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通海”大案，引出明朝版“权力的游戏”

“海禁”政策始自明朝，发展到清朝为闭关锁国政策，并一直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海禁”政策的推行，使中国处于极端保守封闭的状态下，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延缓了中国的发展步伐。浙江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雾与石》就讲述了浙东海寇猖獗，各方势力围绕是否“禁海”展开角逐，并探讨了封建晚期的中国何以在惨烈的内耗及守旧思想的钳制下，错失融入世界大势的机遇。

“惊蛰第一声雷响过，伍太公就说，日子要长毛了。此后将近一个月，石街裹在茸毛似的细雾里，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竹芽露个尖儿，犹犹豫豫地张望。青蛙从泥土里钻出来，咕噜几声后，重又回去睡觉。倒是苔藓地衣，肆无忌惮地生长，漫过街道，爬上墙头，把数百年纷至沓来的人事，层层堆叠，层层包裹。整个镇子古朴苍老，浑然天成。大雾弥漫，黏滞了声音，还有声音里面的喜怒哀乐；模糊了光影，还有光影背后的穷通显厄。石街就像洞悉人事又老于世故的老人，收敛起明晃晃的心智，和光同尘，浑浑噩噩。这倒合了伍太公的意，垂垂老矣，生命的节律业已松弛，他就固执地想让世界也慢下脚步。大河蜿蜒西来，到了石街，突然转了个小弯，水流湍急起来，一道堰坝如同横江铁锁，扼住它的咽喉，大河失去奔腾泛滥的血性和脾气，蜷伏在绵柔无骨的雾里，就像一头温顺的野兽。堰坝足有十来丈长，最南边是窄窄的拔坝，中间一座九柱廊桥，桥下的节水坝挂着一道水帘，常年哗哗作响。北边是个船闸，黑魆魆的金刚墙穿云破雾，巨大的绞盘就像妄图击碎迷雾的拳头，陡门闸板被水流和岁月浸出了铁的质地和颜色，手臂粗的铰链紧绷着，纹丝不动，偶尔发出紧张的喀喇声，渗进湿漉漉软绵绵的雾气，就像一锅米汤里掺进了一粒硌牙的石头。”公元1500年，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地理大发现，西欧的文化、商业革命，以及随后的殖民扩张，使得全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方的中国，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尽管它几乎无知无觉。长篇小说《雾与石》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大势下展开。在小说的开篇，作者借用伍太公“固执地想让世界也慢下脚步”奠定了整个故事的总体基调。

小说《雾与石》出自浙江慈溪的作家王立云之手，他在细致考察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将故事置于东南沿海的宁绍、杭州一带一处名叫石街的地方。这里最早接收到世界变局的风声，人文鼎盛，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小说男主人公伍存养，是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农家子弟，青涩的他，身体内鼓动着无处安置的荷尔蒙，敏感地察觉到圣贤的教导与世事的运行、人性的需求常相违背。他意外地踏足官场，又鬼使神差地破获一桩“通海”大案，搅动起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禁海”乃是当朝圣训，本意是防范海寇侵扰，勾结地方不法之徒；但“通海”之利亦为朝廷所重，因此，“禁海令”时紧时松。浙东海寇猖獗，围绕是否“禁海”，各方势力展开角逐。地方通海的富商人心惶惶，寻求皇权庇护；朝中“清流”要求厉行祖宗家法，禁海肃贪，打击坐大的豪强；地方开明官员认为弛禁通海乃是解决海患的根本之道，通海之利亦可助力朝廷纾困，寻求与意图归顺的海上流寇合作；海寇内部对合作亦有分歧；把持朝政的宦官势力对地方通海暴利别有所图；怀揣新知远道而来的外国先生，希望将在他乡施展故国不能实现的抱负；隐藏在一切背后的皇帝，则大搞平衡之术……最终，多股势力及其代言人会聚东南一个叫石街的地方。在其周围，有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摇摆的儒者，不修边幅、满嘴离经叛道的狂生，深耕官场多年却升迁无望的基层小官，以及他们手下各怀心思的爪牙，还有来自欧洲、精通新知的外国先生，渴望回归故土的海盗首领，来去无踪、如同宇宙精灵的野孩子，以及不必细数的大师、道长、石匠、农夫和茶馆里飞短流长的升斗小民。这是一幅中国封建晚期多元杂处而相竞争的社会图景。尤为瞩目的是，作者细致剖析了封建社会权力的运行法则及其惨烈内耗，如何使得开明势力促成中国拥抱海洋、拥抱世界的事业功亏一篑；而执着祖宗家法、抱残守缺的古旧思想，又如何以“动摇国本”为由驱逐能使天地为之一变的新知。可谓是一桩“通海”大案，引出明朝版“权力的游戏”。

