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刘邦分封七个异姓王惨淡结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所谓剖符，就是将一片刻着红字的铁片（丹书铁券）“符”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功臣各执一半，作为凭据。皇帝手执的一半郑重地保管在宗庙中的金匮石室。

铁券上的誓词是：“使黄河如带，泰山如厉，国以永存，爱及苗裔。”（国家像黄河、泰山一样永存，你们的爵位传给子子孙孙。）与其说是分封，倒不如说是承认现状，因为在没有分封时，这些诸侯早已拥兵割据，或者就是刘邦所封。

最先被封的是韩信（与另一韩信同名，故史书上称为韩王信）。他是战国韩襄王的孙子，跟着刘邦进关中，入汉中，又劝刘邦率兵东归。刘邦返回关中后，就许诺他当韩王。汉二年（前205年），韩信夺取了韩地，被刘邦封为韩王。韩王信一直率军随刘邦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另一位韩信是刘邦回师关中的主将，立下赫赫战功。汉四年他攻灭齐国，就以齐国反复无常，又紧靠着楚国，需要有一位王来统治为由，要求立他为“假王”。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日夜在盼望韩信出兵解围，只得封他为真齐王。汉五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定在固陵会师，结果他们都没有到达，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退回固守。

刘邦只得采用张良的计策，答应韩信，破楚后，从陈以东直到海滨的土地都归齐王所有，才换来韩信出兵

。但刘邦在垓下之战后，出其不意夺了他的兵权，并以他是楚人，熟悉楚地风俗为由，改封为楚王。

淮南王英布本是项羽封的九江王，是项羽的主要依靠力量。刘邦派随何说服他叛楚归汉，汉四年封他为淮南王，让他收复原来的封地，率领当地军队参加对项羽的最后一仗。

张耳是项羽所封常山王，被陈余驱逐后投奔刘邦。他与韩信一起攻下赵地，于汉四年被立为赵王。张耳之子敖娶刘邦长女。第二年张耳死，刘邦的女婿张敖继位。群盗出身的彭越是一员勇将，早在入关前就帮助过刘邦。汉三年，彭越率3万人归汉，率兵略定梁地。

在刘邦与项羽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彭越两次攻占梁地，还将缴获的十余万斛谷供应汉军。

为了换取他出兵会师，刘邦答应灭楚后将睢阳以北至谷城间的土地作为酬劳。

五年正月，彭越被封为梁王。燕王臧荼本是项羽所封，因原来占有燕的韩广不愿改当辽东王，臧荼杀了韩广，兼并了他的封地。他归汉后，刘邦鞭长莫及，继续封为燕王。长沙王吴芮本是秦朝的番阳令，后率越人起兵反秦，随项羽入关，被封为衡山王。刘邦灭项羽后，他与其他诸侯一起拥戴刘邦登基，被改封为长沙王。

这7个异姓诸侯王的封地占当时汉朝疆域的一大半，太行山以东原六国旧地只有齐国（约相当于今山东）的土地还属朝廷，

其他最富庶的地方都在诸侯统治之下，汉朝的直辖区只有15个郡。

加上有的诸侯重兵在握，不受朝廷约束，这些诸侯国的存在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分封异姓本来就非刘邦所愿，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第一个被开刀的是燕王臧茶。

当年七月，臧荼反，刘邦亲自出师征讨，九月就俘虏了臧茶。考虑到北方边疆面临匈奴的侵扰，需要有大将驻守，刘邦破例封卢绾为燕王。卢绾与刘邦的关系非同寻常，

他们俩的父亲就是好友，两人同日出生，从小亲密无间，

卢绾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刘邦的反秦活动，在刘项之争中已被封为太尉，与刘邦的亲密程度远在萧何、曹参之上。

功臣受封时，刘邦就想封卢绾为王，只是怕引起群臣心态失衡才封他为长安侯。一般侯的封地都在关东，至少不能在关中，卢绾的封地却在秦朝首都咸阳的郊外，不久建为新的首都。所以等臧茶被废，刘邦就迫不及待地将燕国封给卢绾。

