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陲：北宋对此持不暇远略之态，谨慎治南是其主流边策

“羁縻”一词首见于《史记》，出自《难蜀父老》之“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羁縻勿绝”一语道出对边疆四夷谨慎保守、不欲深治的态度。“羁縻”一词多次出现于宋代史料，常常用于南方边民的治理。

任用土官、尊重俗法的政治统治

相较西、北二边，不欲深治是北宋治理西南的主流倾向。不深治绝非不治，而是顺应西南边情与民情，调试出弹性方略。北宋治理西南的弹性集中体现在吏治上任用土官，法治上因俗而治。

一、任用土官，恩信拉拢

为实现“安内捍外”的政治目的，北宋通过授官豪酋，许其世袭，厚赐钱物与时服等方法承认其治，笼络其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树其酋长，官位世袭。树其酋长的典范是辰州人秦再雄。乾德元年，太祖收复荆、湖地区，秦再雄因谙熟蛮情、悉知地理授任辰州刺史，并“许其自辟吏属，尽予一州租赋”。任用蕃酋，分见于英宗朝以莫世忍为南丹州刺史，之后子承其位，神宗朝以舒光勇被任命为三班奉职、安州监当，哲宗朝选择土官管理当地事宜，这些都是任用蕃酋管控西南的明证。

二是恩信拉拢，赏赐丰厚。除了授以官职，北宋还十分注重厚赐拉拢，官印、器币、钱财、锦袍、冠带、耕牛等均在赐予之列。太祖在位，不仅厚赐秦再雄，还赐南丹州刺史莫洪印牌。至于厚赐的结果，则情况各异，或消除动荡，或止于缓和，或侵轶不绝。

二、因俗而治，盟誓制衡

北宋治理西南，因俗而治为主，汉法渗透为辅。历时地考察，初期蕃法作用极大，中后期汉法向蕃部渗透，作用渐显。因俗而治，有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边情与民俗复杂，难绳以常法，二是北宋惧于处置失当，恐边民扰乱。北宋以俗法治南，和断为手段，盟誓为保障。

一方面，北宋处理西南少数民族内部事务，解决他们与汉族纠纷时多用“和断”，这是因俗而治的显性显现。至神宗朝，御边态度由消极转向强硬，表现在西南法治上即夷法功效渐弱，汉法作用增强。

另一方面，北宋治理西南，除了夷汉法治，还常常借助盟誓渴望长治久安。北宋结盟与恩赐的频次成正比，真宗朝以十余次盟誓再居首位，神宗与仁宗朝居次。真宗朝的十余次盟誓，有仪式记载者居多，或杀生立誓，或歃血为盟。

慎守戒备、兼采拓取的军事战略

北宋治理西南边疆的保守与突破，亦反映在军事领域。所谓保守，指延续一贯的消极防守战略，既消极抵抗蛮夷寇边，又戒惧进入蛮夷内讧。所谓突破，则指对消极边策的颠覆与改写，即走向积极御边、以战求和的治边轨道。这种边策的破与立，反映了北宋诸君对西南边事理解与措置的异同。

一、招谕镇压，慎入内讧

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寇略行为，北宋多兼采招谕与镇压两种形式。太祖时，既用秦再雄招抚宣谕湖南边民，亦以知琼州周仁俊平叛崖州叛乱。太宗一朝，主张先安抚绥靖，后武力讨平，譬如授官寇边的抚水蛮、征讨泸州叛蛮、对梅山峒蛮先招抚后讨伐，均可为证。

与抵御辽夏的态度相类，真宗朝在西南继续实施消极防御，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对抚水蛮劝诫教育、厚赐财物、“不欲剿绝”，对南丹州蛮“犒设抚劳”、俘获其心，对辰州边民宣谕教化、甚至自我反省，均为宽纵之例。

这种求诸己的君王风度仅能安抚一时，未能长久。姑息宽纵虽能成一时风平，却不能根除边患。真正能够安边保民的，是积极改变边民的生存境遇，将治夷的思路由输血扶贫转向造血脱贫。

