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一直以来饱受史学界争议,各方学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关于那些争论点暂且不论,单从军事力量来讲,元朝是夏商至明清3982年以来,最具有战斗力的封建王朝,草原雄鹰成吉思汗带领蒙古男儿开疆拓土,横扫亚欧大陆一切政权,将华夏文明的
“文臣无所不能,武将一无是处”,没人害死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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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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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真砸过缸救过人?马未都提出不同意见,老师从不说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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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说明朝是“三无朝代”?关于看他说历史,我有个人生建议
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面对韩世忠的质问,秦桧为什么没有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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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武的秦桧,还是背着江洪的秦桧,游戏里游戏外都是力量的影子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一直以来饱受史学界争议,各方学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关于那些争论点暂且不论,单从军事力量来讲,元朝是夏商至明清3982年以来,最具有战斗力的封建王朝,草原雄鹰成吉思汗带领蒙古男儿开疆拓土,横扫亚欧大陆一切政权,将华夏文明的脚印踏烙四方,东至俄罗斯库页岛,西至欧洲多瑙河,南至秦岭淮河流域,北至库页岛,疆域之大创下人类文明史的吉尼斯纪录。
元朝,即便是疆域再大,最终也难逃“胡无百年运”的历史怪圈,史学家认为,元朝的灭亡是由天灾和人祸共同左右的结果。人祸不断堆积的情况下,天灾的导火线一旦点燃,终究造成元朝顷刻覆灭。
人祸伴随政权建立的始终
元朝自启动四方征战模式到建国治理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摆脱游牧民族的本性,即依靠高压的武力来确保政权的稳固。
先说征战。蒙古军队的北征、西征、东征多是与国外政权进行较量,碍于史料有限,不过多阐述。仅仅与金朝、宋朝的对战中,蒙古军队依靠“屠城”将残忍嗜杀发挥到极致。
与南宋的决战中,襄阳之战应该是宋元之间互赌国运的决定性战役。双发自1267年-1273年进行长达6年的决定战,若加上此前的拉锯战共长达38年,此战的惨烈程度绝非常人可以想象,前前后后双方因此而丧生的军民有40万之多。困于缺粮,襄阳城中的百姓最终出现人食人的现象。
“襄阳饥,人相食。扬州谷价腾踊,民相食”
最后决战时,双方军事力量没有太大悬殊,宋军投入15万精兵,蒙古军投入17万骑兵,直到吕文焕孤军无援,选择开城投降,襄樊之地尽失,才落下帷幕。襄阳一战,南宋的高级将领大部分战死沙场,蒙古大汗蒙哥也因此命丧襄阳。
常州之战算是蒙古屠城的著名事件。公元1275年11月,蒙古统帅伯颜攻破常州,下达屠城令。一时之间,常州军民几乎屠戮殆尽。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虏后押送北上途径常州,愤然写下“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描述常州城已经成为一座“烟火一家无”的空城,可见伯颜屠戮常州的残忍行为确实有史可寻。
笔者若说,蒙古族南征时已经算是“心慈手软”,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
拿征服另一个华夏文明-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来说。公元1227年,铁木真攻打西夏,出于各种神秘的历史原因,成吉思汗的人生止步于此。为了给大汉报仇,蒙古族再次远征并灭掉西夏,都城兴庆府城中超过80万的汉族和党项族军民无一幸免,恰恰由于此战,党项民族绝迹华夏文明。
元朝在完成统一初期采取如此野蛮的行为,已经与本族以外的种族结下万丈仇恨。建国以后,没有像辽金那样走向汉化的道路。继续保持蒙古民族的旧习,纵马、放牧、狩猎的传统继续发挥到淋漓尽致。突然间,由资源贫乏的草原,入主繁华富庶的中原大地,遍地都是财宝、到处都是金银。一时之间,拒绝汉化的元朝贵族迅速被珠光宝气的生活所腐化。皇室贵族喜好厚养庙宇,延祐四年朝廷为寺庙支出创下“面43万斤、油8万斤、蜜2.7万斤的记录。元英宗即位后,皇室贵族的贪婪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方面是皇室贵族腐化奢靡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老百姓水深火热的处境。元史记载:
文宗天历二年,“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
新仇旧恨叠加一起,使得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矛盾尖锐到极点,唯独只差一个合适的引爆点,很快元朝灭亡的导火线即将被点燃-黄河泛滥。
治黄之乱冲垮元朝腐朽的堤坝
古代社会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人们十分迷信谶纬之言。元朝末年,社会上流传一句“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果不其然,公元1344年(元朝至正四年),黄河石人的的预言一语成谶。
实际上,黄河决堤古来常有。历朝历代都曾为此头疼不已,自大禹治水开始,黄河决堤泛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很多朝代面对黄河决堤的事情,一般选择拨粮赈灾,等到洪水退去,再想办法安置流民。
这个办法虽然听起来有些不负责任,却是最完美的权宜之计。因为治理黄河的代价远远高于救济灾民的成本。新朝王莽、唐朝末年、北宋末年都有过决堤改道的经历,但历朝历代都没有敢“触碰”黄河。
元末黄河泛滥的情况比过去要严重得多,《元史·河渠志二》记载:
济阴县河防官本县尹郝承务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黄河旧堤将决,不可修筑,以此差募民夫,创修护水月堤,东西长三百九步,下阔六步,高一丈
小小的济阴县处,洪水宽390步,浪头高达3米之高。面对黄河泛滥,元朝采取“治黄”的策略,所动用的人力物力根本不可估量。《元史·河渠志二》记载:
本省平章站马赤亲率本路及都水监官,并工修筑,于至治元年正月兴工,修堤岸四十六处,该役一百二十五万六千四百九十四工,凡用夫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三人
仅开封、荥泽便动用人力近130万。一时间,整个元朝的人力物力全部投入至此。老百姓无法忍受沉重的徭役负担,治黄的导火索最终被点燃,整个华夏大地烽烟四起,各路反元势力纷纷崛起。
自1211年蒙古开始南侵战争,至1279年南宋灭亡,老百姓历经68年生灵涂炭的日子,看惯蒙古贵族的屠戮行为。元朝成功入主中原后的60多年中,百姓又受尽皇室贵族欺凌。史因素埋下的“人祸”终于因“天灾”撕开决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以朱元璋为主的抗元力量经过十余载的抗元生涯,终于将华夏文明的主导权重新夺回。
补记:元史学家萧启庆先生考证,元朝入主中原时带来本族约30万,兵败北逃时,仅仅带走约6万蒙古族民。
另外,《清太祖实录·卷七》记载,“尔夸何以四十万蒙古之众,骄吾国耶!我闻明洪武时,取尔大都,尔蒙古以四十万众败亡殆尽,逃窜得脱者仅六万人”。
读史君认为,自古没有政权亡于天灾,都是悖离“王道”而积怨已久的“人祸”所致。一个王朝取得政权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则顺取,二则逆取。两种方式根据不同的历史环境都是无可厚非,但是取得政权以后,必然要采取顺受。元朝灭亡的教训恰恰是因为“拒绝汉化,没有抵住腐化”,依然采取游牧民族以武力论胜负的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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