史料中有关臧茶的记载非常简略，他的“反”是很令人怀疑的。在刘邦忙于与项羽争夺、胜负未卜时他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到了天下已定却匆匆造反，反了后又不堪一击，两三个月就让刘邦活捉，

对比刘邦给其他异姓王一一套上的“谋反”证据，我们不难想象臧茶事件的真相。

汉高祖六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谋反。实际原因是韩信藏匿了遭到通缉的项羽旧将、自己的老朋友钟离昧。钟离眛是刘邦的仇人，听说他逃亡在楚国，刘邦下诏追捕，大概是为了保护钟离昧，韩信出行时都出动军队警卫，这成了“谋反”的口实。

刘邦得报后，根据陈平的计策，通报各国诸侯，声称自己要南游云梦，命令他们到陈县会合。眼看刘邦快入楚境，韩信还是拿不定主意，要发兵造反吧，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又没有犯什么罪；要去见刘邦吧，又怕当场被扣押。有人向他建议：“

拿了钟离眛的头去见皇上，他一定欢喜，你也就没事了。

”

韩信便与钟离眛商量，钟知道韩信的打算，便立即自杀了。韩信到陈县向刘邦献上钟离眛的头，还是被当场逮捕。回到洛阳后，刘邦赦免了韩信的罪，降为淮阴侯，楚国被取消。

韩王信的王都在颍川，封地处于中原要地，刘邦很不放心，将他改封到太原，让他防御匈奴。六年，韩王信在马邑被匈奴包围，投降匈奴，反而率军攻打太原。七年十月，刘邦亲征，韩王信逃亡匈奴，而令部将曼丘臣、王黄立赵利为王，与匈奴军队联合抵抗汉军。

刘邦进至平城，被匈奴大军包围，好不容易才脱险，大败而归。

刘邦归途中路过赵国，赵王张敖对皇帝丈人毕恭毕敬，亲自日夜侍候，刘邦却动不动骂人，一点不给他面子。赵国的相贯高、赵午是张耳的旧属，六十多岁了，气得忍耐不住，向张敖建议杀了刘邦。张敖又惊又急，咬破手指，表达对刘邦的忠诚，要他们千万不能再讲这样的话。

贯高和赵午等决定背着张敖行动，以便在失败时不连累他。八年冬，刘邦路过赵国的柏人县，贯高等事先在宾馆的夹墙中埋伏了刺客。刘邦警觉，没有留宿就离开了。

第二年，贯高的仇家向朝廷揭发，赵王、贯高等全部被捕。贯高等人不顾将被族诛的警告，以家奴的身份跟随张敖至长安。贯高被严刑拷打，体无完肤，始终坚持张敖没有参与他们的阴谋，并在得知张敖被无罪释放后自杀身亡。张敖因是刘邦女婿，释放后被封为宣平侯。

刘邦自平城归长安后，任命陈豨为代国的相，负责指挥代、赵二国的边防军。

有人揭发，陈豨临行前曾与韩信密谋，陈豨在边境谋反，韩信为内应。赵国相周昌也求见刘邦，说陈豨拥兵在外，宾客众多，应谨防有变。

十年秋，刘邦以“太上皇崩（刘邦父亲死）”为由召陈豨回京。

陈豨知道回来决无善终，就称病不至，并与曼丘臣、王黄等公开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至邯郸部署讨伐，用“羽檄”（特急军令）征调彭越、英布等，彭越称病，只派部将，英布也没有应召。当时陈豨部将四出攻击，形势十分危急。刘邦只得用重金收买陈豨部将，引诱他们投降。汉军又分两路出击，太尉周勃从太原人代，叛乱才被平定，陈豨被周勃斩于灵丘。

在刘邦出兵期间，韩信一位舍人的弟弟向吕后上告，韩信将假造诏书放出官奴刑徒，袭击吕后与太子。吕后与萧何策划，声称得到刘邦的消息，陈豨已死，于是列侯和群臣都进官祝贺。萧何还带信给韩信：“你虽然有病，这样的大喜事也应该尽量到场。”