相较于边民寇略，北宋处理其内部纷争更是谨慎戒惧，常常严禁介入。淳化年间，朝廷对南丹州蛮酋洪沅的内讧求助不予应援，亦对富州向万通杀皮师胜父子七人禁绝不问。大中祥符年间，更是将置身事外演绎得淋漓尽致。北宋的谨慎，不仅表现于慎入内讧，还表现于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拒不收编，即由生蛮招纳为熟蛮、由熟蛮治比省民的敏感戒惧。

二、慎结交趾，遏制大理

交趾与大理是北宋西南外交的主要对象，前者主要通过宗藩关系维持交往，后者则始终被视为徼外，关系疏远。

纵观北宋一朝，除太宗伐交与熙宁战争外，宋交基本能和平共处，尤以陈尧叟太宗朝治绩最为人称道。陈氏为交州国信使时，不但成功授以朝命，还拒绝了数千缗的惯例馈赠，减轻了交趾人民的负担，又引渡交趾亡命徒回国，收到了交趾国王黎桓并捕海贼的功勋回馈。

至于大理，宋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任其自治，则集中体现了北宋“不暇远略”的治边态度。这种不治大理的规划，一方面是北宋精力与野心局限，另一方面则是唐代南诏作乱，留下难制阴影。在南宋，这种视为徼外的治术备受赞誉，朱震以之为“御戒之上策”，唐秬称颂“边民不识兵戈垂二百年”。

朝贡贸易、互市交流的经济制衡

北宋的西南贸易，从对象上可分为羁縻州、非羁縻州以及邻邦贸易，从途径上来看，又有官方经营与民间走私两种形式。在此，专对以实现政治稳定、军事安全为目的的朝贡与互市进行研究。

一、羁縻州的朝贡与互市

朝贡的立与破，是北宋治南的重要手段，意在通过经济干预实现政治稳定，其政治影响远大于经济影响。元祐二年，石蕃欲提前朝贡以求封赐，朝廷虽以为破例，却也特令入贡。可见，即使在五姓蕃内部，此例亦执行不力。这也说明，面对西南复杂的民族关系，北宋欲推行法制化、制度化的建设何其艰难。

在制约朝贡贸易的众多因素中，蛮夷顺逆是关键。当蛮酋致力安边时，朝贡会得到宋廷数倍于贡的回赠；而当蛮酋意在不轨，绝其供奉会成为北宋惯用的手段。从蛮酋的角度来看，倘若朝贡受阻，无法获赠，也会引发寇边。

与朝贡相仿，互市也担负着安定边防、帮扶经济的双重目的，严防损害西南边民的利益是处事准则。熙丰年间的互市贸易最能体现南治的军事目的。熙宁间，施州蛮以金银低价博买官粮，政府亏损却不能禁止，直到熙宁六年才出台“实值估价”的交易政策。

此外，北宋常常用盐结蛮安边，收效甚佳。咸平间，陈尧叟出色地解决了广西麻苎织布低价难卖的问题，利用军队的布帛需求，“以钱盐折变收市之”，令其实现保障军需、惠民乐业的双重功效。

二、邻邦的朝贡与互市

宋交朝贡贸易同样具有“薄来厚往”的特点，既彰显了宋朝作为宗主国的责任感与优越感，也带来了财政紧张等负面效应。景德三年七月，在交趾黎桓诸子争立平息之后，黎龙廷自称静海节度使、开明王，北宋命其削去伪官后才能入贡，这种名正言顺而后事成的态度是北宋处理外交事务的准绳。这种约束是双向的，对待交趾朝贡，北宋亦态度谨慎。

就经济安边而言，北宋对羁縻州旨在安内卫边，对交趾、大理等近邻则是攘外卫国，因此，后者的牵制倾向更为突出。以互市而言，大中祥符二年，交趾请于邕州开通互市，斟酌之后，北宋仍将地点限于之前开放的廉州与如洪寨等可控区域。

熙宁开战前，朝廷欲借互市缓和交趾的入侵情绪，却为刘彝的邀功生事、禁绝互市所误。尽管互市经营困难重重，无补于事，但是这种积极努力与理性权衡仍值得称道。

至于大理，政和六年，大理遣使入贡，次年二月抵京，北宋正式册封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然而，这种藩属关系并不稳定，当有人提议“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时，立刻遭到了知黎州宇文常与知桂州周穜的反对，而倡议者黄璘亦因此获罪。自此，“大理不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