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三国时期特色的经济制度-屯田制度

大批的人民惨遭杀害，史书中屠城、屠乡的记载不胜枚举。再加上饥荒、瘟疫的频繁光顾，中国人口大减，东汉时全国人口的最高纪录是5600万，而到三国末期，魏、蜀、吴人口的总和不过是1600多万而已，而且这已经是经过了三国各自努力发展经济后的统计数字，在三国鼎立局面出现之前的混战时期，人口肯定要比这个数字少得多。

连年的军阀混战中，各个大小军阀不得不维持着尽可能多的军队，强征农民当兵，将大批精壮劳动力编入军队，更加剧了对农业的破坏。很多军阀武夫丝毫不考虑人民的死活，没有粮食就四处抢掠搜刮，而抢到后又任意挥霍浪费，到了抢无可抢时，便土崩瓦解，不攻自破。当时号称最为强大的袁绍、袁术也和众多的军阀一样，以抢掠维持军队的供应，当军队数量过于庞大时，连饭也吃不上，袁绍的军队有时依靠采桑葚为食，袁术的军队有时靠下河捞蛤蜊、摸河蚌充饥。

曹操在中原连年作战，也一直苦于缺乏军粮，甚至将死人肉掺杂在军粮里发给士兵。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农民流离失所，成为一股股的流民，盲目地往尽可能远的地方逃难。大片大片的良田被荒废，袁绍和公孙瓒部将为争夺青州大战两年，青州十室九空，野无青草。在经济如此凋敝的形势下，新兴的曹氏集团敏锐地注意到了恢复农业的重要性。

曹操占据兖州，打败了青州黄巾军，虏获了大量的物资及劳动力，曹操主要谋士之一的毛玠向曹操建议说“现在天下大乱，朝廷迁移，人民废业，饥馑流散，国家没有一年的储备粮，百姓没有安定耕种的信心，难以持久。袁绍、刘表虽然势力强大，但都没有长远打算，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战争虽然是靠军队打胜的，然而要保持军力却要靠财富的支撑。现在应该奉迎天子建立正统，恢复农业，积蓄军资。这样就可成就霸王之业。”曹操接受了他的建议，开始在其集团内部讨论如何恢复农业的问题。

执掌禁军的中护军韩浩主张恢复农业是当前的第一要务，深得曹操的赞赏。谋士司马朗向曹操建议，趁着天下大乱、土地大量抛荒成为无主土地的机会，恢复西周的井田制，所有的土地都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既解决了粮食问题，更解决了土地问题。这个建议注意到了无主土地的重新分配问题，但恢复井田制则是复古倒退的迂腐之见，没有被曹操接受。

曹操的部将枣祗则提出组织屯田，经过曹氏集团内部的认真讨论，得到了实施，成为曹氏集团由弱转强的重大举措。枣祇 是武将出身，曹操起兵时就加入了曹氏集团。袁绍曾想招诱枣祗，被他拒绝。曹操任命他为东阿县的县令。194年，吕布入侵兖州，枣祗坚守东阿，是当时兖州保留在曹氏手中的3座城市之一。

当曹操的大军返回时，又全靠枣祗的东阿城提供军粮。曹操把他提拔为羽林监。枣祗的屯田方案是招募流亡的农民为屯田客，由官府授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并给耕牛、种子、农具，让农民耕种，按照年收成分成收租。在讨论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按照农民的耕牛数量收租，而枣祗坚持要按收成分成收租，认为如果按牛收租，丰收时官府不能多得粮食，而遇到灾荒时官府又要减免租谷，对官府不利。曹操原来也主张按牛收租，可枣祗反复陈说，曹操不知所从，下令再议。

祭酒侯声把双方的意见归纳为：按牛收租是对农民有利，按收成分成收租是对官府有利。最后枣祗得到荀彧的支持，曹操这才采纳。于是曹操就在奉迎汉献帝的同一年，发布了“置屯田令”，宣称：“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过去秦国以厉行耕战兼并天下，汉武帝以屯田平定西域，这是前代留下的好办法。”下令在其控制地区组织屯田。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主管振兴农业的有关事务；枣祗为屯田都尉，主管许昌一带的屯田。

各地都设专门官员主持屯田。屯田成为曹氏集团的既定国策。组织、控制农民耕种国有土地，促进农业发展的制度由来已久。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就提出以免除农民三代杂役、兵役为条件，招诱韩、赵、魏等邻近国家农民到秦国耕种秦国有土地的措施，商鞅以此保证了秦国的精壮劳动力可以全力投身疆场而无后顾之忧。

