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凿成，南北贯通，中华帝国才可能形成紧密的共同体，富庶的南方才能够成为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物资的大后院。位于运河线上的汴梁，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地位便日益重要了。

北宋时期的汴京开封府，漕运网络远比洛阳、长安发达。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与广济河流贯城内，并与城外的河运系统相衔接，合称“漕运四渠”。来自陕西的物资可从黄河——汴河运至汴梁，蔡州的物资直接由惠民河入汴，山东的物资可通过黄河——广济河抵京，东南六路的物资，可以借道大运河北上，转入汴水，运达京师。

其中连接东南六路的汴河——大运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运线，因此，北宋立国未久，便设立了一个叫做“发运司”的机构，来统筹东南六路的物资运输：“所领六路七十六州之广，凡赋敛之多少，山川之远近，舟楫之往来，均节转徙，视江湖数千里之外，如运诸其掌。”

那么每一年从东南六路经大运河运入汴梁的物资有多少呢？据沈括《梦溪笔谈》的记录，“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羡余，岁入六百二十万石。”仅仅官运的漕粮一项，每年就以六百万石为常额，多时竟达八百万石。如果作为口粮，可供六七十万人一年之需。

除了漕粮，汴河——大运河运输线每一年还从南方运入大量的其他物资，用于政府消费。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知制诰富弼在一份报告上说：“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此九道（指东南六路加上福建、广南东、广南西）。朝廷所以能安然理天下而不匮者，得此九道供亿使之然尔。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给也。”

因此，我们说汴河——大运河是北宋立国的生命线，并无半点夸张。实际上宋人也是这么认为的——熙宁五年（1072年），北宋著名的经济学家张方平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商业繁华的动力源

对宋王朝来说，大运河不仅仅是一条维系帝国政治安全的补给线。运河的功能被完全调动起来之后，便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深刻塑造了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

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提出，中国的古代至中世，是“内陆中心”的时代，从宋代开始，变为“运河中心”的时代，“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事实上由中世进入近世后，中国的商业发展得面目一新。”宋代的立国者迁就于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现实，不得不定都于运河线上的汴梁，却也在无意中顺应了“运河中心”时代来临的历史大势。

运河的运输功能并不是由国家独享，它是一个开放、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在运河中往来的不仅有漕运官船，无数民间的商船、货船、客船也日夜穿梭于运河线。货物的流通、客商的往返、人烟的汇聚，自然而然产生了庞大的餐饮、住宿、仓储、搬运、商品交易、娱乐、脚力服务诸方面的市场需求，于是在运河沿线，无数市镇应运而生。

宋神宗五年（1072年），访问宋朝的日本僧人成寻，沿着运河从泗州乘船前往汴梁，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沿河见到的繁华市镇，如船至宋州，在大桥下停宿，成寻看到“大桥上并店家灯炉火千万也，伎乐之声遥闻之”；“辰时拽船从桥下过店家，买卖不可记尽”。宋代这些商业性市镇的格局，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性城市，行政性城市是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中心，市镇则是民间自发生成的工商业中心、制造业中心、运输中心。

运河两岸的城市，如亳州、宋州、郑州、青州、宿州、徐州、泗州、扬州、真州、常州、苏州、秀州、越州、明州、杭州，也因运河经济的辐射力而形成繁盛的区域市场，八方辐辏，商旅云集，人烟稠密。《宋史》地理志收录有近50个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其中位于运河沿线的有15个，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处于运河网络中心的汴京，人口更达百万之巨，“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汴京的商业布局，也因为运河表现出全新的面貌。看过《清明上河图》长卷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宋人喜欢临河开店，沿着河岸，商铺、酒楼、茶坊、邸店、瓦舍勾栏栉比鳞次，连桥道两边也摆满小摊，形成繁荣的街市，行人、商客、小贩、脚夫、马车拥挤于街道，入夜之后，市井间热闹仍不减白昼。

《东京梦华录》这么介绍汴梁的夜市：“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角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州桥夜市之所以这么喧闹，是因为仓场建于这一带，汴河上的货船驶至州桥码头后，需要靠岸卸货、仓储，物资在这里集散，人流也在这里汇合。

