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失踪之谜真相大白：归因于明朝士人最后的坚持，散尽千金，于困苦中前行

《吾学编》序：“不肖孤郑履淳泣血稽颡谨识。”

郑履淳，即郑晓之子，明嘉靖四十一年进士，除刑部主事，迁尚宝丞。隆庆三年言事忤旨，受杖系狱，斥为民。神宗立，起光禄少卿。《吾学编》这本书即由郑晓之子在明朝末年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刊印成书的，后来该书在清朝成为禁书。

该书是郑晓一生的心血。

郑晓（1499-1566），浙江海盐人武原镇人，明嘉靖元年（1522）乡试第一。次年举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著《九边图志》，名噪一时。累官兵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刑部尚书。

郑晓精通经学、术数及国家典故，甚孚时望，因受权贵倾轧阻扼，不能施展抱负。后因得罪权臣严嵩，落职还乡，居百可园，园名取意于汪敬民“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穿着布衣，与乡里父老来往交游。著作有《吾学编》、《徵吾录》、《古言》、《今言》、《郑端简公文集》、《郑端简公奏议》、《史论》、《策学》、《禹贡图说》等。卒后葬海盐欤城构塍。隆庆初年，追赠太子少保，谥端简。

《吾学编》是郑晓一生最具价值和权威的史学代表作，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一篇论文考证其成书经过。

熟悉明朝军事的网友应该对王崇古（1515年-1588年）这个人不陌生。

王崇古扫荡倭寇、镇守陕西，力主俺答封贡，在隆庆合议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这位堪比戚继光的一代名将只是进士出身，他又是如何“熟知兵事”的呢？

原来，他跟过两个“老师”，一位是实战派的军事家、武术家俞大猷，一位便是郑晓。

郑晓经科举入仕后，进了兵部职方司。兵部职方司不是肥缺，一不涉及武官的升迁考评，二不涉及武备采买分发，但却负责大明的军事地图维护更新，各兵种的训练章程，还有各军事重地的巡检，所以是一个学习军政的最佳之所。

郑晓积极埋首于职方司的各种军事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很快成为一个对大明军事非常熟悉的文人。因其为人踏实，聪明能干，兵部就把编撰《九边图志》的重任交付于他，于是郑晓得以接触到明朝更多的军事信息。

《九边图志》成书面世后，郑晓声名大噪，但却并未受到嘉奖，反而因得罪权臣严嵩而被遭贬斥。不过，没过多久，郑晓又凭借个人能力总督漕运。彼时，南方倭患成风，郑晓自请练兵筑堡抗倭，结果学以致用，大胜倭寇。在郑晓主持抗倭期间，王崇古便来到了其身边学习。

落职还乡后，年迈的郑晓时日无多，在儿子的请求下，郑晓又将《吾学编》原本烧毁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补辑。

总体而言，这是一本记载明洪武至正德间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该书略仿正史之体，分记、表、述、考，凡十四篇，六十九卷。

1. 《大政记》以岁系月，凡关系大政者各为一记；
2. 《逊国记》搜集遗文，补建文四年（1402）革除残缺事迹；
3. 《同姓诸侯表传》列同姓诸王分封列藩；
4. 《异姓诸侯表传》列开国、靖难、御胡、剿寇、戚畹、佞幸、列爵等；
5. 《直文渊阁诸臣表》表内阁成员；
6. 《两京典铨（尚书）表》表南北两京吏部尚书；
7. 《名臣记》记文武名臣一百九十余人政绩；
8. 《逊国臣记》记逊国诸臣忠义事迹；
9. 《天文述》载灾异；
10. 《地理述》辨疆界；
11. 《三礼述》述祀典；
12. 《百官述（附表）》载诸司职掌；
13. 《四夷考》记明与各国关系；
14. 《北虏考》述明与蒙古关系。

各篇之首皆有小序，今存隆庆元年（1567）初刻本，有工部尚书雷礼序。又有万历间重刻本，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当泰跋。

