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谈-西汉可以没有汉武帝，但是不能没有司马迁

汉武帝登基之后，对外派遣霍去病等大将出击匈奴，扫除匈奴的威胁，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与西域各国的交流，并征服了西南部的少数民族。

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尊崇儒术等政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汉武帝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司马迁又为中国做出了怎么样的贡献，让后世发出：“西汉可以没有汉武帝，但是不能没有司马迁”的感慨呢？

四处游历，名留千代

司马迁出生在西汉的一个小康家庭之中，其祖父在汉文帝发布的栗米受爵政策的影响下，选择用四千是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以此免除徭役。

司马迁的父亲曾担任太史令一职，在文学上有极高的成就，受父亲的影响司马迁也非常喜欢读书。

司马迁的父亲非常向往外出游历的生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未付出实际行动，其希望司马迁能够完成自己的心愿。

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加冠之礼完成后，司马迁就踏上了游历天下的道路。司马迁曾先后前往众多地方，搜集了众多古事以及旧闻。

38岁的司马迁接替父亲担任太史令一职，在大一统思想的感召之下，汉武帝时期的众人多想为国家建功立业，司马迁也不例外。

当时司马迁想要将把史学工作做好，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仅能够给臣子带来更多的机遇，也会给臣子带来很多考验。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遭受宫刑，对于一个男子而言，宫刑是极大的屈辱。

众人皆以为司马迁意志消沉，从此远离世事，然而司马迁却选择忍辱负重，继续史学研究，并留下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着眼军事，兵学文化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曾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

司马迁的众多思想也均蕴含在这部作品之中，《史记》之中有大量有关于军事和战争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对战争的评价，为后人学习兵法，学会打仗留下了极为生动的教材。

西汉时期崇尚儒家思想，崇尚和平，反对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司马迁选择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军事斗争给予高度评价。

马迁对于军事以及战争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司马迁认为和平的基础是战争。

想要取得和平，需要率先发动战争，虽然大部分民众都不希望进行战争，并呼吁世人应该反对战争，但是依然存在想要通过战争的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好战分子。

只有通过战争，将他们消灭，人民才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第二个方面正义战争是值得肯定与赞扬的。

在西汉的时候，司马迁就曾认识到了战争分为正义战争以及不义战争，其肯定了历史上与黄帝大战蚩尤情况相同的战争，并给予这些战争以较高评价。

第三个方面对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军事不重要的思想以批驳。

司马迁认为儒家思想根本不懂得战争的重要性，只是一味的强调和平，并不了解对于世界上的某些人而言，对他们进行思想教化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最快捷的办法就是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其中包括采取军事行动，司马迁曾用“不权轻重，猥云德化”来说明儒家思想不懂轻重缓急，只知军事行动是暴乱，当然司马迁并非支持战争，其也知道以暴制暴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但是如遇到情况较为危急的时候，以暴制暴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暴乱。

第四个方面是天下不能废除以军事力量讨伐暴力的活动。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有儒家学者建议已经以游说以及道德感化的方式取得天下，这样的思想在司马迁看来是完全错误的。

在司马迁看来，军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异常重要，如同国家法律一般，即便是在如今，我们对待暴力活动，也是先采取道德感化，若感化无法解决，则会使用以暴制暴的方式。

第五个方面司马迁对正义战争以及不义战争均做出了解释。

正义战争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战争，不义战争则是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战争。

在司马迁看来，正义战争必然会胜利，比如废除商纣王，因为正义战争符合人民的愿望，这一点与儒家思想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不谋而合。

民族精神，爱国精神

如果说汉武帝在政治上实行了大一统的话，那么司马迁就是在思想上实现了大一统，向人民传递了民族精神以及爱国精神。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就有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团结思想，司马迁也非常认同这种思想。

而司马迁在“大一统”思想方面的创新是其提出了黄帝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祖先。

中国人民对于家族十分在意，其提出众人皆是是黄帝的子孙之后，中华儿女维护国家的观念逐渐增强。

司马迁在本纪中第一个记述的帝王就是黄帝，随后记载了颛顼、帝喾、尧、舜四帝，此帝的都是黄帝的子孙，因此中原地区的百姓都是黄帝的子孙。

为了证明中华民族皆是黄帝的子孙，其还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的祖先全部归结为黄帝。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记述了自先秦以来国家以及民族的统一过程。

在记述统一过程的时候，其主要记述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突出人才。这些人才多是具有热爱国家、积极进取的精神。

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肯定其统一中原的历史性贡献，当然对于秦始皇的暴政也给予一定的批评，随后对秦始皇做出评价，认为其功大于过。

《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肯定了项羽在推翻秦始皇政权中做出的贡献，其在巨鹿之战中与秦军的精良部队作战时，丝毫没有半分退缩，为黎明百姓而战，破釜沉舟，虽敌众我寡，但凭借着不服输的精神最终取得了胜利。

项羽一生为国为民，值得众人敬佩。

除了君王之外，司马迁还在史记之中记载了众多爱国爱民，锐意进取，具有民族精神历史人物，其在世家中记载了陈涉带领民众起义一事，虽终于未取得胜利，但是陈涉作为一介农民能够拥有反抗的精神已经非常难得。

廉颇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而放弃自身偏见，是对爱国精神最好的诠释。

引领文学，启迪后世

在文学方面，司马迁对后世的影响亦极为深远。《史记》的出现打开了中国文学新大门，语言以及情节成为文学创作过程中最为基本的元素，阅读《史记》的时候既能够从中感受传统古代文学在句式以及音韵方面的追求，也能够感受到司马迁在语言方面的创造。

司马迁在写周昌口吃的时候，曾这样写道：“期期不可”。

并未直接将周昌口吃一事言之于口，而是通过文学的创造给人以更为直观的感受。

《史记》多写历史人物，虽然其中并没有太过华丽的语言，但是其中表现人物心理刻画、夸张修辞、讽刺艺术可谓是应有尽有。

司马迁还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先驱。

在司马迁之前，中国的文史哲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如今我们经常听到文史哲不分家，其实在司马迁之前它们三者真的不分家。

然而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并未跟随当时其他各家学说，而是自成一家，在《史记》之中既有理论，也有一定的主张。

司马迁的文学理论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是要注意文学以及学术之间的界限。

其次是重视文学家以及文学创作，司马迁非常关注文学家，并选择为他们立传。

再次强调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讽刺作用。

本身文学作品就具有一定的讽刺作用，但是过去人们只关注到了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而忽视了讽刺作用，讽刺作用主要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

屈原以及司马相如的作品中多含有讽刺意味，司马迁肯定了他们作品中的讽刺意味。

最后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容应该与作家的思想相一致，内容与形式也应该实现统一，并关注其中的语言美。

司马迁对中国的贡献并不仅限于以上三个方面，其对于训诂学、历史档案学等方面都具有重大贡献，若没有司马迁，我们根本无法了解先秦时期的思想，因此西汉可以没有汉武帝，但是不能没有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