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平：魏了翁及南宋士大夫的政治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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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30 15:07汇集巴蜀文献，交流学术信息，研究巴蜀文化，服务《巴蜀全书》 来自安徽省

南宋中后期的文学史描述历程中往往都忽略了当时存在的士大夫文学，这些士大夫深受理学思想影响，其诗歌创作与江湖派有极大的不同，如果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文学史的叙述就是不完整的。这些士大夫如楼钥、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吴澄等，都有大量的诗歌作品传世，尤其是魏了翁，其诗歌创作数量在理学家中仅次于朱熹和邵雍，具有鲜明的创作特点。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魏了翁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与权相的斗争，独特的时代背景影响使魏了翁的诗歌带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底蕴。

一、第一次政争：与韩侂胄的斗争

在南宋庆元年间，韩侂胄专权，禁锢道学，史称“庆元党禁”，这是道学派和官僚集团之间斗争达到顶峰的标志。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政争成为党禁的直接原因，韩侂胄出于独揽大权的目的打击与赵汝愚联系紧密的道学派。对于韩侂胄的专权跋扈，任逢直言进谏，终至被贬，魏了翁有《歌诗三十五韵送前知隆庆任侯逢赴召九月》：

向来虎豹蹲天关，啄噉人命无敢干。任侯于时外小官，有笔如刀剚权奸。权奸未夷骨先寒，有开天诛乱旋刊。置我宗社于山安，忽焉倚伏不可抟。天心克复理好还，是时增秩纶言攽。扶耸义烈增壮颜，迩来十载国步艰。思以吉士仪清班，侯今以选赐之环。进退语黙人所，侯以时考以事观。庆元视今奚易难，浮骖妄辙纷多端。大车槛槛长自闲，中原胡尘暗河山。行人载书墨未干，深仁大信而敢奸。彼民玄黄走壶箪，我复翦刈如草菅。惟皇上帝悯人寰，呜呼言之鼻辛酸。侯兮去去心体胖，允矣直道非俗观。士所欠者非朝冠，要令反复耐久看。前陈亟与摅肺肝，且使期志士兴长叹。欢言此士尝讥韩，始终激烈心如丹，寘名大小任公间。

任逢，字千载，眉州青神（今四川省青神县）人。南宋淳熙七年（1180）进士，因正直敢言见称于后世。《鹤山集》卷十七《史夫人墓铭》是魏了翁为任逢母史夫人所作，文中称曰：“庆元初韩侂胄擅朝，权焰熏灼，道路以目。前隆庆守任侯逢以西充丞，较士于泸，发策援汉王凤事，语涉讥刺，言路欲抨击之。”《鹤山集》卷五十九《跋黄尚书与任千载书后》也记载此事：“今嘉定通守任君当孽韩用事，时由西充丞考泸川贡士，发策援汉王凤事，颇切时政。任君疏远小吏，何预朝廷末议，亦非有卖直要誉，特发于中心之不能已者，而鹰犬于韩者遂欲摘此以为奇货，几为所抨击。”赞扬了任逢的忠正刚勇。在这首诗中魏了翁把权相韩侂胄比作“虎豹”，把持大权排斥异己。