郑晓治学严谨，编撰此书时，不但极为重视书籍档案等文字材料，而且也非常注重调査访问所得来的见闻材料，即“口传史料”，——其主要包括民间流传的历史传说、诗歌等等。

该书列《建文逊国记》一卷。关于建文朝（1399~1402）史事，附于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大政记》之后，未独立成卷。与其他朝代一样，在这个附录里对建文朝的诸多重要史事已有所涉及。然而，在《大政记》之后，郑晓却又另立一卷，且名为《建文逊国记》，对建文朝有关史事详加论述。

正是通过这样一本书，后世才得以从“逊国记”、“逊国臣记”中窥得建文朝的一些历史，也大体推测得知建文帝的可能去向。

关于建文帝，书中从洪武十一年（1378年）十一月朱允蚊（建文帝讳允炊）出生时便开始记录，详细记载了朱允蚊被立为皇太孙、后即皇帝位的过程，还记述了建文朝的官吏任免情况等。对于燕王朱棣如何篡位、用兵，直到最终建文帝逊国，全程记录并详加论述。

“靖难之役”后，朱棣革除建文年号，企图掩盖建文朝仅有四年的历史，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百姓皆不敢公开谈论有关建文帝史事。

天顺（1457-1464年）初年后，朝廷下旨免去建文“庶人”称号，相关禁令有所松弛，民间便有人开始辑补建文朝那段历史，如郁兖的《革朝遗忠录》等。

而嘉靖（1522-1566）以后，此类书目更多，但均为野稗之史，其史料价值不高。有鉴于此，郑晓则“考之编年，参之野史” ，遂作《逊国记》，第一次正式地以纪传体国史的方式补录了建文朝（1399-1402）一史，弥补了这一缺憾。

《皇明逊国臣记》八卷记载了175位逊国之臣湮没不传的事迹，皆是郑晓竭尽全力收集整理的零碎史料，篇幅不一，大多较为简短，不过，总体而言总算弥补了国史的一大缺失。

书中关于建文帝史事的相关记载：

“诸内臣讳言不如逊位去，须臾宫中火起，传言帝崩。”

“或曰帝发火宫中，即削发为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几入滇南，常往来广西贵州诸寺中。”

“余好问先达建文时事，皆为余言建文君宽仁慈厚……”

“余至建业，闸之江上老人日：成祖乃天授……”

此外，书中还收集存有建文诗三首：

1、建文君金陵诗曰：“是日乘舆看晚晴，葱葱佳气满金陵。礼乐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凰城。”

2、“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3、“阅罢楞严磬懶敲，笑看黄屋寄昙标。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鸟早晚朝。”

其中，第二首、第三首均题于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

而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英宗正统五年（元始1440年），建文帝来到了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

“成祖即皇帝位，革除建文年仍称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或曰，帝发火宫中，即削发为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几入滇南，常往来广西、贵州诸寺中。天顺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跌足坐地，自称朱允炆，曰胡濙名访张儠傝，实为我。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 ”

从上述记载内容，可以看到“天顺中”字样，天顺为中国明朝第六个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经夺门之变后第二次登基后的年号，使用时间为公元1457年-1464年，共使用8年，天顺中，即应为1461年。也就是说，建文帝1461年时出自滇南，仍然健在。

建文帝生于1377年，若按《吾学编》之记，天顺中建文帝已经84岁了。

由此，结合史仲彬的《致身录》（其与程济一起，跟随建文帝逃亡），大体上可以捋出建文帝的踪迹，解决这个六百多年的疑云。

1402年6月，谷王朱穗和曹国公李景隆打开金川门向燕王朱棣投降，南京就此陷落。

此时，宫中突然起火，建文帝从此下落不明，实则削发为僧，逊位而去。

建文帝外出逃亡时，翰林院编修程济、史仲彬二人跟随左右，并记录了建文帝逃亡过程中的一些细节。

根据史仲彬《致身录》记载：

“大内火起，帝从鬼门遁去，徒者二十二人。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跪进曰：‘昔高皇升遐时，有箧遗。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