韩信进宫后，就被预伏的武士逮捕，在长乐官的钟室杀死。韩信的尸体被剁成肉酱，遍赐群臣，三族全部被杀。

刘邦因彭越不应召去邯郸，派人去责问，彭越很恐慌，准备亲自去向刘邦谢罪。部将扈辄劝他：“

你开始时没有去，受到责问后再去，到那里后一定会被捕，不如先发兵反了。

”彭越不愿意，继续称病。

一位得罪了彭越的太仆逃出梁国，上告彭越与扈辄谋反，刘邦派人秘密到达梁国都城定陶，出其不意地逮捕了彭越，囚禁在洛阳。经过审讯，认定彭越已构成谋反罪，要求依法惩处。

刘邦赦免了彭越的罪，降为庶人，迁往蜀郡青衣县。途中到达郑县，正遇上由长安去洛阳的吕后，彭越向吕后哭诉自己无罪，希望能回故乡昌邑。吕后答应了，带他回到洛阳，却对刘邦说：“彭越是壮士，现在将他迁到蜀地去，是给自己留了后患，不如把他杀了。”

于是吕后指使彭越的舍人揭发他继续谋反，刘邦批准廷尉（主管刑事的长官）的意见，将彭越和他的宗族全部处死。

淮南王英布见韩信被杀，害怕哪一天会轮到自己。彭越被杀后，刘邦也将他剁为肉酱，遍赐诸侯。那天英布正在打猎，见到送来的肉酱，更加惊恐，暗中调集军队，并加强了对邻郡的警戒。英布一位宠姬得病就医，医生家与中大夫贲赫家对门。

贲赫以为是讨好英布的机会，向她赠送厚礼，又参加了医生家的宴请。宠姬在英布面前说起贲赫的好处，英布怀疑宠姬与贲赫有不正当关系，吓得贲赫称病不出。

英布更加生气，要逮捕贲赫，贲赫就向地方官表示要揭发谋反大罪，立即被用官方提供的交通工具送往长安，英布追赶不及。贲赫到长安后，说英布的叛乱已经开始实施，应该趁他尚未发动就镇压。

萧何认为英布还不至于谋反，恐怕是仇人诬陷，建议将贲赫监禁，派人暗中去淮南调查。

但英布得知贲赫揭发，已经怀疑他将自己私下的举措报告了刘邦，朝廷派来调查的人又抓到了一些把柄，就杀了贲赫全家，发兵反汉。

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现在都已被杀，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有恃无恐。刘邦也知道诸将对付不了英布，只得抱病东征。

出发前，刘邦听说有位楚国前任令尹薛公很有主见，就去听取他的意见。薛公认为英布有三种选择：

上计是东取吴国，西取楚国，北取齐、鲁，争取燕、赵的支持，然后固守，那么山东就不属于汉朝了。

中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北取韩、魏，夺取敖仓的粮食，控制成皋的通道，胜败难以预料。下计是东取吴，西取下蔡，以越地为基础，自己去据守长沙，那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汉朝不会有危险。

刘邦问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薛公说可以按下计部署。刘邦问为什么，薛公说：“

英布是骊山的刑徒出身，凭自己的本领当了万乘之主，都是为了自己，不会考虑到百姓和长远利益的，所以必定会用下计。

”

英布果然先攻破吴、楚，然后率军西进，在蕲以西与汉军遭遇，英布的军队虽然精锐，但还是被刘邦亲自指挥的汉军击溃。退至淮南后，英布又打了几次败仗，只带了百余人逃往江南。

英布是长沙王吴芮的女婿，想投奔长沙国。吴芮的儿子派人将他诱至番阳，当地人将他杀死在农民家中。刘邦征讨陈稀时卢绾曾攻击陈稀东北加以配合。

陈稀派人去匈奴求援，卢绾也派张胜去匈奴，说明陈稀已经兵败，劝匈奴不要支持他。但张胜在匈奴见到臧荼的儿子臧衍，臧衍对他说：“你在燕王身边受到重用，是因为你熟悉匈奴的情况；而燕王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诸侯相继反叛，战事不断。