魏襄王也曾把农民迁移到边境地区组织垦种，以御边储粮。西汉初年晁错建议在边境组织屯田，给迁移的农民充足的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农闲时组织军事训练，以防御匈奴的侵扰。后来汉武帝在西域边境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得以打败匈奴。任何重大的制度改革都是时势和历史双重要求的产物。没有战乱频繁、经济凋敝，军粮和民食都极度匮乏的压力，统治者也不会这样积极策划、推行屯田制度。而没有土地大量荒废、大批的无主土地被当作“公田”划归国有，也就没有了推行屯田制度的物质基础。同样，没有农民流离失所、迫切需要寻求安全保障的社会现状，官府也就没有能力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来耕种国有土地，所以曹氏集团的屯田制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制度有沿袭古已有之的制度的内容，也有不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有的元素。

曹氏集团推行的屯田制可分为两种：民屯和军屯。枣祗所建议的主要就是民屯。民屯的主体是农民。这些农民有的是丧失了土地、到处流浪的流民，有的是没有土地的当地贫民，还有相当数量的是被曹氏集团在战争中掳掠来的百姓。枣衹等人最早组织的屯田的劳动力，大部分都是被曹氏集团俘虏的原黄巾军的士兵及其家属。开始时所谓“招募”百姓加人屯田，实际上都是强迫征召的，即主持屯田的官员以军事手段为后盾，强迫农民参加屯田。

其组织体制是：一般每50人户为一屯，设屯田司马管理。屯田司马的上级是各郡县专设的典农官，一般县设典农（或称屯田）都尉，郡设典农校尉或典农中郎将。典农官是独立的官职体系，和正常的郡县地方官体系并行，级别相同而互不统辖，很多地方甚至不在一个城里办公，典农官在县治或郡治之外另筑城池居住。当然这样的体制很容易造成摩擦。比如贾逵为弘农太守，为了征发兵役，怀疑当地的屯田都尉藏匿青壮劳力，和屯田都尉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竟然把屯田都尉抓了起来，一顿毒打，把屯田都尉的腿都打断了。

贾逵因此而被免官。为了减少矛盾，后来很多地方的典农官都由地方官兼任。从上述的这些屯田、典农官职的名称就可以知道，屯田是一种准军事的编制。加入屯田的农民都编为“屯田客”，其人身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得自由退出、迁徙他处，必须按照屯田官的命令进行耕种，而且还要承担一定的劳役，参加军事训练，紧急情况下还要出征打仗。其子女也按年龄分别担任一定的农活。每户屯田可耕种的土地一般为三五十亩，如果使用的是官府的耕牛，其收成的十分之六归官府，十分之四归自己；如果是使用自己的耕牛，其收成和官府对半分，各得十分之五。

由于屯田客的身份低下，而且这种身份是世袭的，因此强制性的招募制遭到了农民的抵制，很多农民在编为屯田客后选择逃亡。据史书记载，曹操的谋臣袁涣为此在屯田令发布后不

久就向曹操建议：“百姓安土重迁，不能够强迫他们加入屯田。不如改为农民可以自愿参加，不要强制。”曹操接受意见，下令不能强制招募屯田客。不过这种政策的实际效力大可怀疑。

屯田客的主体依然是被强迫固定在国有土地上的、失去人身自由的农民。军屯的出现要晚于民屯，而且和民电相比，军屯的制度创新很少，大多沿袭了秦汉的旧有制度。曹氏集团早期处在激烈而频繁的混战之中，军队疲于奔命，根本就没有停顿下来种地生产的可能。208年赤壁之战失利后，曹操意识到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战争形式将要过去，取代它的将是战线比较平直、运动规模较小的战争形式。

常备军的数量可以有所减少，但又要能够迅速地扩充常备军以应付边境战事。为了减轻军粮运输的负担，需要边境常备军能够“且耕且战”，于是在第二年，曹操就开始在和东吴接壤的淮南地区组织屯田。军屯的发起人是司马懿。司马懿提出的建议是：“过去周武王时箕子曾说谋国以食为首，现在国家养兵二十多万，不是长久之计。尽管战事未停，但仍应使军队且耕且守。”司马懿在曹操、曹丕、曹睿三朝时先后组织了西北地区、淮南、淮北地区的军屯，制度与秦汉时略同，而其中两淮地区的军屯的具体主持者是名将邓艾。