“奉先帝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升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内。程济碎箧的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

“程济即为上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亦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备牒，在殿凡五十六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

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儿在任，心必挂牵，宜各从便。’

御史曾凤韶曰：‘愿即以死报陛下。’

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若干人，九人从。”

“帝至鬼门，牛景先以铁捧启之，若不用力而即瓦解者，而一舟舣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顿首。”

1407年，胡濙奉成祖命出游，四处寻找建文帝下落。

胡濙是建文朝进士，在兵部充任兵科给事中，朱棣即位后，其升任户部都给事中。此人处事稳重，不喜骑马或乘轿，喜欢步行。

1416年，胡濙在西南地区通过四方打听与探访，终于找到了建文帝，但怎么接下来如何处理，却是左右为难。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胡濙自西南返回京师，亲自向朱棣汇报此事。

朱棣得知消息后，感到颇为棘手。

倘若将建文帝逮捕归案，那么该如何处理呢？

判刑不行，处死也不妥。因为从法理上来说，是朱棣夺了侄子的皇位，不得人心；假如派人刺杀建文帝，一来不得民心，二来建文帝余党还可能闹事。

左右为难之际，据说胡濙向朱棣建议：“只开弓，不放箭。"即“光打雷，不下雨”，表面上继续缉捕建文帝，但是并不付诸实际行动，也不催促地方官府结案。

朱棣当即采纳了胡濙的提议，擢升其为礼部左侍郎，专门负责缉捕建文帝一事。

此后，胡濙则对于各地汇报的建文帝线索，一概批复：“捕风捉影。”

时间一长，此事便不了了之。

正因为如此，建文帝才能云游四方，顺利在云南、湖北、四川、广东、贵州、浙江之间往来，游遍大好河山，在外晃荡了几十年。

据说，建文帝身边有九名旧臣自愿跟随，其中三人保护，六人负责运送衣食。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锦衣美食，没有马匹车轿，更没有妻妾，日子清苦。

根据明代佚名《大逊记》记载，正统五年（1440年），广西思恩知州岑瑛出巡，恰逢一位僧人手持诗稿，挡住去路，自称是建文帝，并言称：“自蜀历滇南，今游方至此。老矣，欲送骸骨归故乡。”

然而，这老僧并非建文帝本人，他只是凑巧与建文帝同住，真名叫杨应祥。

岑瑛不知个中缘由，当时惊骇万分，速速将此事奏报朝廷。

明英宗闻讯，命人将那名老僧以及一同居住的十二人全部锁拿进京，并严加审问。恰巧，建文帝与程济就在这十二人之中。

明英宗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前去验明正身。

建文帝瞥见吴亮前来探监，一眼便认出了他的身份，但吴亮却矢口否认。

建文帝便说，当年用膳时，我曾将一片鹅肉扔在地上，你手执酒壶，像狗一样地把肉叼了起来，有没有这回事？

吴亮听罢，心中不由一震。

随后，他伏在地上，脱掉建文帝的鞋子，发现建文帝的左脚上果然有一颗黑痣。吴亮叩头于地，痛哭不能仰视。后来，这老太监走出监狱，便因心生愧疚上吊自杀了。

据说，建文帝的身份被确认后，明英宗将其接入皇宫大内居住，颐养天年。宫人皆称呼建文帝为老佛。而假冒建文帝的僧人杨应祥则被处死。

1471年，建文帝寿终正寝（据说是无疾而终），享年94岁，葬于西山（即今日颐和园后面的红山）。

《明史》中记载明神宗曾向张居正询问有关建文帝的事情。相传正统年间，于云南邮墙壁上，有僧人题诗：“流落江湖数十秋”。有官员询问那僧人来自何处，其自称建文帝，之后入宫，养入西院。

……

目前，若论明史，一般都会首先想到张廷玉主编的清修《明史》。

这部史书实际上是在万斯同（1638-1702年，字季野，号石园）尚未完成的稿本基础上，由三次充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剽窃得来，再经张廷玉等人大肆篡改而来的。

