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就是叔孙通,有人称他是“专门以阿谀奉承博富贵”的儒生败类,更多人却尊其为“汉家儒宗”。 叔孙通是鲁地薛县人。春秋战国以来,鲁国身为周王室的直系封国,有着“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的说法;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被视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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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就是叔孙通,有人称他是“专门以阿谀奉承博富贵”的儒生败类,更多人却尊其为“汉家儒宗”。
叔孙通是鲁地薛县人。春秋战国以来,鲁国身为周王室的直系封国,有着“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的说法;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被视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因此,儒生,也就成了鲁国的最大“特产”之一。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在鲁地召集了70多个特别突出的大儒,将他们任命为“博士”,此外还有为数不详的儒生,这些人的任务是参与政事、负责为朝廷出谋划策,叔孙通就位列其中,不过最初他还不是博士。
从史书记载来看,秦朝廷经常就大事进行君臣集议,比如议帝号、议封建、议刻石颂功德、议封禅等等。参与的人员,除了皇帝、宰相、大员之外,主要就是这些博士、儒生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秦朝的“坑儒”并非排挤儒生,其中央权力架构也不是后世传言的高度专制。
不过,开会讨论固然是个好形式,但如果负责拍板的领导有私心,结果极有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谎言战胜真话。
秦二世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大泽乡起义爆发后,陈胜的军队规模如同滚雪球般快速扩大,很快多达数十万,消息传来,关中为之震动。按照老规矩,秦二世召集诸位博士、儒生,和颜悦色地问道:“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
这些大儒的反应很有意思,他们几乎异口同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原陛下急发兵击之”。
其实这种反应才是真实的儒家,毕竟这一群体的诞生,就是为了服务于君权。但对于这种真话,秦二世听了却勃然变色,为啥呢?这些年,他自认为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在自己的威严下,怎么可能有人胆敢造反?如果承认这种情况,岂不等同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人群中的叔孙通注意到了秦二世的脸色,他迅速心领神会、走上前说道:“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
这一番说辞,让秦二世眉开眼笑。接下来,凡是说老百姓造反的,一律被交给官吏治罪;说是盗贼行窃的,都被免掉职务;只有带头睁眼说瞎话的叔孙通得到了奖赏,被赐以二十匹帛、一套做工考究的服装,并且还被授予了博士职位。
待到众人退朝回到住处后,众人都责备叔孙通:“先生何言之谀也?”但他却惊魂未定地说:“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他随即找机会逃出咸阳、溜回了薛县。
叔孙通
由此可见,叔孙通公然指鹿为马、大拍马屁,纯粹为了讨秦二世的欢心,好让自己免过一劫。但戏剧的是,他大幅度地淡化大泽乡起义的严重程度,却也在无意中帮助了山东起义军一个大忙,从客观上来说,秦朝的灭亡,有他一份功劳。
在逃回老家后,叔孙通先后跟随项梁、楚怀王熊心、项羽,由于他精于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哪都混得风生水起。
汉二年(前205年),刘邦攻下彭城,叔孙通自然是望风而降。据说,由于刘邦向来讨厌儒生,叔孙通连忙脱下穿了十数年的儒装,换上了一套按照楚地风格裁制的短袄。通过这种一贯的投机手段,叔孙通很快在汉营站住了脚跟。并且,由于经常为刘邦举荐些鸡鸣狗盗、但却骁勇异常的猛男,叔孙通被任命为博士、封号稷嗣君。
然而,叔孙通最为得意的杰作,就是帮助登上皇帝宝座的刘邦设计了一套系统的仪礼制度。正是这一看似溜须拍马的举动,让他获得了“汉家儒宗”的尊贵地位。
在当初的反秦过程中,刘邦与秦朝反其道而行之,废除了那些严苛的礼仪制度;加上他的功臣集团大多是出身草根的布衣,不懂得什么人伦礼仪,因此,整个汉营的领导层洋溢着一股“大老粗”的气质,与贵族项羽集团截然相反。
刘邦
然而,随着天下平定、这群人转身入朝为官时,不懂规矩、没大没小的弊端就出来了,史称“高帝患之”。不是刘邦的性格变了,而是他的身份今时不同往日:若非形势需要、不得不礼贤下士,哪个领导不喜欢被人尊敬的感觉?
这个时候,叔孙通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像当初敏锐察觉出秦二世的不满一样,他很快领会到刘邦的焦虑,随即主动请缨:“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在得到刘邦的首肯后,叔孙通跑到鲁地召集了30多个知名一时的儒生。有意思的是,有两个儒生不愿意掺和这事,并且对他大加痛斥:“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
叔孙通不仅不生气,反而笑着说:“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虽然有小插曲,但叔孙通还是把事办成了。对于制定汉朝礼仪,他的原则是“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即:根据时代和人情的变化,来节制人们言行的一种方式。按照这一宗旨,他采取了“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的方案,说白了就是一锅大杂烩,但却很好地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吻合了新王朝的需求。
汉七年(前200年),随着长乐宫的建成,刘邦召集权贵重臣举办了岁首大典,首次施行了叔孙通所编排的礼仪制度。史书记载,这次庆典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敢大声说话、行动失当的人,原本那些不知规矩的功臣们一个个被束缚得老老实实。刘邦终于体验到了当初秦始皇的感觉:“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
立下大功的叔孙通被封太常、获赐黄金五百斤。不过他也挺仗义,不仅帮助那些跟随自己的儒生们当上了郎官,还把自己的五百斤黄金全部分给他们。这么一来,几乎没人说叔孙通的坏话,转而称赞他是个“知当世之要务”的大圣人。
身在秦汉之交的乱世,以溜须拍马崭露头角、并最终身居高位,叔孙通在史书中获得的评价是积极的:“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有意思的是,他与“鲁两生”的故事成了后世一些文学作品的题材来源。其中一部分作者跟叔孙通一样,嘲笑鲁两生不识时务;但另一部分则赞颂鲁两生秉承操守、恪守儒家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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