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忠臣被皇帝冤杀，锦衣卫抄家羞愧不已，太后得知水米不进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咏石灰》的著名诗句，出自一位年仅17岁的青少年之手。这位青少年，就是明代著名民族英雄，为明朝续命百年的于少保于谦。

1457年，景泰八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拥立被幽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复辟。一夜之间，江山易旧主，皇位换旧人。

当日，朱祁镇重登太和殿，宣谕朝臣后，旧皇朱祁钰亲信于谦、王文等当即被逮捕，以其图谋迎立藩王之罪交付锦衣卫，命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妄图屈打成招、锻炼成狱。

不久，于谦被定谋反，判处死刑。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北京城前，被他拯救的大明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

史载：天下冤之！

于谦，堪称大明朝第一忠臣，明朝的救世之臣。

清人编撰的《明史》称他 “英迈过人，历事三朝”。

于谦的命运与明前中期两次重大事件——“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土木之变”后保住大明社稷的于谦成为救世之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举国拥戴，官拜少保、兵部尚书。然不过八年，“夺门之变”却使他以“谋逆之罪”，命丧崇文门外。

一身正气，又几乎以一己之力拯救大明王朝，促使英宗朱祁镇顺利南归的于谦，最终为何会被英宗和同僚联合冤杀？

刚正不阿两袖清风

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

某一天，浙江杭州府钱塘县太平里（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祠堂巷）的一户官宦人家传来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伴随着啼哭声，一个男婴呱呱落地，这个男婴就是后来拯救大明王朝的“救时宰相”于谦。

于谦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聪明伶俐，少负盛名，有“神童”之称。

七岁时，有僧奇之曰“他时救时宰相也”，说他将来会成为拯救时局的宰相。

八岁时，小于谦在桥边惊扰了一位巡按，巡按有心考他，出一联：“红孩儿骑马过桥”，小于谦脱口应对：“赤帝子斩蛇当道”，巡按拍手叫绝：

“这小孩年纪轻轻，竟能以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典故作对子，有气势，不简单！”

不仅才思敏捷，才智过人，更难为可贵的是，与同龄孩子喜好玩乐不同，小于谦胸怀大志，有经济天下的理想，以匡扶江山社稷为己任。

他十分仰慕过去那些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尤其敬佩“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其将文天祥的画像悬挂在自己书桌旁，还在画像题词：

“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孤忠大节。孤忠大节，万古攸传，载瞻遗像，清风凛然。”