嘉泰四年（1204），韩侂胄独揽大权后，为巩固权位，决定伐金。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请下伐金诏，这次冒然进行的对金的军事斗争史称“开禧北伐”，最终以失败告终。魏了翁开禧元年时召试学士院，因谏开边事忤韩侂胄。《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一九《被诏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劄》中称：“臣昔事先帝，正韩侂胄谋动干戈以固权位之时，臣以博士召对玉堂，尝言：‘金虽病鞑，然地广形强，未易猝图，惟当急于内修，缓于外攘，以俟可为之时。’是时，岁在乙丑，边未有隙也，而举朝附和者皆欲收卞庄刺虎之功。”当时蒙古与金的斗争十分激烈，并且金政权内部也发生了叛乱，但金并未衰弱至极，其军事力量仍然不是南宋可以轻松对付的，所谓的卞庄刺虎之效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从现实的军事斗争的角度讲，魏了翁反对韩侂胄的理由是充分的，也是正确的。由于此次上书，魏了翁触怒了韩侂胄，在韩侂胄的指使下御史徐柟上章弹劾魏了翁，《鹤山集》卷六三《跋〈北山戆议〉》载及此事：“予自嘉泰三年冬造朝，道淮西，始识邓伯允友龙，慨然以兴复自任。明年，邓召还，予意开边之议已决，会明年春正月召试玉堂，乃极陈权奸猾胥，债帅骄卒，必取祸辱，宜急于内修，缓于外攘，凡数千言。侂胄见之大怒，徐柟承望风指，击之，侂曰：‘得无成其去就之名乎？’乃止。是时总张伯子、徐文子与地官侍郎王公皆先后以不合去，大抵皆徐疏也。丁侍郎常任亦能以条具异论去，极于钱伯同之谪上饶，自是莫敢有言者矣。钱、张、徐、丁之议，则固知之，若《北山戆议》则昉见乎此，呜呼，何其直而畅，辩而不讦也。”据《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北山戆议》为宋户部侍郎王箫著，并称其为“开禧中谏用兵”所著。王箫即魏了翁文中之“地官侍郎王公”。由魏了翁的跋文可以看出，朝中还有反对北伐的，

如张孝伯（字伯子）、徐邦宪（字文子）、钱象祖、丁常任、钱伯同等。在魏了翁的诗中多次提到这次进谏，如《再和颠字韵时方议开边》：“鼎象亨调戒在颠，或捐常馔美时鲜。鸷形不匿麏投麓，剑影虚张蛟绕船。壮观要还全盛日，图回须似中兴年。掩关雷雹惊春梦，忧国丹心只自怜。”野心勃勃的金和蒙古在窥伺着南宋，如凶猛的鸷鸟，如绕船之恶蛟，而开禧年间南宋民心不比中兴时，已经消极怠惰了，所以冒然北伐只会以失败告终。事情过去三十年后，魏了翁回忆起此次进谏，仍然感叹不已，《夜直玉堂》：“金銮坡上疏开边，梦也非与三十年。世事烟埃缘手尽，正邪两字在遗编。”诗下有自注：“开禧元年正月，予召试馆职，于摛文堂上以力遏开边之议，大忤韩氏。”这次进谏，是魏了翁与权相的第一次正面的冲突，而且是在魏了翁步入仕途不久，官微言轻，但魏了翁不顾这些，毅然直言进谏，表现出极大的勇气。

魏了翁生父为高孝壔，因魏家无后遂将魏了翁过继给魏上行，高、魏两家世代互相过继，所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鹤山集》卷六五《跋先表叔留题钟山西湖二诗后》：“了翁以嘉泰三年造朝，开禧二年补郡去，同产兄高稼皆得侍先表叔父大夫公东游，听言观行，朝夕有所省发。了翁虽甚愚不肖，曲学阿世，以取忤权贵人，则大夫教忠之力也。”文中所说的大夫既其生父高孝嶹，从高孝嶹的诗中也可看出他的政治倾向，上面引文中有高孝嶹所作《题临安西湖》一诗：“朱帘白舫乱湖光，隔岸龙舟檥夕阳，今日欢游复明日，便将京洛看钱塘。”诗中讽刺南宋朝廷苟安现状，全不顾祖宗蒙羞，中原沦陷。魏了翁生父的忠直也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魏了翁。魏了翁也以自己的行为鼓励和教育他的兄弟，如《送二兄三兄赴廷对》提到开禧元年的进谏，并且颇为自豪地说：“天子龙飞春，了翁对轩陛。柄臣方擅朝，党论如鼎沸。轧轧不能休，一挥三千字。”《次韵□丞兄闻丁卯十一月三日朝报》组诗是魏了翁与其兄弟在韩侂胄殒命后所作，组诗共四首：

龙章晨下九重关，帝敕元凶出羽山。揭日行空破昏暗，乘风纵燎绝神奸。

须看文正昭陵日，孰与忠宣元佑间。更原和平培治体，儒臣千岁侍天颜。

傥来得丧本无关，或为鸿毛加太山。纵昔尹鼯宁有损，及今投裔枉为奸。

公私界分分明甚，狂圣途程念虑间。初学粗知真富贵，从今克复原睎颜。

这几首诗的写作年代也是开禧年间，事见魏了翁《跋晏元献公帖》：“开禧三年冬，闻权臣就殛，余表兄高东叔为诗志喜，余兄弟相率偕赋。大抵以去凶为快，尚以函首请和为国体虑也。”可以说魏了翁与其家族兄弟都是反对韩侂胄专权的，并且互相勉励以尽忠报国。

