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的一篇雄文，却掐灭了大宋复兴的希望？

因为年纪尚小，宋哲宗登基初期，朝政由太皇太后高氏把持。

八年后，宋哲宗亲政，推行新法，进行体制改革。

此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上书劝阻哲宗，不要轻易改变政策。

这篇文章让苏辙因言获罪，哲宗一怒之下，罢黜了苏辙以及与苏辙交好的一系列能臣，使得蔡京等人得以上位。而蔡京等人的腐败，最终导致了北宋王朝的靖康之难。

兄长光环下的弟弟苏辙

对北宋文学发展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那一阶段，文坛出现了难以计数的诗文大家。其中，有六人被后世列入唐宋八大家。这六人中，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两代，同出一家，被后人尊称为“三苏”。

三苏之中，苏轼的声名最盛，隐然当时文坛领袖，被后人称为李白之后第一诗词大家。他的光彩也远在其父苏洵与其弟苏辙之上。

作为苏轼的弟弟，苏辙刚一出道就被哥哥的光环笼罩，兄弟两人相差两岁。十七岁那年，苏辙同兄长苏轼一起参加了科举。

这一场科举中，参加考试的有苏轼、苏辙、曾巩，主考官是欧阳修，苏洵的角色是场外考生家长，王安石此时在东京开封担任判官，宋六家齐聚京城，好不热闹。

在这场考试中，苏辙已经展现出与苏轼的不同之处。他的文章不像苏轼那样气势磅礴，而是侃侃而谈，不急不缓。

苏辙与苏轼在这次考试中双双通过，但是因为母亲去世，兄弟二人回家守丧。守丧期满后重回京城，参加了制科考试。

制科考试是为了选拔非常之才而举行的不定期考试，参加本届制科考试的众人中，只有苏轼、苏辙和王介三人达到了合格线，获得了面见仁宗，御试对策的机遇。

在这场最高级别的御试中，苏轼考中了第三等，苏辙和王介都考入了第四等。有人可能会说，以苏轼这样的才气，在考试中也只能进入第三等，那第一等、第二等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惊世之才呢？

其实，苏轼考入了第三等，已经成为宋代制科以来的“百年第一人”。因为第一、二等都属于虚设，从来不会录取。第三等一般也不会录取，除非是特别优秀的人。

在苏轼之前,能够进入制科三等的只有吴育一人，而吴育在第三等中属于三等次，和苏轼的三等又有差距。可见，苏轼被称为“百年第一人”名副其实。

而苏辙考入第四等，也足以光耀门庭。因为，在两宋三百余年间，能够在制试中登科的一共只有四十一人。

苏辙入仕与王安石变法

前文提到，苏辙在性格和文风上与他的兄长苏轼颇为不同，这一差异在两人制科考试的命题作文中，即已彰显。

苏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内敛的人，但其实比他的哥哥更有政治抱负，表现得也更为激烈，骨子里愤青的成分要超过他的哥哥。

在这次制科考试中，苏轼自称他的答卷“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屈但是。其中最尖锐的话，也不过是指责宋人中“不知勤”，“虚应故事”。

而苏辙的答卷语言尖锐犀利，对宋仁宗从政三十多年来的经历进行了大肆炮轰，指出宋仁宗缺乏忧患意识，“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

指责宋仁宗的庆历新政半途而废，指责宋仁宗沉溺声色之乐。还列举了历史上六个治乱之君作为警戒。

这样的文章放在明、清，妥妥是全家杀头，祸灭九族的罪过。

但是，宋仁宗不愧为仁厚之君，豁达大度。他说：我“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呢？

对苏轼，苏辙兄弟的才华，宋仁宗兴奋的说：我为我的子孙后代找到了两个宰相啊！

但是，宋仁宗的宽容并没有给苏辙的仕途带来绿灯，仁宗不久后去世，其后的英宗在位四年也去世，北宋进入了神宗时代，能臣王安石开启了他的变法大幕。

宋神宗即位初年，年轻气盛的苏辙同样是赞同变法的急先锋，他曾经上书宋神宗，提出“天下之事，任人不如任势，变吏不如变法，当今之世，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