立志要成为一位像文天祥这样“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英雄。

历史证明，于谦做到了，甚至比文天祥还出色。

1421年，永乐十九年，于谦高中辛丑科进士，这一年他23岁。

在那个大把四五十岁都未必能考得上秀才的科举时代，23岁便中得进士的于谦，可谓是少年得志，说其是 “团花簇锦胸前挂，一朝看尽长安花”一点不过分。

幸运之中，亦有不幸，于谦会试高中，本是会试第一，可在殿试中因永乐帝认为其观点太过偏激，措辞太过激烈，“以策语伤时”，遂将其置为三甲第九十二名。

以于谦之才，如无意外定能名列一甲三名之列，踏上紫禁城御道。

然名臣就是名臣，不会因为一点曲折就泯然众人矣！

永乐帝虽认为于谦在殿试的策问中言语太过激烈，观点太过偏激，不能列一甲之列，但对他的才干却十分欣赏，不让其列一甲未尝没有想敲打一番再重用之意。

事后证明也或许真的是如此，高中不久，永乐帝命于谦入督察院，外放江西道监察御史，赴湖广巡按政务。

监察御史虽只是正七品的芝麻小官，但却是一个位卑权重的官，作为风宪之官，可风言奏事，上达天听。

任监察御史时，于谦纠察百官，体察民情，刚正不阿两袖清风，“清官”“青天”美名各地传扬。

身为监察御史，巡按地方政务，与钦差无疑，手握纠察之权，只要于谦想要钱，唾手可得。为御史数载，于谦却是两袖清风，身无积蓄只有青天之名。

当时于谦的直属上司——督察院都御史顾佐，人送“冷面寒铁孤独坐”的他，驭下甚严，唯独器重于谦，以友待之，甚至与旁人宣称他的才干远胜于己。

明初，明君在朝，贤臣掌权，尤以刚正不阿的于谦得以大展宏图。

1426年，宣德元年。这一年，汉王朱高煦不服侄子宣宗朱瞻基即位，起兵谋反，妄图改朝换代，因不得人心，汉王之乱很快被御驾亲征的宣宗平定。

谋反失败，朱高煦跪赴军前请罪，此时宣宗虽很想动朱高煦，但忌“杀叔”之名，不敢妄动。

然造反之事还是要追究的，否则无法震慑天下有心之人，宣宗遂命冷面御史于谦历数其罪。于谦不负圣望，“正词崭崭，声色震厉”，致朱高煦惶恐不已，伏地震颤，连称死罪。

宣宗适时站了出来，恩威并施，既得了名也震慑住了有心之人。

“得了便宜”的宣宗，没有忘记于谦这个大功臣，重赏于谦，并命内阁三杨对其重点培养。

1430年，宣德五年，明廷再设巡抚，巡抚各省，督理税粮及与税粮有关的地方事务。

宣宗发下手谕，钦点于谦为兵部侍郎，巡按山西、河南两省，居三品。

自1421年踏上政途，短短不过九载，于谦便从七品御史直升三品侍郎，开衙建府，位列封疆，可见宣宗对其期望之深。

于谦也不负宣宗期望，上任之初，就显露出不同于俗吏之处，“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疏之”。巡抚两省九载，于谦“威惠流行”，深得民心，他巡视州县，访问父老，赈济灾民，救治疫情，明察秋毫，人称“于龙图”。

然每逢入京述职时，地方官员总要对京城的达官显贵交际馈赠，唯独于谦毫不在意。

宣宗朝，因明君在朝，贤臣掌权，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于谦的才华有了施展之地，可以专心治理地方而不用在乎朝堂上的那些弯弯绕绕。

可是，随着宣宗驾崩，内阁三杨相继离世，于谦顿失奥援。

年幼的英宗朱祁镇宠信宦官王振，致使奸宦王振窃权，朝廷枢府，布列私人；地方衙署，党徒林立；阉党故旧，把持要津。彼时，地方大员要想进入保住官位或是直入中枢，必须重贿王振，然于谦每次回京述职，决不拜见王振，更谈不上贿赂。

有一次，属吏劝告于谦：“你到京城来，即使不带些送礼的银子，至少也应该带点土特产打点关系吧！哪怕是蘑菇、手帕之类的。”于谦抬起两袖答曰：“我带的只有清风而已”。

于谦还特意写了一首《入京诗》表达心声：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即使是蘑菇手帕也不送王振。

于谦的表现，使王振气急败坏，生起了对付之心。

1446年，正统十一年，于谦入京奏对，举荐王来、孙厚贞出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借机以 “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为由，将于谦下狱，意图论斩。

幸运的是，消息传出，朝野哗然，河南山西两省数万人到京请愿，就连封地在河南、山西的周王、晋王等藩王也上书替其申冤，王振看到众怒难犯，只能让其官复原职。

北京保卫战力挽狂澜

1449年，正统十四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借明朝失信，统率瓦剌铁骑，分四路大举南犯。

年轻气盛的明英宗朱祁镇，在宠宦王振“立不世之功”的怂恿下，欲再现先祖太宗、宣宗数次亲征蒙古凯旋而归的功绩，不顾群臣“六师不宜轻出”的苦苦劝谏，亲率京营全部精锐，共计五十万大军仓促出征，出居庸关，到宣府。

事发突发，明军毫无准备，粮饷不济，器械未整，加之一路上又是大雨连绵，开拔不久便有数千人临阵脱逃，还未与敌接触，士气便已无比低落，根本没有一战的能力。

未战先怯，兵家大忌。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其后不可一世的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连带着为国征战的数十万明军精锐被无辜牵连，全军覆没。