苏大璋、赵大全、范子长三位理学人士也是反对韩侂胄专权的，魏了翁与他们都有诗歌唱和。《送苏大著大璋知吉州分韵得章字》：

平生苏太史，清姿秀球琅。异时玉堂对，历历汉兴亡。直作根本虑，不怀弃捐伤。修名望蓬岛，轶轨抹扶桑。中道忽回薄，饮马以相羊。昔为同年友，今为同舍郎。不肯三日别，况各天一方。我乞汉嘉绶，君怀庐陵章。我无百何阙，君亦千里翔。怀贤慨时事，百忧结中肠。愿言保嘉猷，不愧欧公乡。

苏大璋为闽中理学家蒙谷先生邵整门人，《宋元学案》卷三十二：“（苏大璋）庆元进士，为道州教官，以阐扬正学为己任。召试馆职，除正字，迁著作郎。力言禁锢道学之非，忤大臣意，遂累章丐外，知吉州。”苏大璋为闽中理学人士，是魏了翁的同年，他因反对韩侂胄禁锢道学而不容于朝中，遂自求为地方官。这首诗语词和章法都有模仿汉魏五言古诗的痕迹，“直作根本虑，不怀弃捐伤”，勉励苏大璋坚持操守，不为得失所惑，“根本”指士大夫立身之德，并称赞苏大璋的行为不愧其乡先贤欧阳修。另外两首为《送赵编修大全知眉州分韵得登字》：

炎炜烁穹昊，火云助其烝。冠巾拂尘土，庭户喧蟁蝇。便面不停举，况欲填吾膺。其间寂寞人，随念生凉冰。凉意方未透，一夕三四兴。造物解人意，如叫呼得譍。越乡万里回，令名作先登。固知栖栖者，得丧初何曾。贤者于本朝，晓宿垂觚棱。今日送枢椽，明日辞礼丞。采采不盈掬，引去何如陵。百忧结中肠，坐挑短檠灯。

《送范吏部子长知崇庆分韵行兮字》：

阳明迪性分，阴浊生尘泥。蛟龙薄九空，高逝缥缥兮。使可絷而豢，何异犬与鸡。长安有狭邪，曲曲复低低。主人笑延客，云栈登作梯。客辞以未能，所忧困多蹊。乞麾下霄汉，万里骑青霓。去留本常事，渠不丧所赍。秋风锵佩环，家在天之西。归来拜三祖，归路幸不迷。

赵大全、范子长和魏了翁在开禧年间上书一事，还见于《宋元学案》卷七二《二江诸儒学案》，“知州范双流先生子长范先生子该”条称：“嘉泰末……先生（指范子长）与李仲衍、赵全道、魏鹤山皆上书极陈韩侂胄之恶，以为爵及舆隶，权移主上，请退之。侂胄大怒，诸公相继罢官。……鹤山之初志学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门户。”二范为南轩门人，与魏了翁有师生之谊，以下两段记载可与此段记录相发明：其一为魏了翁《跋宋常丞送行诗后序》：“嘉泰末，余入学官，时柄臣擅朝将十年，士气日削，阴伺风指者已密陈开边之议……余时与李仲衍、范少才、赵全道先生同在学省，李、范及余大概谓今‘爵及舆隶，权移主上’，赵所言数事亦切时病。”其二为魏了翁《故秘书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张公墓志铭》：“开禧二年秋，予以言事忤权奸，与范少才子长、赵全道大全相继补外。”魏了翁在写给赵大全的诗中勉励他树立名节，保全士大夫的政治操守，称“越乡万里回，令名作先登。固知栖栖者，得丧初何曾。”所丧者不过官位利禄，是不须多虑的，士大夫的名节操守才是立身之本。在写给范子长的诗中魏了翁誉范为“蛟龙”，表达了对师长的崇敬，并赞颂了范子才坚守儒道独立不屈的精神。