针对如何变法，苏辙提出了一系列成熟的革新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他还特别提醒宋神宗，要坚持改革的信心。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失误，苏辙也做出了充分的估计。

宋神宗颇为赞赏他的上书，将他安排到新成立的变法机构——条例司——一同推行新法。

然而，神宗时代的变法，是由大佬王安石实际主持的，王安石的很多措施，苏辙并不赞同。

他认为，王安石激进的变法，是与民争利，会挑起边衅。苏辙提出辞职，离开了变法机构条例司，退出中枢，任职河南府留守推官。

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触怒了王安石，王安石将他与他的兄长苏轼一并打入了反对变法的旧党行列。

不久，两人相继遭贬，他的兄长苏轼遭受的打压还超过了苏辙自己。

而事实上，苏轼在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上，远不如苏辙这样激烈，只不过他的名气太大，被当做出头鸟，狠狠地中了几枪。

神宗后期，王安石两度罢相。他的变法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而此时,新旧党争变得日趋激烈，原来的正常政见之争演变为意气倾轧，使得苏辙对此大失所望，一度消沉。

荣登相位又连遭三贬

就在苏辙打算就此“优游卒岁”的时候，朝局又发生了变动。

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罢免新党，重新启用旧党。

这一年，苏辙被招回京城，此后连续升迁，于1093年升任门下侍郎，成为实至名归的副宰相，达到了苏轼一生未曾达到的政治高度。

不过，苏辙直言不讳的性格并未改变，对当时的宰相、枢密使等人屡屡上书弹劾，对奸佞投机的小人，如蔡京等也极力打压。

这一时期，他上奏的条陈超过一百条，涉及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重大政治问题，多数均被采纳施行。

除了弹劾打压新党势力以外，在旧党内部争斗中，苏辙也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对于新党和新法，不能一味地废除与打击，而应该择其有利者加以使用，对新法的部分政策进行了辩护。

苏辙没有一味迎合旧党领袖人物司马光的心意，显示了一个文人士大夫独立的政治人格。

1093年，宋哲宗亲政，准备继承父亲宋神宗的遗志，继续推行改革。面对政局可能的翻盘，苏辙上书《论御试策题札子》，列举了几个汉朝皇帝的例子，劝说哲宗不要轻易的更改政策。

这篇奏折触怒了宋哲宗，苏辙因言获罪，再次遭贬。

一年中，他连续被贬黜三次，最终落脚于现江西高安；四年后，又被贬斥到广东雷州，转年又被贬至广东循州。

1100年，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由于新党人士，宰相章淳曾经阻碍宋徽宗继位，因此遭受打压，旧党人士重获启用，苏轼和苏辙也因此获得了重返京城的机会。但是，苏轼不久即病逝。

此时，蔡京已经获得了掌控朝政的宰相权力。这样的情况下，苏辙已经没有再次翻身的希望。

公元1112年，苏辙病逝于颍昌，年73岁，是唐宋八大家中寿命最长的一位。

从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旧党争不断冲击着朝廷的稳定，一众文人在互相攻暄之时，懈怠了军事上的建设，北宋武备松弛，军事实力不断下降。

仗着澶渊之盟带来的红利，北宋尚可维持表面上的繁荣。

但是在更北方女真势力崛起之后，北宋军事上的脆弱开始暴露。

苏辙去世十几年后，女真军队攻占了开封，掳走了徽、钦二帝，北宋宣告灭亡。

变法原本为了强国，反对变法也应当出于对国家的考虑，而当两者之间的争斗变了性质之后，就只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沉重的伤害了。

结语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年宋哲宗没有因为苏辙的这篇文章罢黜了那些能臣的话，蔡京、高俅之类被后世称为六贼的人也不会顺利上位。

至少，北宋的皇帝不会受到小人的蛊惑而废弛朝政。

在能臣尚在，国力尚可的情况下，迎击来自北方的女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历史上，也有人将苏辙上书导致后来一系列的变化，称为文人误国。这样的说法有一点道理。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导致后来一系列大变的原因并不在于苏辙的这篇文章，而在于苏辙的文章触怒了哲宗脆弱的神经，导致他失去了正确，理智的判断力，为后续发生了一切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