清修《明史》中虽然保留了许多重要史料，但其缺点也很明显，先天不足、后天畸形。张廷玉迎合满清统治者的需要，对明朝历史进行大肆抹黑、歪曲，甚至捏造。此书完成后，张廷玉立下大功，成为满清276年统治中唯一一位配享太庙的汉人。

倘若只参考《明史》，显然极为不妥，容易被误导，形成对明朝的多种偏见与误解。

还好有《吾学编》等其他史料。

其实，除却郑晓的《吾学编》外，还有许多其他明朝史料也颇为值得参考。

例如，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

查继佐本人参与过南浔庄廷纂修的《明史》。崇祯十六年（1644）起，作明史，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易稿数十次，毕一生之心血成书。

书中有关鲁王府的历史，查继佐是亲身经历的当事人。许多人所作的传书中都有关于查继佐的记载。根据《罪惟录》“自序”，查继佐为了著书，进行了调查访问，“耳采经数千人”。

不过，《罪惟录》书成后并未付诸刊行，而是复壁深藏，秘不示人，原稿则涂抹殆遍，不可卒读，冀以免祸，——此举是为了躲避满清的文字狱迫害。辛亥革命后，始见于世。

注意，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没有被满清篡改过明史著作，其可靠性远远超过张廷玉版本的《明史》。

另外，庄廷鑨（1585-1655年，字子襄）也著有《明史辑略》一书，这本书可以说是以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换来的。

因为这是清朝276年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冤案。

庄廷鑨，浙江乌程南浔（今湖州）人。家饶富，少患疯疾，十五岁为贡生，入国子监，因疾后双目渐至失明。

早年购得天启朝大学士朱国祯所撰《明史》，遂广聘名士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以每千字润笔三十两白银的资费，补写崇祯朝、南明史事，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帝为正朔，用永历等朝年号，斥明将降清为叛逆贰臣，更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

书成不久，顺治十二年（1655年），庄廷鑨病故。

顺治十七年（1660）冬，庄廷鑨的父亲庄允诚将此书刊印，并定名为《明史辑略》，随后年迈的庄允诚去世。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此事为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已去世的庄允诚、庄廷鑨父子被掘墓刨棺，枭首碎骨，尸体被悬吊在杭州城北关城墙上，示众三月，而庄廷鑨的弟弟庄廷钺则被残忍处死。

庄家因此获罪，李令皙及其四子、朱佑明及其五子皆斩杀，凡为此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买书及地方官吏均处死，竟至牵连致死七十余人，重辟70余人，凌迟18人（包括庄廷钺、李令皙、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史称“庄廷鑨明史案”。

民间私修明史，始于福建、广东。

吴朴（约1500-1570年），福建诏安人，著《龙飞纪略》；

陈建（1497-1567年），广东东莞人，著《皇明启运录》、《皇明通纪》。

由此，浙江、南直隶、江西各地，也陆续兴起修史之风。

浙江：

1. 郑晓（1499-1566年），浙江海盐人，著《吾学编》；
2. 童时明（？-1619年），浙江淳安人，著《昭代明良录》；
3. 朱国祯（1558-1632年，字文宇），叶向高去职后曾担任内阁首辅，明乌程南浔人（浙江吴兴人），著《明史概》；
4. 徐昌治，浙江海盐人，著《昭代芳摹》；
5. 谈迁（1594-1657年），著《国榷》；
6. 查继佐（1601-1676年），浙江海宁人，著《罪惟录》；
7. 庄廷鑨（？-1655年），浙江吴兴人，著《明史纪略》；
8. 张岱（1597-1689年），浙江绍兴人，著《石匮书》；
9. 卜大有（1512-？年），著《通纪续纪》；
10. 卜世昌，浙江秀水人，著《通纪述遗》；
11. 沈国元，浙江秀水人，著《皇明从信录》；
12. 高汝栻，浙江仁和人，著《皇明法传录》。