只叹，如此精锐的明军不是牺牲在与强敌血战的疆场上，而是死在自己那昏庸的统帅手中，可悲可叹！

土木惨败，英宗被俘的噩耗传到京城，“京师震恐，人情汹汹”，许多达官显贵、富家大户连夜收拾财物，携带家眷，纷纷南逃。

与此同时，也先大军覆灭明朝精锐，俘虏明帝后，挟大胜余威，欲乘胜追击，拿下大明国都，再现昔日元帝国的辉煌。

与也先气势汹汹相比，此时的明廷却是死气沉沉，一派萧瑟景象。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紫禁城，孙太后和钱皇后连夜将宫内的金银珠宝搜罗一空，整整装满了八辆马车，派人送到也先大营，希望换回英宗。

也先又不傻，手握英宗这个“攻城利器”，甚至还可以让他有机会实现当年元帝国的辉煌，使他成为又一位忽必烈，他岂会答应几箱财宝就让他走呢？

国不可一日无君，孙太后虽是妇人却也明白此时最重要的不是救英宗，而是如何保住大明江山，大明若亡，大臣们还可以降，等待她这个太后的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乎，在英宗被俘的三日后，即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宣宗次子朱祁镇监国，召集文武群臣议商战守之策。

朱祁钰与文武诸臣廷议对策时，翰林侍讲徐有贞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应该南迁，他说： “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夜观星象，大明只有放弃北京，迁都南京才能保无虞。

说白了，就是徐有贞怕死，一个人又不敢逃，便假借天象撺掇皇族和文武大臣一起跑。徐有贞近乎投降的言论一出，朝堂中便有少许官员响应。

当然，此投降言论一出，便有大臣站出来反驳，礼部尚书胡濙就说： “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意思就是先皇的陵墓就在北京，你们谁敢南迁？

于谦更是站出来大声呵斥道： “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坚决表明自己绝不赞成迁都、坚决抵抗的立场。

为什么不迁都？简单说就是一句话迁都意味着失人心，失军心。

不迁都，意味着主战。

于谦、胡濙的主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朝中重臣的支持，有他们的支持，徐有贞等小人物的投降言论很快被掩盖下去，朝中应对瓦剌的方向正式确立，那就是战。

“战”的基调确立后，于谦被委以重任，升任兵部尚书，成为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

于谦指挥若定，临危不乱，一面诛杀王振余党，安抚臣心；另一面奏请调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州粮入京，整军备战的同时也安抚人心。

于谦准备北京保卫战之时，也先大军借着英宗朱祁镇这杆大旗，一路势如破竹，势不可挡，边关接连报警，城池接连被占。

此时，对大明而言，要想打赢北京保卫战，首要解决之事，就是如何破掉也先手握的朱祁镇这张王牌。

朱祁镇这张牌，说难破也不难破，说好破也不好破——重新改立皇帝即可。

改立皇帝，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先不说朱祁镇是朱瞻基亲自挑选的接班人，单单是废掉一个坐了14年皇位的皇帝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再者就算要立，立谁？朱祁镇有朱见深这个儿子，按理说应该立他，但是朱见深才3岁，主少国疑，又是在这个关乎着大明王朝存亡的多事之秋，立他肯定不可能。

朱见深不行，那么按照皇位继承顺序，自然就轮到朱祁钰，然而朱祁钰虽是朱瞻基的儿子，可是却并非是孙太后的儿子，让一个非亲生的儿子去替代亲生儿子的皇位，孙太后那关可想而知有多难过。

幸运的是，孙太后虽万般抗拒但是在如此危亡局势面前也不得不低头，在于谦等人的据理力争下，最终同意朱祁钰登基称帝。

历史看来，朱祁钰这皇帝绝对选对了，可以说大明王朝能延续百年国祚，朱祁钰居功至伟。

时人曰：“ 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德者孰不知孝宗乎？盖犹有景泰帝（朱祁钰）焉，已庚之际，微帝吾其被发左衽矣，其德如何？曰在知人，在安民。”

朱祁钰的功绩，比朱元璋、朱棣不相上下，朱元璋创立大明，朱棣强盛大明，朱祁钰则是拯救大明。

朱祁钰即位后，不负众望，正确把握了执政大局，使明朝社稷转危为安。

朱祁钰坚定不移支持于谦的固守北京、全力抗战的建议，时传谕众臣： “死则君臣同死，有以迁都为言者，上命必诛之。”有皇帝支持，于谦诸多保卫北京城的安排才得以顺利实施。