如今你要为燕国加紧消灭陈豨等人，等到他们被灭了，就该轮到燕国了，你们这些人就快当俘虏了。你何不让燕暂缓对陈豨的进攻，而与匈奴讲和呢？形势缓和了，可以长期当燕王，要是汉朝采取军事行动，也可以使燕国的安全得到保障。

”

张胜觉得很有道理，就私下请匈奴帮助陈豨进攻燕军。卢绾怀疑张胜勾结匈奴谋反，上书刘邦要求将他合族处死。张胜回来后，将这样做的理由详细报告，卢绾醒悟过来，就找了一个人冒充张胜杀了，又释放了他的家属，让他当与匈奴的联络人，又秘密派遣范齐驻在陈豨的总部，让陈豨一直逃亡在外，使战事延续。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陈豨的裨将降汉，交代了卢绾派范齐与陈豨秘密联络的事。刘邦派人召见卢绾，他称病不去。刘邦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去请他，并向他的左右查问，他更加害怕，躲了起来。

卢绾对左右说：“

现在不是刘氏当王的，只剩下我与长沙王了。去年春杀韩信一家，夏天杀彭越一家，都是吕后的主意。眼下皇上病了，把权力交给吕后，她是妇道人家，一心要杀异姓王和大功臣。

”

卢绾始终称病不出，连左右也躲藏起来，这些话传出来，审食其回去做了详细报告，刘邦更加愤怒。匈奴的降人又说，张胜逃亡在匈奴，充当卢绾的代表，于是刘邦断定卢绾果然造反了，派樊哙出兵燕国。

卢绾将家属宫人和数千骑兵转移到长城附近，一面打听情况，希望等刘邦病好后亲自去向他解释。四月，刘邦去世，卢绾就带着部众逃往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卢绾在匈奴处境困难，时常想回汉朝，一年多后死去。

到刘邦死时，异姓王中只剩下一个长沙国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沙国处在边远地区，人口稀少，全国只有两万多户，又与南越交界；另一方面长沙王吴芮及其后人小心谨慎，绝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

英布谋反败走时，长沙王吴臣还大义灭亲，将他诱杀。所以长沙国延续到了文帝初年，才因吴氏无人继承而取消。

但长沙国是刘邦留下的唯一例外，所以他明确规定，今后不许再封异姓诸侯：“

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不是姓刘的人当了王，天下人应该共同消灭他。）平心而论，被刘邦消灭的7个异姓王（臧茶加六国）中，除了韩王信以外，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动谋反的。

尽管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都是经过汉朝史臣裁剪过的史料，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

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韩信、彭越明显是被栽赃，卢绾只是处置不当，张敖更是冤哉枉也，英布原来只是防止被刘邦偷袭。从刘邦的用意看，韩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会善终。

这些异姓王都曾重兵在握，有过辉煌的战绩，在楚汉之争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出于自身的目的，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兵力或战略地位与刘邦讨价还价，索取王位或土地，或者在

关键时刻不服从刘邦的调度，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国事之前，但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刘邦，或者自己夺取天下。

倒不是他们毫无野心，而是由于刘邦的豁达大度和明智举措，赢得了他们的效忠；刘项之争中战事的发展趋势，使他们越来越相信他是天命所在，不敢再轻举妄动。

韩信是最典型的例子。还在韩信刚当齐王时，项羽就派武涉做说客，劝韩信在楚汉之争中保持中立，三分天下。武涉的话说得明白：虽然足下自以为与汉王的交情很深，为他尽力用兵，但最终还是会败在他手里。

足下之所以能存在至今，是由于项王还在。

现在项王与汉王的命运就操在足下手中，你向右转就是汉王胜，你向左转就是项王胜。不过项王今天亡，下一个就轮到足下了。足下与项王是老朋友，何不反汉而与楚结盟，三分天下，自己做王。错过了这样的时机，一定要为汉王灭楚，难道是聪明人的做法吗？