南直隶（江苏）：

1. 薛应旂（1500-约1576年），南直隶常州人，著《宪章录》；
2. 王世贞（1526-1590年），南直隶太仓人，著《弇山堂别集》；
3. 许重熙（约1592-约1661年），南直隶常熟人，著《嘉靖以来注略》、《大臣年表》；
4. 冯复京（1573-1622年），南直隶常熟人，著《明右史略》；
5. 蒋棻（1610-1664年），南直隶常熟人，著《明史纪事》；
6. 吴炎（1623-1663年），南直隶吴江人，著《明史记》；
7. 潘柽章（1626-1663年），南直隶吴江人，著《国史考异》《松陵文献》；
8. 黄金（1447-1512年），南直隶定远人，著《开国功臣录》；
9. 吴士奇（1566-？年），南直隶歙县人，著《皇明副书》；
10. 刘振（？-1648年），南直隶宣城人，著《识大录》；
11. 江旭奇（1564-1633年），南直隶歙县人，著《通纪集要》；
12. 董其昌（1556-1637年），南直隶上海人，著《通纪全书》。

福建：

1. 何乔远（1558-1632年)，福建晋江人，著《名山藏》；
2. 黄光升（1506-1586年），福建晋江人，著《昭代典则》；
3. 陈龙飞（1594-？年），福建晋江人，著《皇明十六朝广汇纪》；
4. 黄景昉（1596-1662年），福建晋江人，著《国史唯疑》。

江西：

1. 雷礼（1505-1581年），江西丰城人，著《皇明大政记》、《国朝列卿纪》；
2. 邓元锡（1529-1593年），江西南城人，著《皇明书》；
3. 夏浚（1497-1562年），江西玉山人，著《皇明大纪》；
4. 涂山，江西南昌人，著《明政统宗》。

广东：

1. 尹守衡（1549-1631年），广东东莞人，著《皇明史窃》；
2. 张萱（1558-1641年），广东博罗人，著《西园闻见录》。

湖广：

1. 谭希思（1542-1610年），湖广茶陵人，著《皇明大政纂要》；
2. 高岱（1508-1564），湖广京山人，著《鸿猷录》。

其他：

1. 范守已（1547-约1613年，字介儒），河南开封府洧川县人，著《肃皇外史》；
2. 张铨（？-1621年，字宇衡），号见平，山西沁水窦庄人，著《国史纪要》；
3. 傅维鳞（1608-1667年），原名维祯，字掌雷，号歉斋，直隶灵寿（今河北省灵寿县）人，著《明书》；
4. 谷应泰（1620-1690年），字赓虞，别号霖苍，直隶丰润（今唐山市丰润区）人，著《明史纪事本末》。

历朝历代，儒家教育皆注重培养士人的天下意识。这些士人虽身处江湖之远，境遇不同，但往往心系国家，以天下为己任。一旦危机来临，部分忧患意识浓厚的士人，便会挺身而出。而另一部分士人哪怕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也会自觉承担起历史的辑补建构任务。

以上述明史著作为例，除却叛降的贰臣“水太凉”外，大部分士人史家都是在颇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明史著述、刊印与传播的。

明朝末年，朱国祯虽位至首辅，但大明江山风雨飘摇，天灾人祸，朝廷税基已崩，其晚年家庭条件并不好，他曾对朋友提及《明史概》刻书一事：

“惟国朝文献，旧稍窥测。今荟萃诸书，删烦补略，勒成一册，可补我朝缺事。工夫约十之二三，计五套五十本之数，明年冬月可成。再明年，付木。刻费与纸料刷印，当用千金。拉舍亲辈作会，可三百金。此外，则乞之相知在仕籍者。”

即《明史概》刊刻资费千金，把亲朋好友都拉上，才凑了三百金，由于这远远不够，又只能向在朝为官的相知朋友乞求捐赠，才勉强得以顺利刊印。

个中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上述砥砺前行的士人，华夏传统社会阶层“士农工商”的士，在满清愚民、防汉的治下，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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