邓艾本人就是屯田客的后代，他小时候就当了“屯田掌犊人”，为官府放牛养猪。年轻时跟着屯田都尉学做吏，因为口吃严重，只能做“稻田守丛草吏”，后来得到司马懿的赏识辟为掾，后来又迁为尚书郎，主管屯田事务。曹魏政府派他到两淮考察屯田情况，他回朝后提出了“济河论”。认为过去曹氏集团的统治中心在许昌，所以主要在许昌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囤积粮食以供四方，现在的军事重心已移到了南方，主要的敌人是东吴，而和东吴作战、需要从中原远程运物军粮，运输的人力超过军队人数的一半。

而实际上淮南淮北地区土地肥沃、原本都是良田，只是因为多年的战乱才导致这个地区要从外部输人粮食。他建议在两淮长期驻扎5万军队，淮北驻扎2万，淮南驻扎3万，“且守且田”。驻军中十分之二从事防守。其余从事农耕，每年轮换。他经过估算后指出：两准的土质优于许昌，水源充沛，其收成可以超过许昌地区3倍，每年的纯收入可有500万斛粮食，六七年间就可积贮3000万斛粮食，足够10万大军吃上5年，进攻东吴肯定能无往而不胜，许昌地区的屯田可以停止，将农用物资运到两淮组织屯田。

邓艾的建议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于是就委派邓艾按照这个计划在两淮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并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把这个地区变成了曹魏的粮仓。军屯的编制以营为单位，一般每5里设一营，每营60人，既耕种又守卫所管的地区。军屯的管理由军官进行，收成的分配方法和民屯相同。“且耕且守”的屯田士兵比屯田客身份更低，他们都被编为“士籍”，称为士家。他们的儿子世代为兵，女儿则必须嫁给士兵。

据清代史学家考证，仅在史书中有迹可循的就有16个地区设有典农屯田官，而军屯则遍及曹魏与蜀汉、东吴的边境。其屯田的分布也有规律可循，屯田最集中的首先是曹魏的都城及重要城市的周围地区，其次是和蜀汉、东吴接壤的地区，第三是在交通要道及运输线附近地区。第一类屯田是为了供应朝廷及各级政府的消耗；第二类屯田很明显是为了军事的需要就近供应边防军队，并储存军粮，为发起大规模的战役预做准备；第三类屯田是为了就近供应运输费用，提供充足的运输人员口粮及牲畜的饲料。屯田制的实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比如许昌原来是豫州，颖川郡的一个县，位居中原，地势平坦，距南阳、荆州不远，循水路可抵达淮南地区，屯田制就是首先在这个战略要地实施的。

史书记载，枣衹主持这个地区的屯田，当年恰逢风调雨顺，获得了大丰收，为曹氏集团提供了上百万斛的军粮。司马懿在关中地区组织军屯，连年获得丰收，积贮了大量的粮食。有一年中原地区遭灾，司马懿运输了500余万斛粮食救济中原。邓艾建议实施的两淮屯田，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灌溉农田，提高了粮食的产量。

到曹魏末年，两淮地区的民屯、军屯总人数已达三十多万，积贮的军粮为后来西晋灭吴提供了物资保障。屯田制为曹氏集团及曹魏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是西晋政权统一全国的物质保障。前推册象屯田制的实施也促进了饱受破坏的农业的恢复。屯田制的推行，促使各级政府重视农业，把尽力恢复农业生产提上了议事日程，对官员的考核很大程度上要看在其任职期间能够为朝廷提供多少粮食。

在组织屯田时，由政府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比如邓艾建议在淮北屯田，修建了淮阳、百尺两渠，上引黄河，下通淮河、颗水，并整治颍水两岸的农田，穿渠300余里，灌溉两万多顷农田。又如刘靖在今北京地区主持屯田，导高粱河，在河中立“戾陵遏”，遏高1丈，东西长30丈，南北长70余丈，以石笼堆积而成，使河水分流，并开车厢峡，引河水灌溉上百万亩农田。这些水利工程主要的得利者是政府的屯田，但也为当地的百姓恢复及发展农业提供了机会。