韩信的答复很实在:

我在项王手下时，官不过郎中，干的事不过是执戟（身边的警卫），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才叛楚归汉。汉王授予我上将军印，给我带数万兵，将自己的衣服给我穿，

将自己的饭给我吃，言听计从，我才能有今天的地位。

人家对我如此信任，我要背叛他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死也不会改变。谢谢项王的好意。

齐人蒯通深知韩信的重要性，想方设法要说动他。蒯通先替韩信看相，说：“

相你的面，不过封侯，而且又有风险；相你的背，却贵不可言。

”韩信问是怎么回事，蒯通便把他的策划和盘托出：

现在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的尸骨同时抛在野地的不计其数。三年下来，楚汉双方都智勇俱困，无法取胜，战斗的锐气受挫，粮食消耗殆尽，百姓疲于奔命，怨声载道。在这样的形势下，不是天下的圣贤肯定无法消除天下的大祸。

当今二主的命运就取决于足下，你为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我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只恐怕足下不能用。如真能听我的计策，不如让楚汉并存，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这样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

以足下的圣贤，有这么多军队，占据着强大的齐国，联合燕、赵，控制后方，根据百姓的愿望，请汉王停止战争，为百姓请命，天下都会迅速响应，汉王怎么敢不听！到时再调整诸侯国的疆界，那么天下就都会感谢齐国，服从齐国。齐国本来就有充足的土地，再善待诸侯，谦虚谨慎，天下的君王就都会来齐国朝拜。

上天给予而不接受，会受到指责；时机成熟了不行动，必定会遭殃。愿足下深思熟虑。

韩信还是这几句话

：

汉王待我那么好，让我乘他的车，与他穿一样的衣，与他吃同样的饭。我听说，乘了人家的车就该分担他的患难，穿了人家的衣就得与他共享忧乐，吃了人家的饭就得为他而死，我岂能为了个人的利益就违背道义！

蒯通不以为然，举了张耳、陈余从布衣时结下刎颈之交，最后相争相杀的例子，

还以文种、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称霸而不得善终为例，说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狡兔死，走狗烹，”

他说：

我听说一个人的勇略能使主子震惊，自己就危险了。功盖天下，君王就无法行赏了

。足下渡黄河西进，俘虏魏王，活捉夏说；引兵下井陉口，杀成安君（陈余）；夺取赵国，威胁燕国，平定齐国，向南击败楚军二十万，东征杀了龙且，这就是所谓天下独一无二的功绩、世上不再有的伟略。

现在足下拥有震主之威，立了无法行赏的大功，要归楚，楚人不会信任；要归汉，汉人感到震恐；足下该怎么办？处在臣子的位置上而拥有震主的威望，名高天下，我真为足下担心呀！

这一番话真使韩信受到了震动，他表示要考虑一下。

几天后，蒯通又力劝韩信当机立断，但韩信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汉王，又认为自己功劳大，汉王肯定不会夺走他齐王的位置，最后回绝了蒯通。

后来，刘邦果然在消灭项羽后就剥夺了韩信的兵权，登上帝位后就改变了他的封地，但韩信都服从了。以韩信的智谋，不是不知道刘邦“南游云梦”的骗局，但他还是以老朋友钟离眛的头为代价，委曲求全。被降为淮阴侯后，至多也只是称病不朝，发发牢骚而已。

史书上说他与陈豨策划里应外合，显然是吕后一伙捏造的。陈豨其人来历不明，直到刘邦从平城归来才以郎中的身份被封为列侯，担任赵相国，与韩信并无深交。

韩信真要造反，以往不知有多少机会；要寻求同谋者，忠诚得力的部下肯定不少；何至于在落到闲居长安的地步时再与陈豨合作谋反呢？

从刘邦得知韩信的死讯后“且喜且怜”的记载看，刘邦心里也是一清二楚的。

就是最终发动叛乱，并与刘邦对阵的英布，也是到最后一刻才下决心的。他被封为淮南王后，连续3年朝见，没有任何想谋反的迹象，就是在见到彭越的肉酱后，也只是采取防御措施。即使有了贲赫的揭发，连萧何也不相信英布会造反。要是刘邦稍作一些抚慰，或者不是故意激化矛盾，英布绝不会铤而走险。