谈起创作初衷，王立云表示：“很早以前，我就构思过一个关于大海的故事，而且也尝试着写过几段，也就是这些零零落落的文字，成了现在小说《雾与石》故事的基础。相比于展示那段‘海禁’的历史，或者表达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更吸引我的，可能还是那个时代本身所具有的张力——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文明之间的碰撞、融合、拒斥，契合我想要表达的荒诞的主题。酝酿的时候，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两条线索基本是平衡的，而也许因为故事相对成熟，等到动笔的时候，就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到了人物心理的揣摩、描绘上。”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海禁”这种政策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以明清两代为甚。中国海外贸易，历史悠久。明代初期，政府仍欢迎海外各国来华进行官方贸易。后来，明太祖担心流亡海上的敌对势力勾结倭寇，危及明朝的统治，下令实行海禁，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对外贸易只能在官方的主持下进行。倭寇之患消除以后，明政府开放海禁，允许民间与各国进行贸易，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又蓬勃发展起来。清代初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厉行禁海、迁界，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无许片帆入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正常的海外贸易，陷于停顿。小说《雾与石》以历史为经，众生为纬，探寻世界史视野下的中国命运。王立云设定的结构也很简单，分为上下两部——《石非石》和《雾非雾》，一部分是来自土地百姓和老街生态的争论，关于最纯粹的吃饭问题，另一部分来自雾里各方利益交织着的博弈，或可称发展问题。到底是闭关锁国还是面向海洋，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今看来已是多余，但当年作决定的过程依然值得深思，就像《权力的游戏》所构筑的复杂现实，把所有的角色，所有的思考，所有的行为，展现给读者们。

在“海禁”政策之下，当时的清朝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小说巧妙地以一种以点带面的形式把这种思考用故事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也就有了石街，有了石街的形形色色人物。“雾水还是那么厚，焦虑在里面滋长，耳朵里嘭地撞进一声闷响，又把这焦虑拓进了心里。林皋眉头一挑，转身寻找声音的来处，却是一只乌篷船从雾里钻出来，撞上了照壁下大埠头的石阶。管家蒙贵从船舱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矮胖，一个高大。林皋看不出那是盐号的伙计，还是盐场的廒商，只啐了一口，转头又去寻那阳石。他牢牢盯着阳石的方向看，浓雾似乎真被他盯破一个洞，地根一样的石柱，绽着青筋铁骨，嵯峨而立，然而眨个眼的工夫，又有流云飘过来，补上了漏洞。船闸西边的酒馆里，不时飘出躁动的情绪，就像闷热夏夜里的飞蛾，扑棱的翅膀搅起几缕新鲜的空气，嗡嗡的声音又平添了几分烦躁。只要候闸的时间足够长，船老大就会上岸来，摸进酒馆，剥着兰花豆，呷着热老酒，神聊海吹，给石街带来许多新鲜事体：哪个地方一个举人老爷的女儿，还没结婚呢，肚子就大了，叫来稳婆接生，居然生出一条蛇来；哪个地方的一个什么官，放着官轿不坐，非得微服私访，遭遇一伙强人，吃了拳脚棍棒不说，还被剥光了，绑在树上……船老大神采飞扬，口沫横飞，闲人们帮腔凑趣，调笑打闹，酒馆于是比杨老先儿的书场还要热闹。”

解读一段“失败的”历史，并不是作者的唯一意图。小说结尾处，石街在毁灭后又重生，正应了天行有常，时势的剧烈变幻终究是过眼云烟。作者真正在意的是高于物质历史的精神性事务，他突入人物的脑海，写出抗争者们所经历的颅内风暴，他们毅然承受命运的重压，或纵身殉道，或在孤独中继续上下求索，进行着徒劳却不能说一无所成的努力。由此，小说摆脱了具体历史时空的限制，进入了形而上的层次。作者将精神的抗争与突进，看得比结果更加重要，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永远无法完成将石头推上山顶的任务，但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他终究是幸福的。

这部权谋铁血交织的传奇，纳海洋及宇宙于胸怀，追寻逝去的历史，却锻造出一种崭新的精神，可谓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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