魏了翁在开禧年间反对韩侂胄的原因首先是基于现实政治的利弊考虑，他的见解是在对南宋政局形势做出正确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形成的。开禧年间，魏了翁逐渐接触到理学，并与理学人士有所交往，在政治活动中也与理学人士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权相，他的行为也深深影响了家族中人。诗歌，是魏了翁与反韩官员、家族中人和理学人士之间交流思想的一条纽带，起到了不小的政治作用。

二、第二次政争：与史弥远的斗争

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伐金失败，史弥远发动政变杀韩侂胄于玉津园，结束了韩侂胄的专权，并取代之。直到湖州之变发生之前，史弥远基本上与道学派官员相安无事。湖州之变是道学派反对史弥远专权的导火线。下面先谈一下湖州之变。宝庆元年（1225），在史弥远操纵下赵昀登上皇位，原来的皇子竑被封为济阳郡王，出居湖州。湖州人潘壬发动政变企图拥立济王，济王后借助官府兵将剿灭了此次叛乱，事平后史弥远仍不放心，最终毒死了济王赵竑。此次事件是史弥远权力膨胀造成的极端恶果，引起士大夫官员的强烈反对并相继为济王鸣冤，张忠恕就是其中之一。事变之后，张忠恕上书皇帝，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震动。《鹤山集》卷七七《故秘书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张公墓志铭》叙述了此次上书并转引了张忠恕的奏章，《宋史》张忠恕传也有张忠恕所上奏折，这篇奏折共论八事，最关键的两事是关于济王，现据《宋史》卷四百九引文如下：

五曰陛下于济王之恩，自谓弥缝曲尽矣。然不留京师，徙之外郡，不择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奋呼，阖城风靡，寻虽弭患，莫副初心。谓当此时，亟下哀诏，痛自引咎，优崇恤典，选立嗣子，则陛下所以身处者，庶几无憾，而造讹腾谤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误于含糊，而犹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

对于济王之事张忠恕认为理宗没有全其兄弟之义，无所作为。胡知柔《象台首末》卷一胡梦昱《宝庆乙酉诏求直言八月二十二日应诏上封总事》，也为济王鸣冤。理宗的即位是在史弥远的扶持下得以成功的，对于本来应当继承皇位的济王，理宗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默许了史弥远行为，对于大臣的鸣冤，理宗自然是站在史弥远一边了。魏了翁和真德秀虽然没有上书，但对张忠恕和胡梦昱的行为表示支持。前引张忠恕传中还记载魏了翁称忠恕：“植立名节，无聩家声。”胡知柔《象台首末》卷五《赐谥省劄》真德秀、魏了翁激赏张忠恕，称：“下寮乃有斯人，吾当端拜。”九月，胡梦昱削籍，羁管象郡，了翁为之饯行（事见胡知柔《象台首末》卷二《胡梦昱行状》）。史弥远借台谏之力对反对派予以打击，魏了翁被追降朝请郎，靖州居住。《宋史》魏了翁传称：“右正言李知孝劾梦昱窜岭南，了翁出关饯别，遂指了翁‘首倡异论’，将击之，弥远犹外示优容，俄权尚书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辞，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谏议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盗名，朋邪谤国’，诏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弥远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挠，未尝私谒。”《鹤林玉露》丙编卷二也说：“宝庆初，当国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鹤山，朝士莫有任责，梁大成独欣然愿当之。遂除察院，击搏无遗力。”宝庆元年八月张忠恕出知赣州，了翁有诗送行，诗为《送张匠监忠恕秘阁知赣州》：

西南间气忠献公，一生心事天与通。才高志广无处着，独倚衡疑望关洛。九州风露方漫漫，卷回残梦归余干。惟将一念遗孙子，长与世间立人纪。宣公端明今在无，我生不识惭非夫。宁知中岁遇行甫，历历典刑犹父祖。试从微处觇经纶，中边玉洁无纤尘。大河滔滔恣群饮，逡巡独惜障泥锦。晓庭戒仗喑无声，掣缨振鬣时时鸣。京师邸吏自相语，张公立朝我良苦。不知书疏何所言，每一论奏人争传。好名之人能逊国。而与豆羹见词色。反覆耐看不可瑕，此事无素能然邪。我从同朝一千日，见公造次皆是物。寄声为贺赣州民，朝廷为汝辍争臣。却须更问萧太傅，中朝外郡谁当虑。