如刘馥为扬州刺史，兴建了芍破、茹破、七门、吴塘等水利工程，灌溉稻田，官民都得实惠，粮食储备增加。又如郑浑为阳平、沛郡太守，兴建水利工程，改造稻田。当地百姓原本不习惯种稻，也不愿参加工程建设。郑浑耐心劝导，自己亲自参加兴建，结果只用一个冬季就建成了，使这一地区连年丰收，老百姓刻石纪念郑浑，将该项水利工程命名为“郑陂”。

除了兴修水利工程之外，曹魏的屯田制在推行过程中注重农耕技术，强调精耕细作，每个屯田客耕种的土地并不是很多，所谓“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如邓艾在西北地区主持屯田时，亲自手持农具，向屯田客及屯田的军士示范汉代最先进的耕种技术“区种法”。曹魏屯田注重的是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进行屯田的土地一般都是原来的良田，只需复垦就可耕种，不需要进行试种。汉代最好的土地是亩产1钟(6斛4斗)，一般的土地亩产1一3石，而曹魏屯田的产量比这要高得多，根据西晋时思想家傅玄的说法，曹魏屯田的旱田一般亩产十余斛，水田一般亩产数十斛。屯田的同时还推广了稗的种植，稗耐水旱，容易高产，一般亩产二三十斛，虽然出米率低（每石出米三四斗），口感也差，但可用做饲料，也可酿酒。

屯田对于耕种技术和高产作物的推广及示范，在当时也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解决军粮的供应是当时每个割据者都要面临的问题，而有头脑的割据者都会想到屯田的办法，所以因有头脑、有远见而能在军阀混战中生存下来的东吴、蜀汉统治者，也很快推行了屯田制度。其中实施屯田较早，制度和曹魏最相近的是东吴。东吴的中心地区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在汉代这一地区的开发还比较缓慢，地广人稀，有的地方还是刀耕火种。东吴建国后，要抗衡强大的北方政权，要建立规模尽可能大的军队，就迫切需要解决粮食问题，所以东吴在曹魏实施屯田后不久，也开始实施屯田。

据史书记载，东吴大将陆逊在21岁时出任海昌屯田都尉，而按陆逊的年纪推算，这一年是公元202年，距曹魏在许昌实行屯田不过才6年而已，可见东吴的孙氏政权几乎是和北方的曹魏同步采取了屯田的办法来解决军粮供应问题。而且东吴的屯田也分为民屯和军屯两种，其制度如出一辙：屯田官和地方郡县官并立，互不统辖；屯田官的官称和曹魏的也几乎完全一致；屯田客依附于政府，没有人身自由，只是在现有的史料中还无法判明东吴的屯田客是怎样向政府交租的。

史书中提到的东吴设有民屯的地方有10处，分布于江南各地。东吴的军屯制度也和曹魏的没什么两样，东吴军屯的基层单位也称为屯。史书中记载的东吴的军屯地区有14个，主要分布于和曹魏接壤的地区，有的还是从曹魏接收而来的。比如皖城屯田，原来是曹魏庐江太守朱光创立的，后来皖城被东吴攻破，朱光及手下的数万名屯田客都做了俘虏，东吴派诸葛恪在此继续进行屯田，皖城成为东吴的重要屯田区。

西晋初年，西晋将领王浑袭击皖城，放火焚烧了东吴屯田积贮的180多万斛粮食，4000余顷水稻秧田，600余条船只。可见屯田规模之大。刘备集团开始时在中原四处游击，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也就不可能组织屯田。在赤壁之战后进军益州成功，依靠成都平

原这一“天府之国”的供应，粮食问题不如曹魏、东吴那般突出。进占汉中地区后，与曹魏占据的关中地区接壤，为抗击曹魏的军队，蜀汉在汉中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汉中地区的粮食产量有限，无法充分供应军粮，而从益州调拨，要经长途跋涉蜀地连绵而陡峭的山岭，虽有利于防御作战，但也极大地妨碍了军粮的运输，所以蜀汉政权只能在汉中进行大规模的屯田，以就近供应军队。以后请葛亮出兵北伐，即使是汉中的粮食也很难运到前线，往往因粮食供应不上而放弃作战。诸葛亮最后一次进攻关中时，就在渭河流域进行屯田，以为长久之计，可惜刚刚开始不久请葛亮就病死了。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蜀汉似乎只有军屯，其具体的制度也语焉不详。军屯的地区除了汉中之外，在南部及东部边境也有，可见蜀汉的屯田也是以边防为主的。