毫无疑问，刘邦、吕后早就下了彻底消灭异姓王的决心，所以要千方百计制造借口，激化矛盾，必欲除之而后快。明知彭越、韩信并非蓄意谋反，却要斩草除根，满门杀尽。根据当时的法律，

对彭越、韩信这样犯“谋反大逆”罪的人要用“五刑”，即先在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掉两脚的脚趾，用板子活活打死，然后割下头颅，再将尸体剁成肉酱。

而对他们还加上了一条：将肉酱遍赐诸侯群臣，作为警戒他们的反面教材。异姓王已如惊弓之鸟，就连刘邦最亲密的伙伴卢绾，也只能违心地投降匈奴，魂断异域。

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

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

这就提醒我们，这一段血腥的历史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首先，大部分异姓王的存在既无必要，也非刘邦所愿。韩信之封齐王，彭越之封梁王，都是拥兵要挟的结果。韩王信是刘邦有言在先，不得不履约，但将天下之中的冲要之地给他当封地实在不合适。

英布封王也是刘邦不得不做的交换。臧荼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可封，只是鞭长莫及，暂时维持原状。既然这些王位是靠武力、靠刘邦一时之需换来的，一旦武力被解除或刘邦不再有需要，它们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

可惜韩信等一味贪恋王位，迷信“丹书铁券”，没有人谦让，更没有人主动辞位，这就为自己留下了祸根。其次，作为君主的刘邦不得不考虑汉朝的长远利益。刘邦死时已有五六十岁，在当时已不算寿短。

他深知太子刘盈情弱无能，但与吕后是患难夫妻，太子又没有什么过错，加上目后通过张良等的帮助，一次次巩固了太子的地位，使刘邦一度想立戚夫人之子的打算无法实现。在继承人远不如自己的情况下，

要保证他能够驾驭群臣，唯一的办法就是剪除其中的强者、不顺从者，首选的目标当然是那几位拥有大片封地和人口的异姓王了。

彭越、英布不响应紧急征召既给了刘邦口实，也给刘邦敲起了警钟－要是现在不消灭他们，自己死后还谁能对付他们？

再者，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欲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尽管异姓王当时不想谋反，但不能保证他们今后不会谋反，更不能杜绝有人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

像蒯通、武涉、扈辄这样的说客、辩士，劝主子反叛的大有人在，荣华富贵和绝对权力的巨大诱惑随时都会驱使一些人不惜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即使是异姓王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也足以构成对国家的威胁。如卢绾听了张胜的劝告后，实际上已与匈奴和叛臣陈豨结盟，尽管他本人并不想反叛，但发展下去，局势就不是他所能左右了。

可以设想，如果韩信听从了蒯通的劝告，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鹿死谁手的确难以预料。但不管谁是胜利者，统一的过程必定会延长，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损失会更大。

同样，如果彭越采纳了扈辄的意见，起兵反叛，虽然他不可能推翻汉朝，但一场恶战不可避免。要是彭越迁至蜀地，或许会不安分地制造事端，或许会被其他反对派所利用，吕后的手段虽然毒辣，却消除了这些风险。

如果从这一角度考虑，尽管刘邦、吕后对异姓王的反应是过度的、不道德的，但却没有更好的、更可靠的选择。一些异姓王的死是无辜的，尤其是他们数以百计的家属纯粹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避免了更多生命的牺牲和财产的损失，避免了社会的动乱和经济文化的破坏。

汉朝以后，几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会杀功臣，像宋太祖赵匡胤这样不开杀戒的几乎绝无仅有，但前提是他的“杯酒释兵权”等政策没有受到抵制，其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得以顺利执行。

所以，杀功臣一类事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品质，而应该看作是专制集权制度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