君臣一心，也先大军最终被击退，大明社稷转危为安……

忠臣命丧宫廷政变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朱祁镇这个差点让明朝灭亡的庸主，被朱祁钰和于谦君臣二人接回北京，尊为太上皇。

朱祁钰和于谦二人还是太仁慈，他们未尝不知道迎回朱祁镇的后果是什么，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他的归来注定是一个天大的麻烦，终有一天会成为祸端。

可朱祁镇必须迎回，大明皇帝被异族俘虏，实在有损天朝上国的威严，且朱祁钰也不想背上杀兄的骂名，于谦又是忠臣，不忍皇帝在外受罪，如此朱祁镇终是安然回京做他的太上皇，踩着无数因他而死的将士的鲜血，继续享乐。

然朱祁钰和于谦的“妥协”，数十万将士的捐躯，并没有让朱祁镇有半点悔悟之心，他始终觉得自己的皇位是被夺走的，自己才是真龙天子，因此虽幽居南宫，心中却一直有复辟之心。

1457年，景泰八年，随着朱祁钰病重，朱祁镇等来了复辟的机会，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野心家的拥护下，第二次登基称帝，史称“夺门之变”。

朱祁镇即位后，他开始了疯狂的报复，首要报复对象就是朱祁钰和于谦。

不久，朱祁钰突然暴毙，死后朱祁镇赐朱祁钰谥号为“戾”，称“郕戾王”。这是一个恶谥，表示朱祁钰终身为恶。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一代明君落此下场，可悲可叹！

“夺门之变”时，身为兵部尚书的于谦完全有能力阻止，但有着浓厚忠君思想的他，却选择不管不顾，坐以待毙。

为什么于谦不管？因为在他的心里，朱祁钰是皇帝，朱祁镇也是皇帝，如果他以武力对抗，身家可保，则英宗、景帝则势不俱全。

就这样，手握重兵的于谦以沉默对待，夺门之变得以成功。

朱祁镇复辟后，于谦被下旨处死。据说，于谦行刑之日，飞沙走石，天光阴霾，天下冤之。人们对忠臣于谦的死愤愤不平，就连曹吉祥的部下都前往于谦被杀之处哭祭。

于谦被杀后，奸臣徐有贞仍不打算放过他，害他性命还想毁他身后名，派出锦衣卫去抄于谦的家，想从他的家中搜出些金银珠宝，从而污蔑于谦的清白。

然而，锦衣卫抄家的结果却狠狠打了徐有贞这些奸臣的脸，身为兵部尚书，家中却空无一物，唯一值钱的就算朱祁钰赏赐给于谦的一件蟒袍和一把宝剑。

抄家的锦衣卫看到此情此景，都为自己的行为羞愧不已。

于谦从被捕到被杀的时间很短，短到住在深宫的孙太后知道此事时，于谦已经被杀。

得知于谦被杀的消息后，孙太后悲痛不已，她心里很清楚于谦是忠臣，是大明第一忠臣，他是冤死的，为此她气得几天水米不进，捶胸顿足地骂朱祁镇：

“于谦有功于国家，不用当放归田里，何必置之于死？”

但是，除了骂朱祁镇几句，她什么都做不了，谁叫他是皇帝，谁叫他是自己亲生儿子。

身后事

于谦死后，奸臣当道，曾经因于谦的整顿而大有起色的边疆防务再次衰败下去。

不久，西北战事又起，朱祁镇和他的朝廷毫无办法，只能发出 “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的哀叹。现在才想起于谦，朱祁镇和他的那些朝臣颇有些不要脸。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靠夺门之变发迹的诸臣，鲜有好结果。徐有贞流徙云南，石亨下狱论死，曹吉祥抄家灭族。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告慰了忠臣于谦的在天之灵。

1466年，成化二年，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将于谦的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并亲撰诰语： “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特，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伶其忠。”

1489年，弘治二年，孝宗朱祐樘下旨追赠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