屯田制度是针对战乱时期的社会环境而采取的措施。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战事日趋平缓，社会状况逐渐恢复正常，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这一制度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地方豪强利用其权势地位巧取豪夺，侵占国有土地，把屯田客压抑为自己的部曲、附从，和国家争夺劳动力。屯田制对于农民的剥削是极其严重的，分成租制有利于国家而不利于农民，农民辛辛苦苦的收获大半落人了封建国家的仓库，自己仅留下勉强可以糊口的一点粮食。农民对于土地毫无权利可言，农业生产积极性日趋下降。尤其是农民丧失了人身的自由，除了要为国家耕种士地生产粮食外，还要为国家服各种劳役、兵役，社会地位极为低下。

在战乱频繁的社会背景下，为了避免“转死于沟壑”，农民对此尚能忍受，但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下，农民再也不愿忍受强制性的军事编制和沉重的赋役剥削。尤其是魏明帝曹睿死后，曹爽参与朝政，整个统治集团日趋骄奢，权贵官僚将屯田土地占为己有，屯田的收人装人自己的仓库，直接威胁到屯田制的存在。

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死曹爽，独揽大权，为了达到篡夺政权、笼络士族阶层的目的，经常公然将屯田及屯田客、耕牛赐给士族豪强，并放任祖护士族豪强侵占屯田的行为，屯田制遭到了由上而下的破坏。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些专职劝课农桑的屯田官、军官不再像过去那样老老实实地把屯田客上缴的粮食送入国家仓库，而是开始将粮食投入市场牟利，或者利用屯田军事编制的优势，调用下属的屯田客及将吏为自己经营商业。

对于屯田客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原来使用官牛的是四六分成，使用私牛的是五五分成，到了曹魏末年，使用官牛的已是二八分成，使用私牛的也要三七分成。这样沉重的剥削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几乎降到了零。屯田制开始的时候，屯田的亩产高达十几斛，到了曹魏末年，屯田的亩产降到了数斛而已，有的甚至还不足以抵偿谷种。

为了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曹魏统治者曾试图把一些官府的奴婢补充到屯田机构，试图用提高奴婢身份的办法来提高屯田的生产率，可是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屯田制度到了曹魏末年已是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既没有办法招诱到足够的农民来补充逃亡的屯田客，也不能从现有的屯田客身上剥削到更多的财富，这个曾经给曹魏政权带来巨大利益的制度已变得无利可图。

264年，已经执掌了曹魏朝政的司马炎宣布“罢屯田”，省罢各级屯田官员，现任的屯田官、典农官都转为郡守、县令等正常的行政长官。西晋代魏后的266年，司马炎又再次下令罢农官。曹魏屯田制度最具特色的民屯制度就此瓦解。

至280年西晋渡江灭吴后，屯田的军事意义也已过时，于是司马炎就在这一年宣布实行“占田法”，把原来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自己土地的屯田客都编为国家正常的平民户口，农奴性质的屯田客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允许每个农民男子可占田70亩，女子可占田30亩。政府督课每个男子耕种50亩土地，交4斛田租，每户缴纳调绢3匹、调绵3斤。

实际上农民的占田数量政府并不能保证，政府只是以理论上的那50亩“课田”来确定每人所必须缴纳的田租、户调，另外又规定各级贵族官僚按照官品等级占田的限额占有“荫客”的数量。这样一来屯田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历代都主张以农立国，古人所说的“食者，万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民以食为天”都是说的这个道理。在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背景下，农业生产往往成为社会政治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从曹氏集团的兴起与屯田制度的紧密联系来分析，两者可以说是互为因果、不可分割。组织流亡的农民及军队土兵耕种国有荒地这一措施，恢复了当时调敝已极的农业生产，增加了政府的收人，解决了一部分农民及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这对于社会的稳定有积极的意义。

曹氏统治集团正是把握了“食”这一社会的矛盾焦点，采取了这种应急的强制性措施，才得以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率先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粮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曹氏集团利用屯田制度掌握了丰富的粮食资源，使得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得以在逐鹿中原的战争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然而如上所述，屯田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应急措施，它根本就不是解决土地间题的好药方。当成乱过去，原有的被战乱掩盖的各种矛盾就会迅速尖锐化，农民的土地问题又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于官便，于民不便”的屯田制理所当然地就被统治者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