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虽为曹操心腹但并不认同其代汉之举，故最终送命- 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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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荀彧虽为曹操心腹但并不认同其代汉之举，故最终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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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虽为曹操心腹但并不认同其代汉之举，故最终送命简介 文章

面对信仰与现实的冲突，当时的士大夫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以曹营为例，这里的文官集团也因此分为了两派：以董昭为代表的群体死心塌地追随曹操，并且真心拥护曹氏取代刘氏、推动新的王朝代替日暮西山的汉朝；而以荀彧为代表的群体则与其完全相反，他们主张维持君臣之礼、为东汉政权续命。这些人之所以为曹操效力，主要原因有二：曹操有实力匡扶汉室，在当时是东汉朝廷的合法丞相。

荀彧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政治选择，跟他的家族背景、自小得到的教育有关。

“汉经学、晋清谈”，两汉四百年的兴盛，让得到历任帝王尊奉的儒学获得了蓬勃发展，并且逐渐成为王朝各阶层所信奉的正统思想，从而也产生了大量精通儒学的世家大族，最为出名的自然是“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而颍川的荀彧家族同样不可小觑。

荀彧的祖父荀淑，在汉顺帝、汉恒帝时期“知名当世”，是那时的一代名士；而他的八个儿子——也就是荀彧的叔父一辈，则个个出类拔萃，被人们称为“八龙”。其中，荀彧的叔父荀爽曾经担任朝廷的司空（三公之一）。

出身在这样的传统儒学世家，荀彧形成了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立场，其实不难猜测；在其年少时，名士何颙即断定他为“王佐才也”，可以理解为一名具备正统正统忠君思想、立志于匡扶社稷的理想人格士大夫。

荀彧

东汉乱世到来后，荀彧、郭嘉、戏志才等颍川才子都选择了为当时实力较弱的曹操服务；并且，荀、郭甚至主动舍弃了四世三公背景的袁绍。究其原因，固然有被曹操的潜力吸引的因素，相信也跟当时的曹操对待汉室一向恭敬、顺从的态度有关。

被曹操视为“吾之子房”的荀彧，具备宏大的政治格局、出色的危机处理能力，在曹操势力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以下两次关键事件就可见一斑：

第一次，曹操于兴平元年（194年）讨伐陶谦，张邈、陈宫趁机策划拥立吕布为主。一时间，兖州震动，众多郡县响应吕布，仍听命与曹操的城邑屈指可数。生死存亡之际，荀彧挺身而出、稳定了鄄城，为曹操回军争取了时间。此后，荀彧还一力劝阻曹操占据徐州、改由对吕布穷追猛打，最终消灭了这一强敌。

第二次，在官渡之战爆发前，面对敌强我弱的大势，荀彧系统性地分析了双方的综合实力，并提出了曹操在“度”、“谋”、“武”、“德”四方面远胜于袁绍的论断，无异于为当时继续鼓励的曹操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随后双方相持、形势陷入困境时，荀彧以楚汉战争为例，及时打消了曹操退兵的念头，从而取得了官渡之战这一决定天下格局的关键战役。

凭借这些硬实力，荀彧获得了曹操的绝对信任。建安元年（196年）迎奉汉献帝后，荀彧被任命为朝廷侍中、守尚书令。此后每当曹操外出领军时，稳定后方、运筹帷幄的责任就压在了荀彧的肩上；同时，根据他的推荐，戏志才、郭嘉这两位一流谋士先后进入曹营。

曹操

由此可见，那时的荀彧实际上已成了曹操的心腹、协助其维系着中央政府。但在实际上，他却并不是曹操的家臣，主要有以下证据：

其一，建安元年（196年），在劝说曹操迎接汉献帝时，荀彧说的那番话等同于宣告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昔汉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医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在他看来，曹操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都体现出了匡扶天子的崇高节操；此时迎接汉献帝，更是吻合民心、彰显雄才、体现仁德的英明之举。

其二，曹操曾推荐荀彧担任三公，但却遭到了多达十余次的坚决退让；后来荀彧临死前，刻意烧掉了自己从政期间拟定的那些计策文献，等同于放弃了进一步青史留名的机会。这都体现出，荀彧具备淡泊名利的高尚人格，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儒家士大夫。

但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一定有着内在的驱动力，荀彧不追求个人名利，那就说明他有其他更高级的诉求。难道是为了充当曹操的“孺子牛”吗？显然不是，而是为了自己认同的朝廷。他在曹操想称魏公时给出的表现，明确点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

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人认为曹操应进爵为国公，并加九锡之礼。从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期间的一系列先例来看，这一动作等同于迈向帝王之位的必经程序。因此，荀彧敏锐地察觉出曹操的企图，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如“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他认为曹操起兵的目的就是为了匡扶朝政、平定天下而已，应该心怀忠贞诚意、保持谦逊；“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赞赏一位君子，没必要用国公、九锡这种肤浅的虚礼。

荀彧

荀彧的这些说辞，看似是在给曹操“戴高帽”，实际上反映了自己一贯秉有的儒家传统道德标准；他与曹操长期共事，但并不能阻止对方随着权利的扩大地位的提升、逐渐由一位曾经的国之栋梁变成试图谋国窃位的逆臣。面对个人信仰的困境，荀彧选择了直抒胸臆、真实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代价也很惨烈：被踢出权力中心，走向死亡。

对于荀彧之死，《三国志》记载是“以忧薨”；而《后汉书》则选择了裴松之注引中的说法：荀彧收到曹操馈赠的食物，打开容器后却发现空无一物，于是“饮药而卒”。

一位道德高尚、才华出众、功勋卓著的顶级人才，就因为在乱世中坚守自己的理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迎来了悲剧性的结局。而在他死后的下一年，曹操就如愿成了魏公，汉朝的实际覆灭迎来了倒计时。

因此，与其说荀彧背叛了曹操，不如说两个曾经志同道合的合伙人为了不同的诉求而分道扬镳。