商业性市镇、热闹夜市、临街开设的商铺，在“唐宋大变革”发生之前，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在所谓的盛唐，县以下不设市；城市实行坊市制，即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严格隔开，商贾只能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做生意；入夜则实施宵禁。这些带有明显中世色彩的商业限制，到了“运河中心”时代，都瓦解了。因此，海外一部分汉学家相信，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我们也不妨说，此一“城市革命”，乃是运河经济的辐射力所促成。

运河代表的水运网络的开发，也使得大宗的长途贸易成为可能。宋朝之前的商人，还秉承着“千里不贩籴”的古老习惯，因为将粮米运至千里外销售，成本太高了。但在宋代，发达的水运网络将“千里贩籴”的成本大幅降了下来，于是“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两浙路的太湖流域，“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这些“舟车”，都是收购商品粮的商队。

运河经济触发的连锁反应

大宗交易、长途贸易的出现，又不能不催生出发达的商业信用。宋朝以铜钱为主要货币，但铜钱笨重，不方便携带——你总不能从京师运着一船铜钱到江南进货吧？因此，宋人发展出一套商业信用，包括便钱、交引等，用以支持长途交易。

便钱是京师便钱务出具的汇票，商人只要在便钱务存入现钱，即可获得一张汇票，凭票可到各州政府开设的汇兑机构兑换成现钱。这样，假设京师的商人要到江淮收购商品粮，他大可不必押运一船沉重的铜钱前往，只是需要身上带着一纸便钱就行了。

交引是政府支付的有价证券。商人到边郡入纳粮草等，政府估价后，即以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发给交引，商人凭交引可赴京城或产地领取钱或者茶、盐、矾、香药等货品。京师的折中仓也接受商人输粟，然后优价给予交引，凭引可至江淮领取茶、盐。交引有面额，人们往往不用交引提货，而是当成货币用于交易支付。又由于交引面额蕴藏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交引本身也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有价证券）被买入卖出，京师与“冲要州府”都出现了交易交引的交引铺，类似今天的证券交易所。

水运网络——长途贸易——商业信用，这是运河经济触发的连锁反应。运河还有另一项功能，也被宋朝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沿漕运线建设大型磨坊，用来加工粮食与茶叶（宋人饮茶，并非用茶叶浸泡，而是将茶叶研成茶末，冲泡而饮。此法后传入日本，是为末茶）。漕河便于磨坊原料与产品的运输，而且水流可以驱动水磨，达成自动化生产。《闸口盘车图》描绘的便是一个大型的官营磨面作坊，四五十个磨坊工人正在从事磨面、筛面、扛粮、扬簸、净淘、挑水、引渡、赶车等工序，而作坊的核心部件——磨面的机械即由水力带动。

宋政府对水力磨坊抱有强烈的兴趣，在京师与一部分州设立了“水磨务”，管理水磨加工业。汴河之上，更是遍置官营水磨。水磨之多，甚至影响了汴河的航运与沿岸的农业灌溉，导致各方展开了对水资源的争夺。放在大历史中，这样的冲突显得意味深长，让人忍不住联想到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羊吃人”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可以说就是水运推动出来的。中国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认为，英国的煤矿之所以能够大规模生产，以满足工业化的需要，是因为这些煤矿都位于海岸线或河流附近，因此，在铁路网建设成功之前，可以利用便宜的水运将煤大量运输至各地市场出售。“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假如没有便宜而有效的水运，而只是用落后的交通工具来在陆上运输，那么，煤矿开采出来的煤只能在附近十至十五英里的地方出售，如再运远一点，就要因为运费负担高昂而卖价太高，从而卖不出去了。”如果这样，工业革命便会失去了产生的动力。

有时候，历史性的巨变就蕴藏在毫不起眼的细节当中，就如绚烂的烟花在爆发之前，不过是一枚小小的炮筒。我们的遗憾是，宋朝的烟花绽放了，却又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