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承运还是营造舆论：宋朝多变的年号有什么内涵？- 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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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号确实在古代政治生活有着重要地位，因此朝廷在拟定年号时往往混杂了各种因素，有时是强调奉天承运，进行舆论营造，有时是在寄托君主的政治理念，反映出政治风向。比如在北宋后期，变法与守旧成为朝廷两党争执的主题。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主政，任用司马光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等高太后一去世，亲政的宋哲宗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改元，新年号为“绍圣”，明确表达出要继承圣人，也就是父亲神宗的政策，继续推行变法，而在他之后继位的宋徽宗最初两个年号也与党争密切相关，先是“建中靖国”，意思建立不偏不倚、平衡新旧两党的中正之道，使得国家安定下来，不过这个年号仅仅用了一年徽宗就下令改元“崇宁”，崇尚变法的熙宁朝，还是要推行新法。

除了这种暗示国家政策的导向之外，年号也能起到营造舆论，安抚人心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社会折腾动荡时期结束后，继位的统治者往往都制定一个宣扬安稳的年号。就像公元1161年，金朝皇帝完颜亮被部下所杀，东京留守完颜雍被拥戴为帝。由于完颜亮在位的时候大肆屠戮臣下，又是迁都又是南征，搞得人心惶惶，完颜雍继位之后便颁年号为“大定”，向所有人宣布自己不折腾的决心，使得朝堂上下迅速恢复秩序。

东晋永和元年（345）颜谦妇墓志

在国家草创时，统治者会特别喜欢强调自己政权乃天所兴赐，势不可挡。这点在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在入主中原定都平城之后，接连使用“天兴”“天赐”作为自己的年号；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后，使用的年号分别就为“神册”“天赞”“天显”；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后，使用最长的年号也是“天辅”；而清朝在关外开国时，努尔哈赤的年号也是“天命”。相比较之下，中原王朝开国的君主对此的看法似乎比较实用主义，不太强调天命，反而更多带有武字。如光武帝的“建武”、蜀汉昭烈帝的“章武”、吴大帝的“黄武”、唐高祖的“武德”、明太祖的“洪武”。或许是因为这些汉人皇帝深谙“入关学”，知道夺取天下之后自会有大儒给自己粉饰天命，而在争夺天下阶段，还是老老实实地强调武力吧！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因而在处于政治动荡时，也会在年号上动心思。季汉偏安西蜀，国力弱小，因此刘禅就改年号为“炎兴”，就是采用五德终始说，象征汉王朝火德不灭。而宋朝在南渡之后第一个年号也是“建炎”，很明显，宋高宗也是采纳了五德终始说，寄希望于天人感应，能让自己在江南延续属于火德的宋王朝。这都还算是正常的，有时候局面糜烂，就连皇帝在年号问题上甚至开始有点神经质。明末朱由检继位时，手下大臣给他拟定了四个备选：“乾圣、兴福、咸嘉、崇贞”（一说为“永昌、绍庆、咸宁、崇贞”），结果朱由检看了之后表示，乾为天，自己不敢当；兴福的兴字也太好了，怕自己是降不住，也不敢当；咸嘉虽然好，但咸字偏旁中有戈字，现在我只想要和平，所以还是用最后一个，把贞改为祯吧。此时，明朝外有满清内有流寇，危机重重，朱由检在选取年号甚至开始拆字法找忌讳，可见他此时内心不安。无独有偶，北宋熙宁末年，宋神宗赵顼打算改元时，大臣给他拟定了“美成”和“丰亨”，赵顼也是指着“美成”说：“羊大带戈，不可用。”又指亨字曰:“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于是确定改元“元丰”。或许，这也反映出当时赵顼烦心西夏和越南的军事压力，让他在确定年号时，无意中透露出了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