魏了翁赞颂了张忠恕忠义之举，称：“反覆耐看不可瑕，此事无素能然邪。”与上述赞扬苏大璋“直作根本虑”之语极相似。由“每一论奏人争传”一句可以看出当时在士大夫阶层张忠恕的行为引起了普遍地赞誉。

在这两次与权相的斗争中，魏了翁与三类人物有诗作往来，一类是道学人士，如苏大璋、范子才、赵大全、程叔运等，第二类是普通官员，如张忠恕、任逢，第三类是家族内亲属。魏了翁通过诗歌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与其他同道互相激励，支持，反对权相专权。魏了翁等人与史弥远之间有没有其他路可走呢？王夫之《宋论》卷十三称：“进李知孝、梁成大于台省以攻真、魏。而二公之进，弥远固推毂焉。及济邸难行，二公持清议以置弥远于无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祸福生死决于转移之顷，自非内省不疚者，未有不决裂以逞，而非坚持一意与君子为难，无故而空人之国者也。故弥远者，自利之私与利国之情，交萦于衷，而利国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为小人。”王夫之似乎道学派的政治选择还可以是承认现状，不作无谓的斗争，可以避免陷于党争之窠臼。确实真、魏等人根本不可能扳倒史弥远，斗争注定了道学家们的失败。湖州之变前真、魏及道学中人与史弥远并非势不两立，从《宋史》魏了翁传可以看出魏了翁在湖州之变前官职一直在不断升迁。史弥远在倒韩之后希望拉拢被韩侂胄打击的道学派，可以更加巩固其权位。那么，真、魏等人在此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其根本原因何在呢？魏了翁诗《次韵范少才在峡中寄李季允》：“朝纲人为诸公喜，国体谁知志士愁。”《将入靖州界适值肩吾生日为诗以寿之》：“道亨初不关穷达，身健何须问去留。但愿王明天地泰，此生长共国同休。”可见魏了翁所关注的是国体，如果权臣的势力过于膨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朝政混乱，君不能行其权，臣不安于臣位，国体就不存在了，灭亡就指日可待。前举张忠恕奏疏就指出：“士习日异，民生益艰。第宅之丽，声伎之美，服用之侈，馈遗之珍，向来宗戚、阉官犹或间见，今缙绅士大夫迨过之。公家之财，视为己物。荐举、狱讼、军伎、吏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贿者，无不为也。至其避讥媒进，往往分献厥余。欲基本之不摇，殆却行而求前也。”朝政腐败的原因很多，权臣专权纳贿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理学士大夫的理想统治秩序是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点在北宋庆历时期已经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且在南宋还延续着，如与魏了翁同时代的曹彦约（1157—1229）《应求言诏上封事》称士大夫为“天下之共治者”，并说君主如能与贤士大夫“争辨于是非之际，疑似于从违之末，则致治之效无时而可望矣。”而权相之势大，使君主权力被架空，则为士大夫所不能允许，这正是他们反对韩侂胄以及史弥远的根本原因。由于这样共同的政治理念，魏了翁与范、赵二人才自觉地站在反对权相专制的统一战线上。

从魏了翁的政治诗主题来看，其一生的政治斗争经历及思想都在诗歌写作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魏了翁曾任南宋朝廷的高官，是当时士大夫中的重要人物。如果以南宋中后期的江湖派诗歌为参照物，江湖派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很少参与朝廷重要政策的制定，对朝廷中权力更迭和重要事件缺乏了解，所以江湖派的诗歌于政治类的主题往往较少涉及，因此政治主题诗歌不但是士大夫诗歌中区别与江湖派诗歌的特质之一，也是士大夫文学中的应有之义。魏了翁与道学派人士的交往十分频繁，而与道学派人士的诗歌交往使其政治主题类诗歌有了特殊的意义，不仅是简单的诗歌唱和和文学交往，往往起到了使道学派人士互通声气、互相勉励支持的作用，成为道学派之间相互团结的方式之一，这是士大夫诗歌区别与江湖派诗歌的特质之二。

作者简介：马建平,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