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水川之战：北宋与西夏军队的机动能力差距

公元1041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尽管有三川口之战的惨痛经历，远在汴梁的北宋君臣却依旧无法摆脱思维定势，自觉只是在攻略某支侥幸走运的孱弱蛮族攻。因而丝毫不顾及敌我双方的强弱之势逆转，继续对督军前线的官员们下死命令，要他们务必以最短时间完结战斗。

结果，这种自带麻痹效果的莽撞心理，让宋人在好水川遭遇自开战以来的最大失利。两军之间的机动能力差距，更是在细节处暴露无遗。

此消彼长的军事力量

西夏王国的对外扩张历程

事实上，早在李元昊公开称帝之前，西夏军队就已逐步脱离原本的党项部族武装。不仅有类似禁军的宫廷卫队，还集中力量编练出总数只有3000人的铁鹞子重甲骑兵分队。所以能在狭路相逢的山间疯狂突击，甚至从正面攻破善于布阵的北宋步兵主力。

哪怕是地位略低的贵族私兵，也在多次扩张胜利后得到显著加强。核心成员纷纷配备类似宋军精锐的全套扎甲，又或是通过西域获得更加轻便的优质锁子甲。另有不少出没于边境两侧的外围部落，也能为新君提供相当出色的山地轻步兵，非常适合与骑兵在复杂地形上进行协同作战。

西夏军队常用的重型扎甲与轻便锁子甲

北宋方面则因制度性傲慢而没有丝毫精进。除很少用于远征的孱弱厢军外，就连专职机动部署的禁军都鲜有变化，坚持以呆板的步兵预设阵地充当决战核心。当然，源自晚唐五代时期的骑兵传统，在该阶段依然有很大影响残余。某些时候，还可以通过招募边区的党项、吐蕃等部落民实现临时强化。但终究只是庞大队伍中的少数派，轻易不能为局势变化而独自行动。彼此间的联动缺乏正向价值，乃至屡屡在关键时刻演变为相互拖累。

更要命的是，北宋的军政系统过于复杂，有着无人敢打破的三级结构。例如稳坐汴梁的仁宗皇帝，经常在无法充掌握解实情的背景下，被高呼政治正确口号的大臣所怂恿。然后将廷议精神转抄地方，让那些坐镇西北的士大夫文官去用心领会。

由于制度性限制 宋朝的大部分军事活动都由文官一手掌控

但最终的落实消化，势必仰仗于真正负责带兵打仗的前线将领。他们不但没有对整体策略的发言权，还必须为彰显忠贞可靠而埋头苦干。于是在一级催一级的恶劣态势下，做些基于本能最坏选择。大不了在溃败中以死谢罪，免得被监察官判定为造成失败的罪魁祸首。

相比之下，尚处开国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无此隐忧。李元昊本人就经常亲临一线，对事态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能力。若是需要分队机动，通常会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领代劳，根本不存在将不识兵窘境。加之战场毗邻本方的日常生活区域，自然对地形等环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因而能长期保持进攻态势，并在指挥协调层面具有较多灵活性。

西夏文物上的党项人祈祷画面

步步为营的伏击策略

西北地区的恶劣环境 让西夏和北宋的进军路线都有迹可循

由于当时的气候尚未转暖，又已超越常规的冬季南下节奏，所以对循规蹈矩的宋军来说无疑是种心理考验。后者正处于本年度战争策略的制定过程中，也就不可能提前将更多援兵派往前沿位置。 几座重要城镇都紧挨着六盘山建造，以期最大程度的回避骑兵弱项。

位于河套西南部的六盘山 宋军抵挡西夏扩张的重要屏障

与此同时，西夏主力已顺利沿着葫芦河南下，并扎营在与之呈直角的好水川入口处。这样做的好处既有缓解后勤压力考量，也是为了能避开东面几座山地城寨的宋军耳目。李元昊便决定在脚下的这片河畔山谷设伏，想办法将宋军的有生力量吸引来消灭。为此，他还不惜派数千轻装部队提前分离，佯攻六盘山脚下的怀远城。倘若有敌方的机动力量赶来解围，就能引诱他们沿好水川向西深入埋伏圈。

