。
但是勤王的军队没有等来,急报却先来了。情急之下,崇祯再度召见群臣商讨南迁一事,结果此事悬而未决,保定却失陷了,通道也没了,此事也不用议了。
在南迁提出之前的的撤关一事上,群臣的态度也是这样的。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群臣是为了明哲保身,而崇祯本人又何尝不是太过爱惜知己的声誉呢?
作为一个帝王,事关大明存亡的大事都不敢决断,又何谈“励精图治”呢?有学者认为,崇祯是一个懦弱又生性多疑的人,虽有雄心,但怎奈内力不足,也是一场空谈。
每每召见大臣无所获时,他回宫后便痛哭,并且大骂朝中无人,还在自己的御案上写下过“文武官个个可杀”,实际上,他处理的官员也不少。
据史料统计,崇祯一朝,宰辅大臣像走马似的换个不停,内阁大学士换了50位,兵部尚书换了14位;被杀死或逼得自尽的督师或总督多达11人,巡抚杀了11位,这是直接死在他手上的官员。
而被他抓入监狱间接死亡或判刑的省部一级官员也有几十人。在明朝亡国前三年,也就是1641年,关押在监狱里具有大臣资格的官员也高达145人,而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具备大臣资格官员的十分之一。
这又说明什么呢?说明三个问题:
君臣都有问题,最终导致崇祯的命令也没人执行了,成了一纸空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三桂。
他收到入京勤王的命令,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因为当时的李自成兵力强大。但是作为臣子,他又不能不奉诏,于是就在路上故意磨蹭,一天行军三十里,所以在半路就收到了明亡的消息。
再者,在对待农民军的问题上,是剿灭为主还是安抚为主,一直没有定论,反反复复,李自成几次起死回生。
还有在与大清的激战中,袁崇焕被冤杀后,祖大寿、洪承畴成为抗清标志性的人物,结果他们两人都降清了。
如果说明亡,群臣有责任,那么崇祯帝的责任则更大。内政混乱腐败,实质都是人事,从帝王到臣子都出了问题,怎么会不亡呢?
那么明朝为什么没在朱由校时代崩盘,难道说宦官魏忠贤还有治国的能力吗?当然不是,而且恰恰相反,魏忠贤是明亡的特大罪人。
明朝在明穆宗至明神宗前期,曾出现过回光返照的迹象,隆庆新政、万历中兴,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又与群臣发生“国本之争”,导致28年不上朝,以至于刚刚积累起来的资本,再次被耗空。因此,有学者认为,明实亡始于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明神宗在位长达48年,也是明朝在位最长的帝王。在他死后,明光宗朱常洛只当了28天皇帝就离世了,权力就过渡到了明熹宗朱由校手上。
由于国本之争事件,朱常洛朝不保夕,终日活在恐惧中,对于长子朱由校也没什么教育,朱由校几乎就是在魏忠贤和客氏二人教导下长大的。因此,在朱由校当了皇帝之后,魏忠贤和客氏才有机会上位。
魏忠贤人称九千岁,在他专政期间,形成阉党集团,使得明朝的政治更加黑暗。
朝廷大小事务,基本都要向他请示,只有得到他的认可后才会有下文。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变成朝政之事竟无人向明熹宗请示,举朝上下,只知魏阉,而不知有“皇帝”了。
更为重要的是,阉党利用权力迫害东林党人,其中“乙丑诏狱”、“丙寅诏狱”就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
在“乙丑诏狱”事件中,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酷刑折磨致死;在“丙寅诏狱”中,更有周起元、高攀龙等七人死于酷刑。
在魏忠贤大肆逮捕东林党的同时,各地已是民变四起。明朝内政黑暗,不少正直之士死于魏忠贤的迫害之下,也难怪到了崇祯朝,大臣们话都不敢说了,崇祯自负是一方面,历史的前车之鉴,大臣们也不得不考虑在内。
那么,在天启年间,后金就没动静吗?有,我们看下在入关前,后金都城的变化情况,费阿拉-赫图阿拉-界凡-萨尔浒-辽阳-沈阳,后金都城的变化过程,就是后金不断强大的历史,同时也是明朝不断丢失国土的过程。
天启皇帝在位仅七年,在1620年即位后,努尔哈赤于1621年迁都辽阳。在1622年,努尔哈赤发起了广宁之战,此战之后,明朝丧失了整个辽东。
此后,努尔哈赤与明朝休战四年,直到1626年,努尔哈赤休整之后,再次向明朝发起了进功,不过这次他没有占到便宜,因为他的对手袁崇焕出现了。
所以,从时间线上来看,后金在天启年间大规模用兵两次,大部分时间在休战,之后袁崇焕出现后,延缓了明朝覆亡的脚步。
综上所述,明朝覆亡的主要原因还是内政,而魏忠贤的专政无疑是加剧了内政的混乱。到天启末年,大规模农民起义才爆发。到崇祯即位后,正好农民起义、清军不断进功,内政混乱,都赶上了,所以,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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