当年2月13日，18000名北宋援军就从固原赶来，跨过六盘山向突然告急的怀远城挺进。由于是为应付灵活机动的党项部族准备，所以有数千规模的轻重骑兵力量，比例远超当时的许多内地同僚。但指挥官任福却仅有前线执行权，必须受进士出生的大臣韩琦遥控。后者虽从未亲自前往视察，却早已在部队开拔前就面授机宜，指点属下如何绕到北面去抄西夏人后路。但阵中的大量步兵拖慢了全军步伐，根本就来不及抓住对手，更没可能在适宜地形上从容列队。只是因为有新的敌情从南张义堡传来，才匆匆调头沿山麓向南侧继续追赶。

由于骑兵居多 西夏军队的战术机动能力往往在宋人之上

于是，任福又急忙率部追赶，力争在友军打跑西夏人之前加入战斗。奈何苦苦奔走一整日，才抵达张义堡就获悉自己还是来晚一步。加上不可靠的捷报谎称对手已有数千人毙命，心态上难免出现变化，便顺着敌军轨迹沿河流向西疯狂突进。其中，速度较快的骑兵随自己冲锋在前，在黄昏时分已抵达好水川流域。余下的步兵、辎重单位则全权交由部将朱观和武英协同跟进，预备隔天到泉口处与他们一同夹击。

至此，整支宋军都已落入李元昊布下的天罗地网。不仅在长距离行进中出现步骑兵脱节现象，还依然对即将面临的厄运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好水川之战的两军机动路线图

毫无意外的全军覆没

北宋与西夏的结构性差异 经常能在军队的布阵中暴露出来

公元1041年2月14日上午，任福的先遣队再度启程追击，却很快在山谷地形内发现好几个银盒。出于好奇打开后，发现竟有不少鸽子从中飞出，成为通知对方伏兵的行动信号。随后，大量西夏重装部队从山谷的另一侧鱼贯而出，开始对立足威武的宋军骑兵实施冲锋。双方立即在狭窄的谷地内展开对攻，一度因实力相差不大而呈现出拉锯之势。

这主要是因为北宋军中残留的五代传统，让他们对精锐骑兵相当重视，不至于在短时间内丢掉阵地。同时，党项人却受限于国力不强、人口较少等问题，非常关注骑手的损耗问题。所以往往不乐于做过多激烈纠缠，时常需要稍稍后撤并进行休整重组。甚至不惜暂退出河谷紧要位置，给惊慌失措的宋军以喘息之机。

在北宋中前期 少量精锐骑兵的实力依旧相当可观

然而，作为铁杆主力的宋军步兵却根本来不及抵达战场，只得任由己方骑兵在险境中自求多福。于是，大量原本只是在外围担负侦查、警戒任务的西夏轻装部队，开始集中到两侧展开共同夹击。他们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射出遮天蔽日的落顶箭矢，大量杀伤无马甲保护的宋军坐骑。等到猎物在包围圈中的体能告罄，才纷纷从山头俯冲而下，将只有千人的骑兵全部斩杀。

另一方面，由朱观和武英率领的宋朝步兵辎重队伍，也在北侧的笼洛川遭遇阻击。在没有己方骑手增援的情况下，被迫呆在原地承受大量轻骑兵袭扰。即便眼前的西夏人数量不多，也不敢轻易尝试战场机动。直至南侧的任福分队全军覆没，才终于迎来更多追兵的群起攻之，并且因箭矢消耗完毕与体能不支而选择撤退。期间，原本驻扎在西侧羊牧隆城的宋军亦有尝试赶来解围，却同样因机动能力太差而不得要领。只能退回原地驻守，坐看主力被西夏人疯狂屠戮。但他们的突然搅局，还是帮朱观等千余名溃兵逃脱，从而避免了全军尽墨厄运。

表面上宋军的损失并不十分严重

实则对层层布防的结构有很大削弱作用

由于这场好水川之战的惨败，宋朝的西北局势变得愈发恶劣。尽管还能靠大量援军暂时逼李元昊班师回朝，却已无力对敌方腹地展开任何大规模攻势。相反，1万多人的损耗虽看似并不致命，实则对依赖城寨群进行层层布防的宋军有很大影响。

正因如此，本在朝中缺乏支持的主和派声音逐渐增大，为后来的庆历和议做好了舆论和心理准备。但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性差异造成两军前线部队的机动能力差距。当朝宰相吕夷简的 “一战不及一战”惊呼，也不过是文人跨界指导军官决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